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亦乞列思部封建领地制度探讨

元代宗王、驸马、功臣的封建领地主要分布于今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封建领地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都表现出诸多不同于中原文明的特点.封建领地制度以其存在的广泛性与特殊性而成为元代的一项重要制度.亦乞列思部是元代的重要部族,该部的历史活动从一个倜面展现了元代封建领地制度的庐山面目.     

元诗法与唐诗批评

元人诗法著作十分丰富,但向来为治批评史者所忽视,以为其"浅陋",为"伪托",颇不足观,但元诗法论著无疑是元代颇为重要的诗歌批评方式,其诗学观念能较全面地反映元代诗学思潮,因而研究其诗学见解,探讨其诗学观念,特别是有关唐诗批评的内容,对于了解元代诗学风尚,深掘元代"举世宗唐"的诗学内涵,颇有价值和意义.     

侠的负面与慕侠社会心理之失──中国古代侠文学主题片论

侠的负面与慕侠社会心理之失──中国古代侠文学主题片论王立侠，不仅是一类历史人物，也是个不断流动着的情感载体、文化意识，其意象凝聚着一个州深流长的侠文学主题。侠的反正统、倡个性、纵放不拘及民间性等等特质，使其固然有着人们多所论及的不为邪恶折辱、以暴抗暴...     

元代“史记诗”的学科意义和历史地位

元代"史记诗"是元代史学史和"史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元代文学史、批评史及其《史记》接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史记诗"作为独特的文学、史学文体形式,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研究元代"史记诗"要有鲜明的辨体意识。元代"史记诗"文献丰富,通过分类统计和总结分析,可以从多维度视域来观照元人如何以"史记诗"来接受和阐释《史记》的,进而透视出元人的文学观和史学观,这既可以弥补元代"史记学"研究的不足,也可以拓展元代史学研究的学术领域。元代史记诗具有"以史为鉴,经世致用"、"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立意必奇,贵在翻案"和"王道德治,治乱兴衰"等多重内涵特征。     

元代戏曲理论中的"娱乐"说

元代戏曲理论中的"娱乐"说经过三个发展阶段,从以"娱乐"说为主到戏曲"娱乐"功能与政治功能并重,再到"娱乐"功能从属于道德风化功能,反映出元代戏曲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     

家庭暴力下受暴女性犯罪的量刑与执行途径

家庭暴力下受暴妇女犯罪的定罪及刑事责任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将"受虐妇女综合征"作为正当防卫要件的突破而宣布犯罪女性无罪的做法,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尚需谨慎;期待可能性理论为受暴妇女犯罪的免除或者减轻罪责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以此为基础,我们应当联系受暴女性犯罪的人身危险性及现实状况,在满足社区矫正执行方式的条件下,尽量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方式,以达到真正的再社会化与社会和谐.     

新儒学背景下元代艺术精神的形成与拓展

元代是中国古典艺术史上继魏晋南北朝之后又一个性张扬的时代,元代的艺术作品体现出与前代迥异的审美理念。元代艺术精神的形成与当时的主导意识形态——新儒学息息相关。通过自身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元代士人对以程朱理学、象山心学为代表的新儒学美学思想进行了全面接受和改造,发展和完善了"心境说"、"性情说"等审美范畴,拓展出独具特色的元代艺术精神。正是在此基础上,元代艺术家最终确立了中国古典文人艺术的基本范型。     

元代新安理学从“羽翼朱子”到“求真是”的转向

元代前期的新安理学家们以"唯朱是宗"为治学宗旨,在经学研究上,他们以"羽翼朱子"为指向,普遍采取了"附录纂疏"式的解经方法。到了元代中后期,新一代的新安理学家成长起来,他们都已经不再虔诚或盲目地唯朱熹之注是从了。郑玉以"阕疑"为治经原则;朱升则以"旁注""求真是之归";赵汸综合考据向上推校而"一切以实理求之"。在这些治经方法中,展现出一种追求"真是"的新倾向。     

近代汉语介词"望"的形成及与"往"之比较

"望"之本义是"远望、眺望",为及物动词,可带宾语.元代以前,处所词语前面的"望"基本上是动词,与处所词语构成动宾结构.元代以后处所词语前的"望"部分逐渐虚化,"望+处所词"逐渐由动宾结构变为"介宾结构",成为后面动词的状语.这种变化产生的条件是一、处所词语的出现;二、连谓结构"望+处所词+动词"的出现;三、语义重心指向后面的动词."望"与"往"的介词功能在元代以后重叠,到了现代汉语中"往"取代了"望","望"的介词用法仅仅以语音形式保留在"往"的用法当中.     

元代散曲审美新变论

在审美追求上,元代散曲与唐代以来以诗词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审美意识明显不同,由蕴藉委婉变为张扬的“豪辣浩烂”.具体而言,元代散曲在审美倾向上崇尚直率的向外扩张,在风格上追求不拘传统的自由随性,在意识表达上强调现世享受的极情尽致.从元代散曲审美方面出现的新变化,可以更明确地看出元人对于中国传统崇雅审美的突破.     

明前期传奇"以时文为南曲"的创作倾向

明前期传奇是元杂剧和明清传奇两个戏曲高峰之间不可忽视的过渡环节,其创作总体成就不高,思想倾向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艺术方面则追求典雅骈俪,这种创作倾向可概括为“以时文为南曲”。明前期传奇是朱元璋推行全面复古政策、恢复中原传统文化的产物,也是《琵琶记》及其影响下“剧以载道”观空前加强的产物,并且极大地影响了明清传奇的创作。     

论《古赋辨体》的“情统观”

元代祝尧的《古赋辨体》是赋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祝尧有感于前代辞赋创作“情感缺失”的弊端,提出了“以情为主”的赋学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并不偏废“理”的作用,而是强调“以理辅情”并达到“情理兼胜”。而且,他也顾及到辞赋作品的文学性,系统辨析“情”、“理”、“辞”三者的关系。可以说,这是对辞赋“情感”理论的一次总结,并成为元、明、清三代讨论最多的赋学理论问题之一。     

论元末士大夫忠义观念与国家意识

元明鼎革之际,一大批士大夫高扬儒家道论旗帜,恪守忠义观念,坚决与农民起义军为敌,并通过"死节"这一极端方式践履了忠义观念与国家意识,为拯救元王朝的历史命运进行了最后的努力。然而,他们的忠义精神和死难行为并不能阻止元王朝的覆亡之势,元明嬗替的历史洪流最终淹没了他们"我元进士,有死无二"、"虽非进士,但亦忠魂"的生命呐喊与道德呼唤。     

简论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与清末政局

政治暗杀既是清末十分突出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部分革命党人的基本共识。为了有效地配合武装起义,激发起国人的反抗斗争精神,震慑清统治者,消灭顽固死硬分子,排除革命的阻力,革命党人策划了一系列对清廷重要大员的暗杀活动。尽管这些暗杀活动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与局限,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但均对清末政局产生过直接而重大的政治影响,皆是反清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为日后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额济纳元钞考察记(二)

黑城原为西夏所建,至元代从一座军事塞堡演进为商业城市。在这里宋元瓷器碎片遍布全城,可见当年的城市生活和商业活动是非常繁盛的,而多次发现元代纸币则是繁盛商业的直接反映。在额济纳见到了多种元钞,其中一张至元通行宝钞壹贯是国内仅此一张的文物,因而为我国文物宝库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种。     

秦汉时期刺客叙事的变迁——由《史记·刺客列传》到“汉武梁祠画像”中的“要离刺庆忌”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收录了五位历史人物,而出现于东汉桓灵间武梁祠画像石上的属于"刺客群组"的则有六位,与前者相比,后者所多出的为刺客要离。由《战国策》、《吕氏春秋》至《史记》、《说苑》、《汉书》,再至武梁祠画像石"要离叙事"的变化,可见"要离"未进入《史记.刺客列传》,是司马迁经过考虑而选人入传的结果。在司马迁身后,汉人对其所书写型构的"刺客世界"并未终止,刘向《说苑》中出现了将此五位刺客义士打散后重编的思维与叙事新编。在从《史记》文本叙事到武梁祠画壁画像叙事之间,"要离"重新被型塑并经历了由"刺客之外"到"刺客之内"的角色转变历程。     

时政谣谚与两汉民众参与意识

在两汉时代,民众对于时政有着很强的参与意识,这在当时时政谣谚的广泛流传上得以充分体现。这些谣谚涉及到国政大事、官员治政、官场风气等方方面面,喊出了民众的心声与感受,表达了百姓的倾向与爱憎,对汉代的政治与吏治起到了一定的衡量与监督作用,构成了汉代社会一幅难得的政治风情画卷。     

元代ABB式三音词激增原因分析

ABB式三音词先秦已经出现,历经两汉、唐宋,这种构词方式的词语一直处于平稳发展的状态。到了元代,ABB式三音词出现了迅猛增长的势头,这是在语言内部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变化两方面因素激荡交加之下出现的结果。这种现象既符合近代汉语词汇的发展趋势,也清晰地展示了元代语言的特有面貌。     

试论13世纪后期忽必烈对丽、日政策及其反应

忽必烈对高丽、日本关系,一方面采取蒙古人传统的高压政策,另一方面也运用汉人儒家的天下秩序观来规范与上述二者的关系。日本却以维护它的国际地位,希望与元平起平坐;高丽则试图在二者之间扮演一种调节者的角色,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也与元联合,对日与元统一行动。     

论蒙元时代"乐府文学"的流衍及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

金亡至南宋灭亡(1234-1279)前的蒙元时代,就词曲嬗递过程的文学生态而言,“乐府文学”流衍的含义系指存在着一个“亦词亦曲”的阶段;其次则指在曲体体式形成、确立后,仍复有一个词曲并行而同被目为“乐府文学”的时期。词曲的合流为“乐府”而并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又因其所属音乐体系并非同一个,这种“并行”、“合流”也必然是阶段性的。元人广义的“乐府”观中是包含着那部分在蒙元特定时期仍然可歌的词体文学的,元人明确区分词曲的自觉意识乃萌生、形成于元代中后期。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的一个基本导向就是严雅俗之辨及其下的尊体意识,元人“乐府观”中的尊体意识最终结出的是“大元乐府”与唐诗、宋词有同等文学史地位的“鼎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