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矛盾及破解思路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同时也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和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但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存在几对矛盾,分别是政策制度改革落后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速度的矛盾,农业转移人口自身条件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的矛盾,城市接纳环境落后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矛盾。必须从政策、体制和机制等多方面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矛盾,促使农业转移人口完全市民化。     

推进福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经济学分析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和统筹城乡发展的影响下,福建省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从农业转移人口个人来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决策可以视为一种投资行为,其考虑迁移城市至市民化与否的经济动因是进行成本收益因素分析,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及收入收益、教育收益、医疗收益、文化收益。作为公共政府应该制定措施,降低市民化总成本,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要以强制性制度创新,构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体系。     

从社会资本视角探析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路径

2022年3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明确提出要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坚持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首要任务,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水平。本文通过社会资本三大维度——信任、社会网络、社会规范,探析社会资本促进第一代及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及市民化能力的作用机制,提出如何利用社会资本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议。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多重矛盾及其破解思路

本文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大规模、持续性非永久乡城迁移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重点研究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面临的多重矛盾：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能力之间的矛盾、地方政府城市化动力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分担之间的矛盾。据此,本文提出了深化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改革财税制度和政绩考核制度,建立吸纳农业转移人口激励机制;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提高地方政府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成本的负担能力等三方面破解思路。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有利于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缩小城乡差距,对实现"中国梦"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具有重大意义。在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的社会保障缺乏、融入城市困难、子女受教育矛盾突出、自身素质限制等困境,并提出相应对策。     

农业转移人口对流入地财政影响的成本—收益研究——基于个体生命周期的财政净现值测算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城乡结构、人口结构以及产业结构变迁的主导因素,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首要任务.利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成本—收益净现值分析框架和财政统计数据以及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测算农业转移人口个体生命周期的财政成本现值、收益现值、净现值,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流入地带来财政成本同时也有积极贡献,以全口径宏观财政负担估算的财政贡献大于一般公共预算口径的估计值;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净现值因个体生命周期所处阶段不同而存在差异;不同城市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净现值差异也较大.因此,建议地方政府综合考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成本与收益,提升农业转移人口收入,渐次分层推进人口市民化进程.     

江西"三农"问题的人口学思考

文章就制约江西“三农”发展的人口因素作了深入分析,认为江西农业现代化过程主要受制于以下方面:农村低素质的劳动力,农民“市民化”过程缺乏人力政策的支持,农村城镇化过程缺乏城市对农村人口足够的吸纳力。提出全面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是解决江西“三农”问题的一项战略性措施,为此,必须科学制订江西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规划;增加政府投入,全面提升农村人口素质;积极推进面向农民工的进城务工青年发展计划;建立农村学习型组织;健全农村教育法律体系。     

“农村城镇化”是城镇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

本文试从城镇城镇化概念以及它与农村城镇化的异同，剖析我国城市发展和城镇化发展战略，以及为实现这一伟大战略而必须实施的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从“城市化”向“城镇化”，以及从“城市发展方针”向“城镇化发展战略”的三个重要转变。     

政府主导和推进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探究

随着我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已持续不断地涌入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着缺乏“顶层设计”, 法律制度不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就业体制不健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导致城乡两种身份在利益上的严重不平等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应从以下方面去考虑：加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提供硬性的制度保障;政府应加大对市民化的经费投入,努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积极营造平等和谐的社会氛围。     

农业转移人口的“选择性市民化”：一项类型学考察

过去,人们较多地注意到城乡二元结构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造成的制度切割,但忽视了农业转移人口对自身市民化转型的自我切割和选择性。行动者视角下的市民化是一种“选择性市民化”,它是透视城乡互动关系的最佳微观视角。本文基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选择建构类型学框架,整体考察并比较了四种市民化的基本类型——内生型市民化、跃升型市民化、观望型市民化以及迫迁型市民化。由此展现了一副与城市化高歌和以往理论预期较不一致的市民化选择图景,并进一步分析了“选择性市民化”可能带来的问题。     

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合的政府支持: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在中国现行体制之下,国家宏观战略部署对农业转移人口流动务工、定居融合等起着决定性作用,地方政府则主要通过政策性扶持和服务性支持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合。文章以新型城镇化为管理实践背景,尝试将中国层级治理下的地方政府行为理论引入城市融合这一观察视域,以层级政府职责同构和层级职能为理论启发,突破以往农业转移人口融入研究中“权益—冲突”的理论分析框架,转而以政府职能和地方政府行为理论为分析工具,构建“制度—政策—服务”的政府支持+系统,从中央制度环境、地方政策工具、服务供给支持三个层次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合的政府支持机制,既能解释城镇化进程中政府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合行为的内在规律,也拓展了政府行为理论的研究视域。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成本分担的博弈研究

在农业转移人口、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经济人”假设下,农业转移人口依据主动市民化与被动市民化的预期收益之差选择市民化类型;引入社会民生函数,构建了农业转移人口、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三方优化博弈收益矩阵,得出并分析了6种三方博弈均衡.在此基础上,提出摒弃单纯经济指标,引进人文发展指标考核;保证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获得利益,强调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匹配;实现地区差异化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三点政策建议.     

移民同化视角下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研究

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提出不仅促进了农业人口的转移,而且使得农业人口的转移模式从单一性向多元化方向转变,由以前的"个体转移"到"家庭转移"。然而,这些转变引发的城市融入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农业转移人口在竞争、冲突、适应及同化的市民化阶段中,面临经济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满足、社会关系解构容易重构难、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以及城乡文化差异融入难的困境。因此,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农业转移人口等形成合力,从完善户籍制度、建立社会组织、构建多元包容性社会以及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素质等对策着手,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同化",顺利融入城市。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合路径

农业转移人口能否实现自由及稳定迁移是一国城镇化发展质量的重要体现,其社会融合是落实我国共享发展理念、实现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基于此,笔者以农业转移人口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一个社会融合的制度框架,并围绕农业现代化、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公共品的供给进行多维度的路径设计,力求多措并举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增强其城市融入意愿与融入能力,从而以实现人的融合为突破点,推动城乡深度融合.     

农民市民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发展提高农民市民化意愿、满足农民市民化诉求。农民市民化是农民扩展自由、拓展选择集以提高可行能力的重要途径。农民市民化为释放农村土地资源,改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而推动现代农业发展进程创造条件。农民市民化的规模和速度需要与经济发展速度和政府财政承担能力相适应,农民群体分化速度要适应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实现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农民群体分化的动态均衡。因而,在农民群体分化的过程中,要逐步实现公共基础设施的城乡一体化以及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分享。农民市民化和农民职业化是农民获得发展以实现农民现代化的重要契机,所以应注重实现农民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互动。     

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共生与错位

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进程有着必然的共生关联,但是在实践中,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事实与迅猛的城镇化进程相分离。在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的经济驱动型特征与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给付型需要错位,国家推进人口城镇化的强意志与地方政府的弱反应形成反差,城市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存在矛盾。在城镇化发展中,要以“共享“为理念,重构农民工的城市权利;以“主体性”为依归,尊重农民工的市民化选择;以“均衡发展”为目标,拓宽农民工的发展路径。     

农民消费空间转向及其对“人的城镇化”作用

农村改革后,农业劳动力外流和农村空间结构调整使农民消费空间出现“内萎缩”、“外转移”特点,尤其是,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极大地冲击了乡村消费空间,农民物质消费空间、文化消费空间、服务消费空间纷纷向城镇转移并使多数农民拥有城乡双重消费空间。农民消费空间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具有耦合关系,它是人的城镇化先决条件和实现手段。如此,改善农村道路交通条件差,增加城市低端消费空间,开放城镇服务空间,不仅能推动农民消费空间城镇化发展,而且可以以此为引擎和纽带,促进城乡空间对接和居民互动,进而促进人的城镇化发展。     

安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区域差异实施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一思路的实践重点就在于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阶段无论从外在的政策方向、经济发展和城市承载空间来看,还是从内在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来看,安徽省都具备了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条件。但由于不同地区、不同类别城市在经济、文化、生态环境、资源优势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各地政府财力的承受能力也不同,不可能运用统一的市民化模式。因此,应采取区域差异化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主要从皖江与皖北差异性、主体功能区差异性,以及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差异性三个维度来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发展一体化”学术论坛综述

为深化新型城镇化理论问题研究,2014年9月,中央编译局、重庆工商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了“第五届比较研究工作坊：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发展一体化”学术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城乡关系与城乡一体化、农民工市民化、城市社会治理等内容展开了深入研讨。     

发挥中心城市的扩散效应 促成大农村的“后发优势”——关于重庆市大城市与大农村“双向渗透”发展模式的思考

重庆市的发展应按照“点轴”式开发模式进行,即以重庆市主城区和万县区为基本的两点组成重庆城区经济圈和三峡库区经济圈,以长江为一轴,通过梯度的逐层逐级传递,走城市辐射农村、农村包围城市的双向渗透发展道路,实现城乡的共同繁荣和发展。实现这一模式的主要途径是：强化重庆中心城市的工业优势,完善大城市辐射功能;基础设施开路,资源开发带动;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加快小城镇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