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渝东南地区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初探——以酉阳、石硅为例

明代渝东南地区土司谨慎遵循中央王朝各项制度,与中央王朝建立了稳定良好的社会关系,不仅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对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可以总结出西南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经验和教训,为西南地区更好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历史依据。     

明代渝东南地区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初探——以酉阳、石砫为例

明代渝东南地区土司谨慎遵循中央王朝各项制度，与中央王朝建立了稳定良好的社会关系，不仅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对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可以总结出西南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经验和教训，为西南地区更好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历史依据。     

西汉经营西南地区的政策及其分析

西汉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发展阶段,也是中原王朝对西南地区关系进一步明朗化时期。西汉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从汉初的“关蜀故徼”措施到汉武帝时的积极开拓政策,并设立郡县进行有效地管理和开发,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中央对西南夷地区的政治关系,促进了该地区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民族融合和疆域的扩大及巩固具有重要意义。     

新疆历代屯垦行政管理体制的演变及因素分析

自汉代开始的新疆屯垦管理制度,经唐、清等统一中央王朝的发展,体制趋于完善,屯垦形式向多样化发展。促进新疆屯垦体制变革的动力是历代中央王朝对新疆屯垦制度变革政治预期收益的外因与经济和社会预期收益的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新疆屯垦管理制度逐步发展和完善,至清代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管理体系。     

论唐宋时期对西南地区自然地理的考察及意义

由于地理环境及国家政治重心一直在西北等原因,西南地区先秦以来与中原一直相对封闭隔绝,加之西南地区本身文化比较落后、传播不畅,缺少历史地理文献,所以唐代以前内地对广袤的西南地区了解甚少,充满神秘模糊感.这种状况从唐开始方被打破.唐宋时期随着中央王朝与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关系的加强及西部地理之学的兴盛,不少士大夫留心于西南地区自然地理的考察,对西南山川地貌、草木禽兽等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与记录,对西南自然地理开始有了比较具体、客观的认识,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献,并且代表了中古时期对西南地情的认识水平.     

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吏治与用人策略

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综观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吏治,虽也有贪污腐败现象,但总的来说还较清明,大批良吏在澄清吏治、发展经济、传播文教、处理民族关系等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汉王朝在西南地区的用人策略密不可分.     

唐宋时期滇东南、桂西南的民族关系

唐宋时期在西南边疆先后建立了南诏与大理政权。唐代,南诏与唐王朝的关系时战时和,当中央与南诏关系紧张时,西南地区各部族审时度势,选择在交战中处于优势的一方而附之。宋代,中央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发展平缓,双方形成了以市马为主的贸易关系。滇东南、桂西南各族纷纷加入贸易行列。由于安南（越南北部）独立,使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趋于复杂,宋王朝未能处理好与边界问题相交错的民族关系,酿成了皇年间侬智高的反宋斗争     

土司时期少数民族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文化策略——以鄂西南地区容美土司为例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普遍实施的一种“以夷制夷”的政治制度.土司制度时期,土司上层或通过壮大武装势力,或通过整肃民风,或通过采借汉文化等措施来实现社会稳定、政权稳固的目的.鄂西南地区容美土司作为西南地区较大的土司之一,通过整肃礼制、加强交流、发展教育等一系列文化策略的实施,最终实现了土司社会有序发展以及国家认同的双重目的.容美土司的文化策略是土司时期少数民族社会自我治理的典型个案.容美土司以文化构建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治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央王朝“改土归流”政策顺利实施以及“改土归流”后土民社会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信仰基督教的社会历史原因分析

本文从边疆少数民族社会与封建中央王朝的政治、经济关系,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心理需要等方面,对云南八个少数民族信仰基督教的问题作社会学的分析,以揭示基督教何以被边疆少数民族接受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原因     

试论唐朝初年的唐丽关系

唐初,唐王朝对高句丽采取了较为和缓的怀柔安抚政策,高句丽荣留王高建武在位期间,亦一直奉行亲唐政策,尽力处理好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使得这一时期唐丽处于蜜月期,极大地促进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明代云南刑法原则和刑罚手段的变化

明代随着中央政权在云南统治的深入和云南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联系的加强,明代云南刑法原则和刑罚手段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的原因是中央王朝对云南治理的加强,云南与内地各方面差距减少。     

论明代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

儒学教育是指根据中央王朝政府政策法令办理的、以统治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教条为内容的各级教育。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在官学、书院、社学等三方面得到长足发展,其缘由有三:一是中央王朝极力推行,二是地方官吏积极配合,三是各地土司主动创办。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的发展,对当地社会稳定、教育发展、文化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论历代对青海地区的特殊政策——青海地区开拓史的回顾

青海地区由莽莽古原发展到今天,是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共同积累开发的。历代王朝,包括中央王朝和在青海或青藏高原建国的地方王国,对这里一直实行着有利于本土的特殊政策,无论在政治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政策以及社会和法制等方面,无不贯串着“从俗从宜”的原则。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下述三方面条件决定的:(1)这里历来是多民族地区。这里的族系构成及社会特点和历史文化特点,有异于其他地区。(2)这里历来是边陲地区。无论从历代中央王朝的实际管辖情况看,还是从曾经雄据祖国西疆的吐蕃王朝对这里的管辖情况看,都是如此。(3)祖国地域辽阔,情况多样,社     

从对西域与岭南的治理看唐代民族政策的南北差异性——以柳宗元、岑参的诗文创作为考察中心

唐代中央王朝对岭南、西域的文人输出是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处置贬官流犯和激励忠臣名将的文人输出差异反映了唐代中央王朝民族政策的重北轻南。唐代中央王朝对西域、岭南民族地区的治理在征讨挞伐与羁縻怀柔,文化认同与民族文化交流,经济政策与经济交往活动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性。而造成民族政策差异性的原因主要在于羁縻民族政策的灵活性,南北地理环境的不同,南北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同及南北民族形势的变化。     

两汉荆州官吏与地方社会

两汉时期中央政府为巩固政权,特别重视地方官吏的选拔和任命,荆州各级地方官吏是汉王朝中央控制地方的纽带,掌控着荆州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民生。荆州地方官吏的任免妥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地方社会的稳定。如官吏人选得当,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及民族关系等各方面的发展。而当选官不当,就会对当地社会产生消极的影响,甚至阻碍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姓名文化及国家认同研究

元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土司因不同的族属、历史发展进程,其姓名的类型和功能呈现出不同的状况及特点。姓名具有较强的社会特性,土司姓名与国家政治相结合,即被赋予了强烈的社会政治功能,而封建帝王御赐的姓名更是放大了土司姓名的政治属性。对土司而言,是一种非凡的政治荣耀,对王朝国家来说,则是构建土司国家认同的一种重要手段。土司姓名构成文化映照出其自主学习与吸收内地文化的实践及努力,是土司向中央王朝表达政治立场与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元明清时期不同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生动注脚。     

论南诏的文学成就

南诏建立后,结束了西南地区长期纷争割据的局面,加强了与唐中央王朝的联系,经济文化繁荣,在文学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由于长期坚持不断地学习汉文化,到唐朝后期南诏已经是"礼乐具修,车书必会",由原来落后的蛮荒之地,变成了"馨香礼乐之域"。南诏的书面文学以诗歌和散文著称,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多具有唐代文学的风采,不少作品流传内地,深受好评。南诏大理国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之一,理应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清代新疆双语现象及其对各民族语言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清代新疆双语现象的发展状况和各民族语言的相互影响情况的论述，反映了中央王朝与新疆以及新疆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密切关系。     

论秦汉时期广西地区的民族和文化

秦始皇时期 ,经过发动战争 ,开凿灵渠 ,在广西地区设郡、县 ,标志着广西地区由此进入了封建社会 ,这是广西社会的一大飞跃。两汉时期 ,广西地区虽有反叛中央王朝的反抗斗争 ,但是徙入的汉人进一步增多 ,中原的先进文化进一步传播 ,促进了广西地区各民族的融合及经济、文化的发展     

王朝国家的模仿与隐喻——人类学视阈下的土司社会与国家关系研究

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框架是一种极具张力性的关系范畴。在土司宗族文化、宗教信仰及其他生活实践中,土司社会通过隐喻的途径模仿王朝礼仪及其行政体系,借助王权进入、学习儒家思想、模仿王朝礼仪等方式,不断被整合到王朝国家内。模仿与隐喻构成了地方土司社会与中央王朝国家沟通的重要路径,通过这种模仿实践,帝国的运作逻辑得到土司社会认可,而土司政权与中央王朝之间的沟通也由此变得更为畅通。土司政权与王朝国家的这种互动深刻影响着地方社会的发展,使之形成一股强大的向心力,对边疆地区较长时期的和平、稳定,以及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