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岭南地区的贬流之人

贬流,指贬谪与流放。贬谪限于仕宦阶层,秦汉时已见端倪;流放则包括了所有阶层的人犯。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惩罚罪人的强制性手段,二者虽不尽相同,但性质类似,故人们往往将其相提并论。唐代为中国历史上贬流之人产生的高峰时期,而岭南,①则系唐代发遣贬流者的主要地区...     

释“庸态”

据《史记·屈原列传》,知《怀沙》为诗人绝笔。《怀沙》云: “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 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自汉·王逸《楚辞章句》以下,均失解。王逸云:“言邑里之犬群而吠者,怪非常之人而噪之也。以言俗人群聚毁贤智者,亦以其行度异,故群而谤之也。”又云:“庸,厮贱之人也。言众人所谤非杰异之士,斯庸夫恶态之人也。”后世治《楚辞》者多宗其说,无新阐发,实非。     

如何评价近代诗人金和

关于金和诗的评价,解放前就存在着分歧,誉之者赞为“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毁之者则视为“金亚匏之诗,本无足称,特能集前人之病弊,以成其丑怪,而益以谬戾乖张之气,其诗乃臭秽不可响尔。”贬得简直一钱不值。解放后,由于金和曾反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他的诗也就成了禁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马群同志发表了《略论金和的讽刺诗及其     

楚人尚乐散议

如果说,在先秦时代,楚国曾以其浓郁浪漫主义气息的音乐文化而闻名于时,那么,楚人对音乐的崇尚,则更非他国所企及.本文所论,权作引玉之砖.一楚人对音乐的崇尚,突出表现于楚国一些贤臣义士、乐师优人往往以歌赋等形式对国王进行干谒讽谏.这种寓谏于乐的方式所取得的效果,远非慷慨陈词或以死强谏所能及.楚乐人讽谏国君之事,尤以优孟歌谏楚     

“戊戌”与启蒙

一今年是戊戌维新九十周年,明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由于历史的反思,人们提出了对“五四”的再认识,在接近它的七十周年,大家已在讨论“五四精神与当代中国文化”;对“戊戌”也有个重新认识的问题.人们之所以如此关注这两个运动,并把它们联系起来研讨,不仅因为它们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在救亡与革新方面都曾有过激扬的旋律,更重要的是由于历史反思的深入,人们需要重新认识“戊戌”与“五四”启蒙的意义和价值. “戊戌”与“五四”前后相隔二十一年,它们有什么联系?大家知道,“戊戌”在思想文化上是     

清初钱、吴异同论辨

在明清之交诗坛上,两位大诗人钱谦益和吴伟业,“为海内所推,入国朝称两大家”。当时“钱吴并称”,大节出处相同,“皆以降臣而善歌诗”。后来遭遇则截然相反,褒吴贬钱,钱氏著作毁板禁行,而吴诗却受到乾隆皇帝赞赏,题诗曰:“梅村一卷足风流”,大臣们纷纷“恭和”。一斥一捧,影响两人诗歌流布,评价一边倒,也使对钱的研究成了文学史上的空白。笔者有感于此,评述钱吴异同,从降清、诗歌成就,地位和影响三个方面,比较研究,分析辨证,或许对明清之际文学发展和钱吴诗歌的历史价值有所禅益。     

“朱元璋文字狱说”的历史真伪与传播用意

朱元璋的历史评价褒贬不一,赞之者称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毁之者谓之屠夫皇帝,一生刻薄寡恩,杀人如麻.后世正史野传多言朱元璋文字狱血案累累,甚有添枝加叶、捏造事实之举,诸如表笺之祸中的徐一夔案、来复案等严重失真,违背史实.但我们不能由此怀疑“太祖文字狱说”的历史真实性与必然性,朱元璋性多猜忌,专权滥杀,明初文人多屈死其手是铁定事实,后世出于仇视帝王或影射时政需要,随意夸大、歪曲明初文字狱历史真相,则是别有用心.     

真德秀新论

真德秀是南宋后期声望颇高的理学家和大臣。自南宋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誉之者颁为“正学大宗”，为朱熹之后著名的理学家；贬之者则认为他名望虽高，但才能疏浅，没有多大的作为．是一个值得否定的历史人物。笔者认为，真德秀作为南来后期著名的历史人物，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不满权臣专权，主张对金、蒙采取强硬态度：任地方官期间，恪尽职守．取得了不少值得称道的政绩；他的许多泰章和著述言论对减轻人民的负担和革除“君心之非”有一定的监督诈用，对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真德秀的一生基本上是值得…     

中国小说审美特征的形成与发展

<正> 当前小说的形态,眼花缭乱,多元无序。誉者有之,毁者有之,忧虑不安者亦有之。从历史上考察一下中国小说的审美特征,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抑或有一定的意义。一个独立存在的事物,总有区别于它事物的本质特点,在进展过程中它总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着这种特点的。中国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也有区别于其它文学样式的审美特征,在历史进程中也是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着这种特征的。一、小说是虚拟社会生活具象感染人的俗文学,中国小说从“话本”起充分确立了它的审美特征鲁迅说:“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自娱,借     

五伦

墨子言兼爱而孟子斥为无父世虽或疑其辞之过甚而终以其说为不刊此由溺于小康以降之俗以为亲疏远近,出于理势之自然,无可变革,而不知其皆由于人群之组织也。世言人群之伦纪以为自然不可变革者,莫如五伦。其实无论诸子书,即儒书之言伦纪者,其说亦不一律五伦之名,特见于中庸,最为人所习熟,遂奉为不刊之典耳。经子言伦纪,全与中庸合者,惟吕览之十际。壹行:「先王所恶,无恶于不可知;不可知,则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际败矣十际皆败,乳莫大焉。凡人伦,以十际为安者也;释十际,则与麋鹿虎     

歌月元相配还是祭月元相配

在阴阳人相配上,有的古音学家主张歌月元相配,而有的则主张祭月元相配,令初学者不知何者为是何者为非,还是兼有道理,而对其为什么这样相配也尚不得要领,故本文从清代古音学家对祭部的处理入手试探其相配之迷.     

毁誉、是非与善善从长——《论语》总章四○二朱子注衍义

本文详析朱子对于《论语》总章四0二的注解,指出其间有未尽之意.倘若结合朱子在别处对于本章的讨论加以补述,对本章作一个有根柢有从来的推明,则可见:由于儒家因确知善恶而作出的当其实之是非,都是本诸知道理之当然,知是物之当然而然亦知其不当然而然说下来的,圣人“如有所誉”所彰显的善善从长之意,不但与“谁毁谁誉”所彰显的是是非非截然方正同为道理之直一发见,且作为元、仁发见之证验,于智端所括之是是非非更为在先.不本诸善善从长而论是非,则失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之实,鲜不为毁誉.     

黄世仲《辨康有为政见书》刍论

黄世仲的《辨康有为政见书》是清末最全面系统批驳康有为保皇思想,宣扬民族民主革命的文章.它明言康有为不可信,光绪帝不可保;斥"满汉一体"之非,论"排满革命"之是;号召人民奋起革命.《辨康有为政见书》与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相比,二者各有优长之处.《辨康有为政见书》挑战专制君权,鼓吹反清革命,对启迪人民觉悟,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招魂》管窥

《招魂》为屈原所作,抑为宋玉所作,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归屈原者,多引司马迁《史记》本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近时郭沫若、马茂元等少数学者主其说,惜论证尚嫌疏略。主归宋玉者,多承王逸《楚辞章句》的说法:“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散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返之     

佛教思想泛论

<正>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迄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行程中,佛教大体上经历了如下的几个阶段: 在汉代,佛教初来乍到,人地两生,它既对中国社会很不了解,中国社会对它也颇为陌生。人们把它同当时仍在流行的黄老之学相提并论,所谓“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便是这种情况的历史反映。而在更多的情况下,人们则把它看作是盛行于当时的方术的一种。所以,汉代佛教虽已开始有了佛经的翻译,但它却始终未能摆脱初传     

韩愈《原道》篇新证

《原道》篇赫然冠旧本《韩昌黎文集》之首,史上地位显著,毁誉参半。但不管是毁是誉,几乎一致认为它宣扬的是儒家孔孟之道。现在有些人看来,宣扬孔孟之道,就是罪状一桩;更有甚者,因文中有“民不交粟米麻丝……以事其上则诛”之语,便大加代挞,斥为“与民为仇”、“直与民贼无异”。但人们难以想象,一个思想如此“反动”的作家,居然创作出许多激起千古共鸣的艺术名篇!文学史上这一“矛盾”现象,将作如何解释?其实,“矛盾”的关键所在,是没有真正理解《原道》之“道”的本质。     

一蓑烟雨任平生——解读《前赤壁赋》

<前赤壁赋>是诗人心灵的歌,是心灵的律动,生活的体验,也是诗人特有情绪的宣泄.苏轼借"水、月、风"抒怀,以"宇宙的永恒与人生的无常"的三度对比和带有浓重的、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意识的话语,展示了作家的哲思--事物皆有变与不变的两重性,以其变者而观之,天地竟不能以一瞬,以其不变者而观之,物与我皆无穷也!以理性解说现实,达到了对人生困境的审美超越.     

论汉赋

<正> 两千多年来,人们对汉赋的评论分歧是很大的。毁之者如西汉的扬雄,视汉赋如同“童子雕虫篆刻”,因而誓曰:“壮夫不为”(《法言·吾子》)。誉之者如南朝的沈约则说:“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簿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宋书·谢灵运传论》)但对汉赋最推崇的莫如近代学者王国维,他视汉赋为汉代四百年文坛的总代表,并把它放在与唐诗、宋词、元曲并驾齐驱的地位。解放以后,人们对汉     

历史的合题——孔子研究方法论新探

孔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他承前启后,强烈地影响了中华两千多年的思想文化和精神风貌。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身后,其学说往往发生分裂和变异,人们对他的认识也很不一致。中国的孔子和德国的黑格尔就是这样。2500多年中,人们对孔子的评价有褒有贬,总的情况是,在古代褒多于贬,较长时期甚至处于“独尊”的地位;近代则贬多于褒,有时甚至被指责为“万恶之源”;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孔子?我认为在经历了长期的褒扬——肯定和近百年的贬弃——否定之后,现在是到了深入做合题文章——实行否定之否定的时候了。下面就此谈些个人浅见。     

历史的“五四”与文学史的“五四”

历史的神话往往是被历史的书写者有意或无意缔造的,人们一旦接受了神话化的历史,便不再对神话以外的书写感兴趣,对已浮出水面的新鲜史料也视而不见.被许许多多部文学史约定俗成书写出来的"五四",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五四".历史呈现出的多元复杂相貌的"五四",也许因为书写者习用非第一手资料,甚或因为意识形态化的缘故,在文学史中编排成了单色调的统一面孔.几乎任何一部文学史书写出来的"五四",都是出自同一模具的产物,近乎千部一面.尽管时至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但有关"五四"诸多历史的细枝末节仍被文学史遮蔽了,与之相关的许多人与事和因果的逻辑关系常常呈现出史料不足的简单,学术结论也往往显出缺乏实证的草率甚至武断.我们对真正读懂"五四"还有不小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