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政权重要官员的地域构成及变化--兼议诸葛亮的"贵和"精神

刘备蜀汉政权的统治基础,由荆州、"东州"和益州土著三大政治集团组成.为巩固政权,刘备和诸葛亮对这三支政治力量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以荆州士人集团为依靠,极力笼络"东州"人士,使二者融为一体,成为政权的组织基础;对益州人士,则笼络利用和戒备打击兼而用之.从而达到有效控制益州的目的.蜀汉政权的具体构成,完全服从于刘备、诸葛亮制定的基本组织原则.作为蜀汉政权组织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诸葛亮在具体的人士安排上,表现出"用士惟诚,国事惟和"的"贵和"的思想和道德准则.这一方针的长期坚持,保证了蜀汉政权长时期的稳定和安宁.     

"东州士"与蜀汉政权

＂东州士＂指汉末避乱入蜀依附刘焉、刘璋父子之人士及其后人。复杂的背景决定了他们在蜀汉政权中的特殊地位,也决定了他们与刘备嫡系荆州集团的微妙关系。本文从＂东州士＂入蜀汉的历史背景出发,阐述＂东州士＂在蜀汉政权中的作用,分析＂东州士＂与荆州集团的微妙关系并探讨＂东州士＂最终走向蜀汉政权核心的原因。     

蜀汉军队的组成及其来源

蜀汉政权在不同时期,其军事力量的组成有所不同。刘备在荆州及初入蜀时期,主要由荆州兵和东州兵组成。士兵的来源主要由流民和将领部曲组成。其性质属于职业兵。诸葛亮时期及其后,蜀汉兵源主要依靠国家编户的丁壮。这一时期的兵制当为普遍征兵制度。此外,蜀汉政权注意征发人、青羌、斯臾等少数民族为前线常备兵。这一部分军队常以部落或“家”为单位。     

“后刘备时代”蜀汉政权政治遗产清理

刘备去世后的蜀汉政权存续时期可称为＂后刘备时代＂。以刘备精神内化作为政治动力、以＂兴复汉室＂作为政治旗帜,体现了＂后刘备时代＂蜀汉政权的基本特征。刘备去世后给蜀汉政权留下了沉重的政治遗产。鉴于刘备在认识和实践上对于规划先霸业政权继而指向王业政权的蜀汉政权开辟道路的最高战略纲领——《隆中对》的理性考量不足,成为蜀汉政权衰势命运走向的直接主观原因。     

从失荆州看诸葛亮外交政策的僵化

1 赤壁之战结束后,刘备乘胜进取,占有荆州,夺取益州,为定鼎称尊、建立蜀汉奠定了基础,使天下三分成为定局。这是他戎马生涯的顶峰。而此后旋踵而至的丧关羽、失荆州,则成了他一生中霸业的转折和中衰。荆州之失所造成的后果,对蜀汉的事业来说是极为严重的:第一,     

马超“督临沮”和“北督临沮”地理位置考辨

马超是蜀汉前期的重要将领,《三国志》记载他曾"督临沮",其都督地位于荆州南郡的临沮县,而《华阳国志》中记载的"北督临沮"位置则应是在雍州武都郡的沮县,蜀汉政权之所以改变马超的督区,首先是为了扼守北通汉中的军事要道——阳平关,其次是能够保障供给,从而实现攻略曹魏陇右地区的战略计划,最后还可以缓解蜀汉内部矛盾,平衡政权中复杂的政治局面。     

三国蜀汉政权国号“汉”考论

三国分魏、蜀、吴,其中魏、吴是国号,但蜀不是国号,而是地域号。《三国志》陈寿开始正式用地域名称"蜀"代称刘备建立政权的国号"汉",以与建都长安的西汉王朝以及建都洛阳的东汉王朝区别,但在行文中仍然保留不少反映蜀汉政权国号"汉"的记载。裴松之的注、《三国演义》也保留一定数量的记载,后人对"汉"作为蜀汉政权国号进行了研讨。     

诸葛亮的若干失误启思

诸葛亮才能卓越,为蜀汉政权的建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立下了汗马功劳,是人们心目中理想智慧的化身。但其后半生中,存在着在荆州局势决策上严重失误、错估大局,不能审时度势,不善培养人才,不善授权任能,赏罚不明,拒纳谏言等九方面的过失,使得蜀汉政权最先灭亡,可见蜀汉政权"成也诸葛,败也诸葛"。     

刘备"三顾茅庐"原因再认识

公元 2 0 7年 ,47岁的刘备“三顾茅庐”去请比自己年轻二十岁的诸葛亮出山辅佐自己 ,究其不辞劳苦“三顾茅庐”之原因 ,学术界一直普遍认为是刘备慕名而往。笔者认为 ,诸葛亮的才能固然是刘备“三顾茅庐”的原因 ,而更主要的使刘备“三顾茅庐”的原因 ,则是徙居荆州十余年的诸葛亮 ,靠着原来的家族关系和自己杰出的交际才能 ,已经成为荆州地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而客居荆州的刘备要想立足于此地并有所发展 ,就必须求得荆州地主集团的支持。然而 ,当时占据荆州的刘表对刘备是“疑其心、阴御之。”[1](卷三十二 )刘备寄人篱下 ,为了避免刘表生疑 ,他不能够公开直接去求得荆州豪门望族的支持。而客居荆州又与荆州地主集团有密切联系的诸葛亮就成为刘备沟通与荆州地主集团联系的最理想人选 ,故而刘备才有“三顾茅庐”之举。     

"借荆州"三辨

考诸史料,“借荆州”实有其事,不光孙吴如是说,刘备、曹魏也不否认,陈寿、司马光亦予肯定。“借荆州”指孙权将南郡的江陵、夷陵等地交由刘备管辖和认可刘备对“江南四郡”的占领;将南郡江陵之地称荆州为当时的习惯。之所以要“借荆州”,是因为赤壁之战后刘备失去了在孙刘联盟中与孙权的平等地位,荆州事务的处置权不属荆州牧刘备而属徐州牧孙权,刘备通过“借荆州”摆脱孙权的限制,使自己“名”与“实”统一。     

蜀汉曹魏襄樊之战初探

襄樊之战是三国前期蜀汉、曹魏之间发生的一场统一战争。战争前期,蜀汉进兵襄樊首战告捷;中后期曹魏与孙吴联兵发动反攻,扭转战局,迫使蜀汉退兵南返。襄樊守卫战的胜利,曹魏稳定了南方中部防线,东吴则全据荆州统一江南,蜀汉事业遭到巨大挫折。从此,魏、蜀、吴三国统治区域正式确定。它对于发展南、北经济,积蓄统一的物资基础,对于三国的形成、发展和统一,具有一定的感义。一、襄樊之战主要背景蜀汉势力的迅速发展。赤壁大战“孙刘”联合,大败曹操,刘备乘机夺取了荆州长沙、武陵、桂阳和零陵四郡。不久,又“借荆州”掌握了南郡,有了立足之地,公元211年刘备起兵入川,消灭刘璋势力占据益州。公元219年刘备又打败曹军.兵定汉中,是年七月进位汉中王,上表于汉献帝,     

谈诸葛亮的求学

众所周知,诸葛亮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以“逸群之才,英霸之器”,不仅帮助刘备建立了蜀汉政权,并在刘备死后,还长期主持蜀汉的军政大事,     

略论蜀汉政权的选举制度

三国时期,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国祚最短,故在制度创新方面,建树不多。关于蜀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陈寿《三国志》记载粗略,其他文献亦语焉未祥,这对于还原蜀汉政权的制度建设,造成相当大的困难。以下就蜀汉政权制度建设中的选举制度及其特点进行讨论,指出蜀汉政权并未实行如曹魏、孙吴所使用的较成熟的九品官人法之深层原因。     

论刘备

刘备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深为曹操所忌服。曹操曾从容地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①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四分五裂,天下生灵,肝脑涂地。刘备以一个匹夫之身,忧天下苍生之不幸,发愿“兴复汉室”,救民于倒悬。虽然他的理想半道夭折,未能实现统一的大志,但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几经危难,坚忍不拔终于建立了蜀汉政权,为结束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限于篇幅,本文不打算全面述评刘备一生的功过是非,仅对刘备为何半道崩殂,以及他建立蜀汉政权的历史贡献这两个问题,提出一些浅见。     

论诸葛亮“西和诸戎”的战略地位

《隆中对》是诸葛亮帮助刘备创建和发展蜀汉政权,北伐曹魏,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在《隆中对》里诸葛亮对刘备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从这里可以看到,诸葛亮很早就重视“西和诸戎”,并把它列在“南抚夷越”之首。“西和诸戎”不仅是发展蜀汉政权的战略方针,同时又是巩固蜀汉政权必不可少的条件。     

诸葛亮荆益战略刍议

荆益战略是诸葛亮至为重要的军事战略思想。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尚无立足之地的刘备集团始则进取荆州,窥北控南。继而又占夺西川,卒成帝业。蜀汉基业成在荆州,败也在荆州。在中原逐鹿,三国纷争,蜀汉相对孱弱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当军情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诸葛亮若能审时度势,事变策异,主动放弃荆州,退守西川,如此,既可与东吴修好,又能确保刘备集团的锐气,进而全力伐曹,克复中原,则汉室可兴,霸业定成。     

蜀汉四相之费艺术形象研究

费是蜀汉政权后期的实际领导者,刘备的托孤重臣,其为固守中国西南一隅长达43年的蜀汉政权奉献了一生.在后世17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其艺术形象得到长足的演化.文章以经典史籍为蓝本,以文学、诗歌、杂剧、平话、演义和壁画等为切入点,对费历史形象与艺术形象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与考证,探析了费形象从历史到艺术的演化规律.     

从《隆中对》看诸葛亮的军事思想

诸葛亮从十七岁列二十七岁在荆州襄阳城郊隆中居住了十年。在此期间他酝酿并提出了一项深刻影响当世,并博得后世赞叹的重大战略: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他向刘备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策。《隆中对》对刘备集团的发展壮大和蜀汉政权的     

试论诸葛亮死后的蜀汉政权

关于蜀汉政权,史学界似乎形成一种公论,即值得称道的只是诸葛亮治蜀。至于诸葛亮死后的蜀汉,则往往轻描淡写,并给予了不太公正的评价。 这是值得商榷的。诸葛亮死于公元234年,此前的蜀汉仅存十三年(从刘备称帝算起),此后的蜀汉却达三十年之久。试想;如果诸葛亮死后的蜀汉继承者皆是无所作为的平庸之辈,政权要维持三十     

从荆州之争中蛮夷“拥刘”看蜀汉民族政策的成效

三国时期蜀汉实行的民族政策最为成功,成效最为显著。在争夺荆州的战争中,各少数民族尤其是武陵蛮夷部落,表现了鲜明的"拥刘"倾向,为蜀汉集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蜀汉之所以能够赢得各少数民族的鼎力支持,是因为刘备、诸葛亮等人改变了过去单纯杀戮的民族压迫政策,执行了以"和""抚"为基本原则的民族策略;而且消除歧视行为,充分尊重少数民族民众的人格和文化习俗,采取了汉夷两级官吏共同管理地方等行之有效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