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银贵钱贱”到“银铜皆贱”:晚清通货膨胀层级特征演化研究

晚清中国处于传统向近代转型时期，通货膨胀同样具有过渡形态特点。铸币材料来源的多元化和各级政府对于发行权控制力差异，造成币种之间购买力变化的区别，构成通货膨胀层级性。咸丰朝币种购买力之间的背离和新政时期同向失速形成各自表征。表象化区别掩盖下的是货币政策对财政依附和传统货币思想主导地位。晚清通货膨胀层次性特征折射发行权力离散的状况和程度，在反映物价水平变迁之时深刻揭露中央政府对于发行权的失控。层级性则是货币权力外移和清政府对不同币种控制力差异的主要体现。它通过通胀为舞台将中央权力离散的危害性和传统货币制度、思想的落后性暴露无遗。     

近代河北私票研究

近代私票是中国货币体系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从晚清至抗战前一直是河北小区域 内重要的流通工具。多由各种私经济经营者为壮大资本而发行,法币改革后出现 了发行权由私经济部门向地方政府财政部门转化的倾向。一些政治变革如辛亥革命、北伐战 争等并没有对其产生多大的冲击。这种发生于社会底层的经济现象,为我们了解近代经济的 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银行制度变迁方式的分析

中国银行制度变迁已从单纯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迈进了更有效率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交互演进的方式     

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影响

我国从2014年开始启动对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随着研究进程的不断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的落地应用也逐渐变为现实,央行数字货币的出现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支付方式,这会对第三方支付产生重大影响。通过比较第三方支付与央行数字货币的特点,分析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发展现状,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分析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影响。从短期来看,央行发行数字货币虽然会对第三方支付平台带来一定的冲击,但影响不大;从长期来看,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将会通过不同的路径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支付服务业务、资管产品的销售业务、风控及征信业务和跨境支付业务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据此建议第三方支付平台应该积极融入央行数字货币的支付产业链、致力于产业支付生态的建设并努力开拓国际支付市场。     

将货币发行收入纳入我国预算管理的立法建议

各国的货币发行权由各国的财政部或中央银行等货币发行方行使,货币发行的结果便是货币发行方征得与所发货币面值相等的“税金”,意味着在国家与人民之间建立起一种同税收契约关系具有同等性质的货币契约关系,可将其看作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货币契约是确立公民与国家之间、国家机关之间财产征稽与缴纳关系的规范基础,是政府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依托。在这一契约关系中,政府、中央银行等依据宪法和中央银行法向公民征收通胀税,公民负有缴纳的义务;国家征收通胀税的对价是承担保持物价稳定、提供公共服务的义务。货币发行收入如未纳入公共预算,不受法律约束,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腐败和寻租行为,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严重伤害。通过立法明确界定货币发行收益的权属,将该项收入纳入立法机关和公众的监督之下,可防止货币发行收入不受预算控制的问题,降低货币发行方通过货币发行获取法外利益的可能,提高通过货币发行谋利的机会成本。通过《预算法》的修订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在现代国家,政府预算必须反映政府的一切收入和支出,不允许政府有预算外公共财政资金。预算外资金的存在意味着不受预算法控制的政府财政权的存在,而法治国家法律至上的原则要求一切国家权力皆须依法存在、依法行使,不允许法外权力存在。因此,即将付诸修订的《预算法》应当明确禁止预算外收入,并将货币发行收入、公债收入等各项收入一并归入公共预算收入的范畴,从而给货币发行方套上法治的笼头。     

通胀治理与货币宪法的提出

金融危机伴随着严重通货膨胀,并造成人民财富流失。通胀背后存在深层次的制度性缺陷,即货币发行权的不受制约。金银本位的废止,浮动汇率制的出现,使货币权力最终摆脱了外在规则的约束。面对通胀,为使人民的财产权得到宪法性保障,即便恢复金本位存在困难,制定严格的货币宪法规则,对货币发行权加以规制仍然是必要的。     

钱从此时变“钞票”

货币载体的变迁,折射出时代、国运的兴衰至今,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还是要以黄金储备为基础的。但是在任何国家,贵重金属做流通币的唯一问题就是带来带去份量太沉,而且越是有钱人,越不方便,所以各国都以纸币发行替代了黄金白银的流通。     

基于市场结构的银行竞争力实证分析

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对中国银行业集中度进行描述,运用非结构性方法PR模型,对中国商业银行业的市场结构特点进行实证分析,并将银行整体业务和传统放贷业务分开,分别考察其竞争程度及其变化,以期为中国银行业竞争力的提升提供现实依据。     

网络环境下的发行权

我国主流学说认为,发行权以作品“有形”载体转让为前提,著作权法上不应成立“网络发行”,网络环境也不应适用发行权用尽。然而,这种源自欧洲的学说已为2012年欧盟法院UsedSoft案件明确抛弃。它既没有成文法依据,也不符合当今网络经济的发展趋势。发行权的核心特征在于作品原件或复制件的“所有权转让”,无关乎作品载体是有形还是无形。网络发行和网络传播虽有相似,但本质不同。网络传播限于作品内容,其受众只可在作品传播期间享受作品内容,此行为受信息网络传播权调整;而网络发行必然含有转让作品复制件所有权的意思表示,其受众可以通过取得复制件无限期地自主享受作品内容,此行为受发行权调整。而且,作品数字复制件经著作权人许可网络发行后,发行权也理应用尽。     

符号货币制度与经济危机:机理、根源与对策

货币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当货币的形态从物物交换、黄金一直演进到符号货币后,经济主体的理性行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货币的形态、价值背离度以及发行权已经成为经济运行中配置资源的重要制度安排。当前,以电子货币为主体的货币制度标志着货币已经高度符号化。符号货币制度下,如果拥有货币发行权的主体滥用或不当行权,如果资源配置制度存在缺陷,就会对人类的行为产生错误的激励,甚至阻碍经济增长,累积经济衰退和危机的可能性。建立超主权货币制度和改进资源配置制度可以熨平经济周期。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加强财政赤字管理抑制通货膨胀

在我国新的财政体制下，弥补财政赤字的唯一途径是发行国债，那么是否可以由此下定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从此再无关系？本文从弥补财政赤字三种方式的比较入手，首先肯定了以发行国债方式弥补财政赤字比之其它方式具有更大优越性，但此方式也仍然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笔者从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等方面分析论证了这一观点，并明确指出：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必须要从增加财政收入、控制财政支出和完善国债市场三个方面加强对财政赤字的管理。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性质及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法定数字货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化法定货币，其是以国家主权信用作为背书，相较于现行法定货币具有制造成本低、交易效率高、币值稳定等优势。法定数字货币是自金属货币到信用货币转变后的又一重大变革，这就要求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不仅需要科学技术层面的支撑，还需要与之匹配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文章从创新国家货币相关理论、明确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依据、辩证肯定其法偿属性以及重新分配法定数字货币的权利义务主体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官督商办洋务企业股份票研究

官督商办洋务企业股份票研究卢伯炜洋务运动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影响重大。本文着重研究官督商办洋务企业所发行的股份票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社会经济现象，力图从一个重要的历史侧面，来考察分析若干久被忽略的历史事实，以透视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变迁。一、基...     

1980年以来国内革命根据地金融史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革命根据地金融史研究取得的成就包括对根据地金融机构的建立、金融政策、货币发行、银行的业务、货币斗争、金融的作用、通货膨胀和物价问题、根据地人物与金融的研究等几个方面.     

张嘉璈与中国银行的专业化改组

张嘉璈是中国银行早期经营与发展中最重要的决策者。1928年,中国银行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在总经理张嘉璈的领导下开始进行专业化改组。为了学习国外银行办理汇兑业务的经验,张嘉璈和随员赴欧美各国进行考察学习,并联系代理银行,筹设中行在海外的分支机构。中国银行的外汇相关业务不断被拓展,于1930年成立了专司其责的国外汇兑部,迈出了专业化改组中关键的一步。但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中国银行的专业化发展之路并不顺畅。由于国民政府急于建立垄断金融体系,排挤代表商股利益的总经理张嘉璈,他被迫于1935年辞职,中国银行也没有在他的任职期内最终完成专业化改组。但张嘉璈对于中国银行专业化改组的努力奠定了中行作为国际汇兑银行的基础。     

浅论公开市场业务

浅论公开市场业务张立关键词：公开市场业务，动态操作，防卫操作，技术方式中国人民银行开办的公开市场业务于今年四月九日正式推出。此次操作以１９９６年财政部发行的无纸化短期国债为操作工具，１４家商业银行为交易对象，采取公开利率招标的方式，通过人民银行的公开...     

从《大学衍义补》看丘浚的货币思想

丘浚是明代大政治家、经济学家,在其代表作《大学衍义补》中,有许多关于货币的杰出的思想：1．货币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的交换而产生的,货币具有价值尺度与贮藏手段的职能;2．主张货币的铸造权和发行权应统归国家;3．提出了以白银为基础,银、钱、钞平行流通的货币改革方案,并明确规定其兑换比率。     

简述日本占领台湾时期的通货问题

在日本占领台湾之初，台湾的市制比较混乱，居民使用的是硬通货。为了使日本资本得以在台湾确立，把台湾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纳入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发展轨道，１８９９年设立台湾银行，并开始发行台湾银行券。开始，强迫人民接受银元兑换券，尔后强迫实行金本位制，发行金币兑换券，并通过金银汇兑之差价进行掠夺。当１９０９年银币兑换券禁止流通后，台湾银行通过“屈伸制限制”逐渐扩大额外发行量去制造通货膨胀，特别是１９４１年为了应付侵华战争的需要，实行了货币发行制度的改革，规定台湾银行的货币发行的最高限额由日本大藏大臣裁决。于是，台湾银行券的发行员则更加迅猛膨胀，货币的发行成为了搜括台湾民财和应付侵华战争的工具。     

抗日战争时期伪满洲中央银行与汪伪中央储备银行货币发行比较研究

伪满洲中央银行和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是两个有代表性的伪政权银行，它们的货币发行分别表现出两种极端性的倾向。两伪行货币发行中差异性的产生，源于日本侵略者在各占领区所实行的不同经济策略及“金融统制”的不同效果，也与两者各自所处的金融环境有重要关系。从货币银行学的角度看，伪满洲中央银行在金融管理运作上做得相对较为平稳和缓，而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不仅因过量的货币发行而引发了战时国内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也种下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危害性金融危机的祸根。     

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职能的冲击

电子货币的产生是货币形式的第二次标志性变革。它动摇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银行货币创造体系，也对该体系下中央银行的传统职能造成了冲击。第一，电子货币的流通使用加剧了货币的竞争性发行，将进一步削弱中央银行的发行职能；第二，电子货币的出现将对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提出新的要求，并促使其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第三，电子货币将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可测性和相关性，使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更多地选择以利率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