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与长期经济增长

运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消费与储蓄理论,分析了导致中国近年来居民消费行为变动的因素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据此提出刺激居民消费持续增长的对策.     

浅谈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自 97年中国发生通货紧缩以来 ,国家通过各种手段来拉动经济增长 ,本文从分析居民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入手 ,提出了刺激消费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对策。     

财政支出不断增长的长期经济效应分析

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财政收支变量，分析了财政支出不断增长对充分就业增长率，均衡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指出短期内财政支出不断增长以缓解经济危机，促进充分就业的条件；同时说明了长期和均衡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财政支出不断增长，最终将降低经济的增长能力。     

城市化、固定资产投资与拉美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

城市化和固定资产投资不仅是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的两大主要因素,也是考察和分析拉美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变量。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增加,并主要通过带动服务业的发展、私人消费的增长来促进经济增长。1990—2012年,城市人口的增加是带动GDP增长的主要因素,大部分拉美国家的城市人口每增加1%,能够带动GDP增长1%以上。但是,城市人口的增加不足以实现较高的GDP增长率,2013—2020年,要实现5%的年均GDP增长率,绝大部分拉美国家需要10%以上的年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包含制度因素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

在将制度内生化到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探讨制度对经济系统的均衡点以及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从数理模型的角度证明了阿斯莫格鲁(acemoglu)通过实证研究而得出的"制度是至关重要(Institution Matters)"的命题.模型的结论为:经济增长不能通过提高储蓄率,提高资本的投入等简单的手段来实现.一国的经济是否增长、增长的快慢其实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而数理模型的建立为制度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依据.     

储蓄、利息税与经济增长分析

税收通过促进储蓄和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产生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降低消费税和对个人利息收入征收所得税都会不同程度地刺激经济发展.现阶段,中国经济的低速增长和居民储蓄的居高不下,以及传统经济结构的局限性,促成了利息税的开征.     

正确认识储蓄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本文根据１９８８—１９９７年间我国的经济运行历程,从规范分析和实证研究结合的角度,说明储蓄并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反而会抑制市场需求,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因而,不应该片面强调和夸大储蓄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笔者认为治理通货膨胀的根本手段并不在于鼓励和增加储蓄,相反,却在于控制没有实物保证的投资基金、消费基金和储蓄的过快增长     

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人口因素:武汉的经验

人口控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大,但并不意味着高经济增长、低人口增长是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永恒模式。武汉市1950-2006年的经验表明,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人口、社会劳动力与GDP始终存在正向关系,而其他变量的影响并不必然为正。人口增长没有拖累经济增长。促就业、保增长可以采取更开放的人口政策。     

人口控制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综述

人口生育政策不是人口增长状况的唯一决定因素,人口增长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从生育政策到人口增长再到经济增长与发展存在复杂的传导机制.人口控制政策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大,但并不意味着"高经济增长、低人口增长"是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永恒模式.从经济学家关于危机和反危机的理论与一些国家的实践经验看,适当的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长期处于准繁荣状态,而持续低迷的人口增长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福音.     

我国制度变迁与县域经济增长分析

我国的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依据转轨时期国家制度变迁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可以把县域经济增长划分为三个时期:启动阶段、快速增长阶段和缓慢增长阶段。我国制度变迁与县域经济增长的历程表明,县域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正负效应决定着县域经济增长的快慢,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变迁是以中央政府为供给主体的产权制度、财税金融制度的变迁。为此,要在顺应国家制度变迁的前提下,主动进行以县级政府为主体的制度创新,进一步降低县域经济增长的交易成本,形成有效激励机制的制度安排,加快县域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本策略选择

本文通过对资本及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分析, 提出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资本策略选择应从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两个层面考虑, 根据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情况来做资本策略的选择。     

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本策略选择

本文通过对资本及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分析, 提出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资本策略选择应从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两个层面考虑, 根据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情况来做资本策略的选择。     

中国经济增长均衡与非均衡的转换机制——基于Markov机制转换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通过使用三状态三阶滞后的Markov机制转换自回归模型,笔者分析了1991年第1季度到2010年第1季度我国季度GDP增长的非线性特征,以及不同状态之间的转换机制问题。研究发现:1991年第1季度到2010年第1季度的中国季度GDP增长可以分为低增长状态、高增长状态和均衡增长状态三种情况;处于低增长状态和均衡增长状态的季度GDP增长率具有振荡收敛于其平均增长率的趋势,而处于高增长状态的季度GDP增长率具有振荡远离其平均增长率的趋势;低增长状态的平均持续期大约为46个季度,高增长状态的平均持续期为1个季度,均衡增长状态的平均持续期大约为3个季度。     

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基于ECM模型的分析

在“十一五”期间,如何将经济增长纳入科学发展观的轨道,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本文通过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的ECM模型分析,说明货币供应量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在保证货币供应量的前提下,经济增长既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又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客观上要求不断提高投资效益,改善投资结构。     

城市化、农民失地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从土地产权制度的视角分析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失地问题的根源以及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影响。笔者认为,理解土地产权制度是诠释中国农民失地问题的关键。不解决土地的产权问题,就无法解决土地的寻租与浪费问题,就无法充分补偿农民失地的利益损失;从长期来看,农民失地问题将加剧中国经济的不平衡性,不利于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延缓经济转轨的进程。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长机制

研究表明,跨国企业海外并购不是一项单纯的投资或融资活动,而是一项集投资、整合、生产、经营增殖于一体的系统工程。跨国企业并购前的进入战略选择机制、并购整合中的动态学习机制、并购后的价值创造机制,不仅对海外并购成败和公司绩效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来说,是一个成长学习过程。这种以微观企业条件作为分析工具的研究理路和方法,为推进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和发展壮大中国的跨国公司,提供理论借鉴和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