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成都府县志的编纂群体

自魏晋南北朝至清,成都地方志的发展经历了地记、图经到方志的演变过程。宋代成都的修志活动日趋频繁,六修成都志。及至明清,成都府县志保存下来的有四部: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康熙《四川成都府志》、嘉庆《成都县志》和同治《重修成都县志》。本文利用四部成都方志所载"纂修姓名"对明清成都府县志修志人员的职责和分工及其修志经费来源进行了分析考证。     

隆庆《潮阳县志》述评

明代潮阳县志书凡六修,各志前后相继。隆庆《潮阳县志》是目前可见的潮阳地方存世完备的第一部方志,具有纪传体特点,史论结合,考辨扎实,保存有完备的修志进程史料,是潮阳地方文献资料渊薮,能够为地方治理、乡土教育、经济发展提供参考或依据,部分记述可以对正史起到补充作用。     

毛泽东借阅的是否是“四川省志”?

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在成都借了“一吉普车书”。所借的书中就有“四川省志一百多本”(薛哲《20多天翻了一本书》,《四川日报》1983年12月26日)。四川省志始修于明朝的正德年间,至清嘉庆末,共7次修志。民国初年四川省通志馆虽也曾修志,但未刻印,仅有一部尚未完成的稿本。7次所修的四川省志,或称《四川总志》,或称《四川通志》,并无一部称作“四川省志”。所以,可以肯定毛泽东并未借阅什么“四川省志”。前面提到的薛哲的短文中,“四川省志”这四个字就并未加书名号。《四     

章学诚档案学思想初探

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祖籍会稽(今绍兴)人,生于乾隆三年(1738年),卒于嘉庆六年(1801年).其祖父章如田璋“望于乡党,尤嗜史学”父章镳,乾隆七年进士,先后主讲天门、应城等书院.章学诚自幼有志于史学,自以为:“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他一生没有固定职业,先学文于朱筠,后事梁国治,又事华沅,终生为人幕僚.四十一岁时即乾隆四十二年成进士,又“自以迂疏,不敢入仕”.乾隆五十二年清庭吏部授其知县,时年五十岁,他又怕荒废史业而未就职.章学诚为史志之业,耗尽毕生精力,但生活穷困不堪,颠倒狼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三十年来,苦饥谋食,辄籍笔墨为生,往往为人撰述状志谱牒,辄叹寒女代人作嫁衣裳.而自身不获一试时服”.困顿动荡的生活并没有改变他崇尚史志事业的信心,虽“江湖疲于奔走”,却“能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他二十七岁时就随父参修《天门县志》.此后,陆续主修或参修的志书有《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毫州志》、《麻城县志》、《石首县志》、《常德县志》、《荆州府志》、《广济县志》和《湖北通志》,并著有《方志辨体》、《方志立三书议》、《修志十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州县请立志科议     

戴震与方志及其手稿与胡适跋文

史传戴震纂修了《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因为二志未署戴名,所以引发后人质疑,通过以二志内容及戴震纂修主张,与署名纂修人汾州知府孙和相所修的《中牟县志》内容相比较,参证北京大学收藏的戴震手稿中的修志稿件,证明二志确出戴震之手;并进一步通过戴震的论述和他与章学诚的讨论,归纳了戴震修志的五点主张。戴震手稿共23篇文章,包括有关《汾州府志》文章四篇,有关《汾阳县志》文章四篇,有关修志文章三篇,有关家乡歙县山水文章二篇,有关其他经典文章四篇、杂文六篇。胡适先生曾撰长篇跋文,予以考评。经过重新分析考证,对23篇文章是否戴震作品,及有关的问题和胡适先生的意见,做了新的评议及结论。确定23篇中绝大多数是戴震的作品,少数是戴震改定作品的原稿,只有段玉裁作黄烈妇庙碑一篇,完全与戴震无关。旧说戴震手稿是抄本有误,确实是戴震的稿本。     

明清顺天府附郭宛平县方志几个问题的辨证——兼与郗志群教授商榷

永乐元年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后,标志着顺天府志暨附郭宛平与大兴县志的官修制度开始确立,清承明制,继承和弘扬了这种官修理念和文化传统,明清顺天府官修方志构成了一个特殊系列,修纂了众多府州县等方志,既保存了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料,又为中国方志史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针对当下顺天府《宛署杂记》与《宛平县志》比较研究中存在的几个模糊认识和不准确提法,认为顺天府暨附郭宛平县志的官修制度确立于永乐时期,《宛平县志》是清代官修附郭县志成稿最早的一部,其“人物”和“艺文”记载颇有文献参考价值,但总体来说,该志还不算是一部中规中矩的上乘佳作,因此,对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价值”进行评价时,不能以其长遮其短,过分夸大其重要性,要作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这样才有益于北京方志史的研讨.     

简述李方膺及其雍正本《乐安县志》

李方膺主持编纂的《乐安县志》是乐安县志书中价值最高的一部,也是山东名志之一。本文以国家图书馆藏雍正本《乐安县志》为研究对象,对志书的作者、版本、编纂过程和价值四个方面进行研究。李方膺不仅绘画成就突出,在政治和方志编纂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李方膺在《乐安县志》的编纂过程中多有创新,体例上采用了纲目体,内容上注重史料和考证。《乐安县志》具有重要的史学、文献和思想价值,为后世志书编纂和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编纂新方志 艰辛结硕果

“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山西省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编纂方志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山西的修志事业延绵相续,佳志迭出,对我国的地方志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早在先秦时期,山西就有与《鲁春秋》、《楚寿杌》齐名的古志《晋乘》。宋代以后,山西所修志书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全国均居显著地位。新中国的修志工作,山西也是全国开展得较早、较好的省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山西又率先倡导修志,并于1980年开始了新方志的编纂工作。20年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和主持下,全省万余名修志工作者共同努力,辛勤劳动,使新编地方志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新编志书数量之多,范围之广,质量之高,在山西历史上是空前的。     

黎锦熙的方志理论与实践

黎锦熙是我国著名的方志学家,《方志今议》是集中反映其方志理论的代表作.黎锦熙参与修志主要在抗战期间,编纂方志并非其本业,但爱国热忱、强烈的责任感以及机缘与兴趣等诸多原因促使他走上修志之路.其《方志今议》论述了编修方志的性质、功能、原则、体例等,在方志的体例、形式、内容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后来修纂县志时,黎锦熙将理论贯彻到实践中并不断加以补充和完善.     

一部独辟蹊径的志书——《寿宁待志》漫议

冯梦龙于崇祯三年(1630),57岁时拨贡,尔后任丹徒县训导,崇祯七年(1634),61岁时,升任寿宁知县,崇祯十一年(1638)离任,崇祯十年(1637)于任上撰成《寿宁待志》.这是一部别具风格的方志著作.在此之前,寿宁县令张鹤年、戴镗挂名修撰过《寿宁县志》,已佚.康熙甘五年(1686)知县赵廷玑主持纂修《重修寿宁县志》,今存.将《寿宁待志》与《寿宁县志》.及一般的方志相比较,会发现它独特而鲜明的特点,无论内容形式它都独辟蹊径,开创一家之言“私书”方志的体制,这在志书浩繁的中国,似乎绝无仅     

嘉庆《泾县志》评议

(一)嘉庆《泾县志》的由来 泾县(位于安徽东南部)修志始自南宋,宁宗嘉定年伺知县王栐首倡志事,撰成县志十三卷,其书早佚。明代凡三修:正德年间泾人左顺撰志八卷。成化丙申(1476),曹迁撰成增志十卷,赵昌为之校正。嘉靖辛亥(1551),王延幹受知县邱时庸礼聘,主持志事,越数月而志成。该志凡十一卷。明代三志,惟嘉靖《泾县志》尚见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入清,《泾县志》又经三修。顺治年间知县孙登第奉部院李日芃檄令,聘举人王云龙、赵时可等纂成县志一部。乾隆十八年(1753)郑相如私纂《泾县志》四十五卷本行世,人称《郑志》。《郑志》采用纲目体,纲仿《春秋》,目仿《左传》、《谷梁传》、表志列传则取法班马。     

论寿鹏飞的修志思想

寿鹏飞是民国时期公认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志名家,主纂河北《易县志》等,著有《方志通义》和《方志本义管窥》,在中国方志史上首次公开打出了志书“为地方人民而作”的旗帜。其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特色的方志理论——志义说,衍生出以“民本”“专详民事”为方志本义、义重于例、因义选材、因义生例、详简以志义为本等思想,对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修志产生了重大影响。     

略论民国方志出版中的尾花及其特色

在《中国方志丛书》、《中国地方志集成》收录的数百种民国方志中,《酆都县志》、《永顺县志》、《新兴县志》和《东湖县志》是4种编排了尾花的极少案例。从其中的尾花图案来看,既有对中国传统绘画元素的继承,也有对西方绘画技巧的借鉴,体现了中西文化交融的特点。从尾花的版式编排来看,则缺乏规范,既非有空必排,也非图文分排,说明民国方志中的尾花运用仍处于探索阶段。     

清代《神木县志》纂修特征及其历史价值考论

清代神木地区先后纂修了两部方志，即为清雍正《神木县志》与清道光《神木县志》。因现存清雍正《神木县志》的版本内容部分残缺，目前学界对该志的真伪及成书年代尚存争议，莫衷一是。清道光《神木县志》的成书年代较晚，内容保存完整，是神木旧志的代表之作。经考证，现存版本的清雍正《神木县志》并非为清道光《神木县志》中纂修者所提及的四本抄志，清道光《神木县志》也并非是在现存雍正《神木县志》的基础上纂修的，两部志书在体例及内容书写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所载内容相互抵牾，纂修方式并无明显地顺承关系。雍正《神木县志》的体例较道光《神木县志》为优，但内容远不及道光《神木县志》丰富详实，二者互有优劣，各有千秋。两部县志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军事史、文学史、民族史、社会风俗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从《昆明县志》到《昆明市志》——略论地方志史料和方志学的研究

昆明的行政称谓始自元朝,至1922年前称为县,1922年起迄今为市。昆明的地方志,今存《昆明县志》和《昆明市志》等部。二志内容和体例,可以说是小同大异。对此,本文拟作简略的比较评介,以为我们编纂当代地方志,起借鉴作用,从而阐明地方志史料的探讨,是方志学的一个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历史学不可缺的重要方面。余绍宋在《方志考     

地方志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一、地方志的特点。地方志又称方志,是我国所特有的一种书籍。从秦汉到现在,每朝每代,无不编修方志,有时一朝数修,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宋以前,常以“图经”、“图志”为名,宋以后,才普遍以“××志”、“××县志”、“××府志”、“××通志”为名。明清时期,方志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兴盛起来,尤其到了清代,几乎没有一个省府州县不修方志。边远地区如新疆、青海、蒙古、吉林、黑龙江以及西藏等地都修有不少方志;经济文化发达之处,乡、镇、村、里也都编修方志。此外各地还有山志、水志、寺     

袁承业纂《东台县志》稿的史料价值

清末民国东台士绅袁承业曾参与民国时期《东台县志》编纂，虽该志最终未成，但袁承业所纂《东台县志》相关部分则以私刻本和稿本的形式保存下来，且该志在1994年新修的《东台市志》中没有被充分利用。该志稿不仅对嘉庆《东台县志》原有内容有很多增补，更着力对晚清民国时期东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迁加以记述，有着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章学诚与安徽《和州志》——兼对章、戴论辩的学术梳理

《和州志》是章学诚早期方志之一种,其编修过程艰辛曲折却最终并未完稿和流布。不过作为章学诚平生第一次独立用自己的方志理论开展修志实践的志书,完全体现了章氏“志属信史”的方志思想;在方志编修体例方面颇有开创;其所引发的学术史上的“章、戴论辩”则被后世传为美谈。     

宁夏(民国)《豫旺县志》辨伪

传世的1925年朱恩昭修纂6卷本《豫旺县志》一直被学界当做宁夏同心县重要的地方文献在利用.实际上,这部旧志是撮抄之作.编纂者直接把(民国)《朔方道志》中与同心县前身镇戎县有关的内容撮抄出来,参考《朔方道志》的体例,再杂以(光绪)《平远县志》的部分内容,汇集为一编,取名《豫旺县志》行世.《中国方志丛书》《宁夏地方志丛刊》《中国地方志集成·宁夏府县志辑》等丛书都影印出版了这部志书,客观上扩大了它的影响.该志对于研究同心县史志具有一定价值.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西藏地区清代方志的著录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公开出版的一部涉及面最广,所收录地方志数量也最多的大型方志目录.这部方志目录的出版,对各地古旧方志整理及新方志编纂均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部方志目录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与问题.根据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材料,在西藏地区清代方志中,这部方志目录从较早的《藏纪概》、《西藏志》到清末的《巴塘盐并乡土志》、《西藏新志》等9部方志的著录及注均存在可商榷之处,有的需要加注.同时,这部方志目录的著录也有遗漏,《西藏志考》、《三藏志略》、《西藏赋》应著录,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及《乍丫图说》、《门空图说》等也应著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