研究综述: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

现有的街头官僚的理论研究主要都是围绕政策执行和自由裁量权这两个主题展开的,而作为街头官僚基本特征的自由裁量权是研究的重点。对它的现有研究由主要围绕自由裁量权的验证、影响因素和控制,主要关注其中的组织特性、客户特征、个体决策者的属性。现有的这些研究只是获取了关于自由裁量权的性质及其基本的因果联系的混合并且有限的认识,更多的包括因素研究,而并非过程研究,因而没有完整的呈现出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形成这一核心问题。国内的街头官僚研究以行政执法为主,这同以政策和服务提供的有效性为主要目标的西方街头官僚研究有根本的区别,更没有同西方理论形成对话。     

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传统解释与领导模型

在行政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官僚制理论、政策执行理论、专业化途径、政治与行政互动理论等在解释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及其相对应的责任时存在相当的限度。本文运用领导理论分析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及其责任,构建了一个街头领导模型,认为：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可以分为两个维度,即过程型自由裁量和结果型自由裁量;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有四种不同的情况。     

关于街头官僚理论研究的文献综述

在当代社会管理的公共服务向度中,政策的内体制系统生成到体制外作用实效的发挥与反馈,存在着一个操作的临界面,基于这种窗口层的空间结构的研究,是街头官僚理论的论述附归。而作为街头官僚核心因子的自由裁量权,其控制约束机制以及行动逻辑则是自20世纪80年代李普斯基开创街头官僚理论以来学者们讨论研究的聚焦点所在。本文试图对研究街头官僚的现有文献作一理论上的综述,从而为以后推进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奠定基础。     

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规范化行使的伦理路径解读

街头官僚理论是近些年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一个前沿领域,它关注的焦点是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及其政策制定能力。我国基层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大体可以纳入“街头官僚”的范畴,他们在自由裁量权行使过程中出现错位现象,并由此产生负效应。行政伦理发挥着“隐形制度”的约软束功能,是行政主体自由裁量权的依托。从行政伦理学的维度剖析基层执法类公务员在自由裁量权行使过程中的价值负载,寻找自由裁量权规范化行使的伦理路径,是铺就政府与公众和谐之路的新视角。     

制度环境、自由裁量权与中国社会政策执行

西方经典理论认为街头官僚拥有自由裁量权,能够进行“政策再制定”。他们通常基于规避执行风险或降低自身工作压力来运用自由裁量权,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角色。然而在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街头官僚对自由裁量权的使用受制于国家政治导向、政策执行制度环境、地方官员的利益等外在条件,个人追求私利的考虑则相对影响较小。在这些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下,街头官僚只获得了象征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的行动很难产生“政策再制定”的效果。通过展示影响中国街头官僚使用自由裁量权的政治逻辑,对于理解我国社会政策执行困难具有启示意义。     

公共行政中的街头官僚理论

街头官僚作为最前线的政府工作人员,因其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而持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能力。街头官僚的这种特征早就被社会学家及其他研究者所关注,但"街头官僚"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的正式建立,则要归功于李普斯基。此后,街头官僚理论在摩尔等人那里得到部分修正和继续发展。在新的街头官僚理论中,信息革命似乎解决了传统街头官僚所面临的难题,但同时带来了新的滥用职权的可能。其中,官僚体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街头官僚的控制问题,这同时也是公共行政管理中的一个普遍性难题。     

公共行政中的街头官僚理论

街头官僚作为最前线的政府工作人员，因其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而持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能力。街头官僚的这种特征早就被社会学家及其他研究者所关注，但“街头官僚”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的正式建立，则要归功于李普斯基。此后，街头官僚理论在摩尔等人那里得到部分修正和继续发展。在新的街头官僚理论中，信息革命似乎解决了传统街头官僚所面临的难题，但同时带来了新的滥用职权的可能。其中，官僚体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街头官僚的控制问题，这同时也是公共行政管理中的一个普遍性难题。     

我国街头官僚行政自由裁量权解析

针对当前我国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行使存在着滥用、行使不当、效率低下等问题,分析了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制度、法律的不完善,激励不足,内部管理松懈等客观客观因素,以及街头官僚自身公共服务意识不强、受传统思想的影响等主观因素。并据此,提出了避免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当的措施：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及激励措施,消除“官本位”思想,提高公共服务动机等。     

村委会农地流转政策的执行逻辑及其规制——基于街头官僚视角

官僚政策执行理论与自由裁量权问题是街头官僚理论研究的核心。村委会作为国家政策输入到农村的重要载体,对农地流转政策的有效执行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村委会所具有的类街头官僚特征,以及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多重角色冲突,使其表现出特殊的政策执行逻辑,即利己性选择。利己性选择凸显了村委会的私益偏向,阻碍了农地有效流转并严重影响着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政治整合力。实现对村委会政策执行中的权力规制,需要从权力与权利关系层面建构起国家、村民和村委会三者之间的平衡性制度安排。     

街头官僚理论视域下我国窗口执政治理现代化

街头官僚理论已经在国内外被广泛使用和研究,但这一理论不是1977年才出现的,而是出现在1969年.街头理论研究,在国外主要沿着三个主线展开,在国内呈现出两个阶段性.窗口期已经从医学领域扩展到公共政策研究中,而针对窗口执政治理,可以建立一个窗口政务函数理论,来对窗口执政能力进行量化评估,有助于实现窗口执政治理的现代化.在政策或改革窗口期工作的窗口公务员,更容易滋生谬误性执政.克服谬误性执政,需要从优化工作环境、完善激励制度和强化权力制约机制等方面去努力.同时,规制窗口期公务员的自由裁量权也要从完善相关法律、加强责任控制和提高行政素质等方面去努力.     

当代日本基层官僚的行为模式探微

以当代日本基层官僚为研究对象,从日本官僚制融合性、残缺性、引进性的特点着手,采用历史分析方法,建构具体行为模式下基层官僚和组织关系的模型,提出＂预警行政＂的新行政概念。在探析日本基层官僚的行为模式框架、运作逻辑、具体处理方略及存在的困境等基础上,得出日本基层官僚的特色行为模式,并从三个方面提出要加强中国一线公务员制度建设。     

国内外素质和素质模型研究述评

素质和素质模型是当代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其兴起时间不长.在理论和实践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成熟和完善.近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努力探索使得素质和素质模型的概念正在不断深化与健全.     

士会适应性研究述评

社会适应性作为个体对周围环境主动进行认识、适应与改造的能力,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国内外的有关社会适应性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社会适应性的概念及其结构、社会适应理论模式与测量研究、不同群体的社会适应现状及其干预等方面。未来的社会适应性研究应加强理论探讨以丰富社会适应理论体系,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研究手段和方法的整合．在测量工具上立足本土文化。     

关于韦伯的科层制理论

科层制理论是马克斯.韦伯创立的。他对科层组织形式和发展的精辟分析,使科层制理论成为西方颇有影响的社会学理论之一。科层制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标志,韦伯对科层制推崇备至,认为它是迄今为止最高效、最合理的管理形式,具有非人格化的理性特征。同时,韦伯也洞察到了科层制的弊端。客观、全面地了解科层制的基本内涵、结构特征及它的优缺点,有助于我们科学地把握韦伯的科层制理论,对于分析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加快民主化进程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街头官僚在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及矫正

街头官僚理论是近些年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一个前沿领域。处于公共政策执行末梢环节的广大街头官僚生存于公共政策执行资源稀缺和公共服务弹性需求的夹缝之中,出现绩效目标异化,表现出典型的行动逻辑——激励不足、规则依赖、投机行为和一线弃权,在公共利益权威分配的过程中产生执行偏差。矫正街头官僚政策执行偏差的主体路径包括3个方面：（1）政策执行机构（街头官僚机构）的内部改革;（2）政策执行直接主体（街头官僚）的自我优化;（3）政策执行间接主体（目标团体）的问责监督。     

公共协商视阈中的公共治理运作机制研究

自公共治理理论提出以来,公共行政学界对于"什么是治理"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分歧。因为学界无法在"什么是治理"这一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进一步导致了对"如何进行治理或治理是如何被组织起来"在制度层面的研究更少,如果不解决治理本身如何进行运作这个问题,那么治理只能停留在设想甚至是理论层面。根据哈贝马斯的协商理论,可以认为公共治理本质是一种交往行为,因此,公共治理的各主体应以公共协商为基础,增进理解、达成共识,建立起一种公共治理的网络式合作机制,以达到公共治理的目标。     

从促就业的政策到保就业率的对策——对高校毕业生“被就业”现象的分析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具有目标的低冲突性和手段的高模糊性特征,属于试验性执行,街道层执行者的权力和资源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高校是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街道层执行者,他们从政府授权中获得了自由裁量空间并受制于上级部门的规则。但由于现实资源的稀缺,高校实际的就业促进行为可能会超出其自由裁量界限,而规则对这种行为的控制力非常有限。     

国外文化强国评估指标的研究现状及启示

文章以国外专家学者关于文化强国评估指标的研究文献作为基础,对当前国外文化强国评估指标的研究趋势、指标构建方法、理论基础、指标选择标准及指标体系维度构建等方面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对其进行了简要评论。在此基础上指出,国外文化强国评估指标研究的丰硕成果及存在的问题值得国内相关专家学者加以借鉴,取其长,避其短。     

论实质正义优先之下的外国法查明问题

冲突正义和实质正义是国际法理论的传统命题,冲突正义解决了选择最合适的外国法的问题,但是如何查找和适用外国法,却无法从冲突正义的框架和逻辑中寻求解决。内国法官对于查明外国法的消极和被动,是外国法查明问题的困境。对内国法官直接适用内国法的否定依据主要来自于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忽视。但问题在于,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司法正义的一方面,公正的裁判结论是最终性的。实质正义优先正在成为国际私法理论的趋势,全球化推动了国际民商事法律共同理论的形成,这一意义上,内国法官由于时效和成本的考虑,选择适用内国法,只要最终的裁判结论是合于司法正义的,就不应受到责难。但是外国法查明仍然是国际私法最为重要的任务,因此采用内国法官裁量适用外国法为主、立法限制适用内国法为辅的规制范式,可能更为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