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艺术对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结构艺术的影响

至迟在宋代,说话艺术就已相当成熟。受“小说家”说话的直接影响,产生了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其演变过程为：“小说家”说话到“小说”话本,再到拟话本小说。说话艺术对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决定了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民族形式的基本特征。其中,对结构特征的影响,至为显著。一、小说体制的模式化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给读者最突出的印象,是小说体制的千篇一律。每篇小说都由楔子、正话和结尾三部分组成,文体以散文为主,穿插一定数量的韵文,极少例外。1．楔子说话业经过长期艺术实践所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办法,是说话人在正式…     

论五四杂文

<正> 中国文学真正可以称作"改革"的帷幕,是伴随着五四运动的惊雷而拉好的.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最显著成果,莫过于形式大换班,古典诗、词、曲一下子失去了它的正宗地位,文言小说则很快销声匿迹,而新诗、白话小说、话剧、杂文、散文等一些面目全新的文学体裁,如雨后春笋般竞相出现.在这些新的"体裁群"中,杂文起步是较晚的,它没有象新诗那样有过理论的酝酿过程,也不象白话小说有一条隐隐发展的链带,但也没有象它们那样步履艰难,它的出现和成功几乎是突如其来的;并且,不少作家作品一     

拟话本小说夭折探源

拟话本小说兴盛于明清之间,至清初夭折。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到此终结。究其原因：话本作为拟话本的前身,有“小说”和“讲史”之分,“小说”是拟话本的源头,“讲史”则形成白话长篇小说。讲史艺人较高的文化层次,使得长篇白话小说有了坚实的基础和长足的发展。与此相反,文化层次较低的“小说”艺人制约了小说话本的发展,形成拟话本的先天不足。长篇白话小说替代了拟话本的地位。此外,正统文艺观给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以精神支柱,它在观念上最接近正统艺术。而拟话本一直被视为消闲品以等而下之,它是通俗文艺中之粗俗品,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得不到地位的认可和艺术的升华。与此同时,在表现形式上与正统艺术相近的文言小说也就有机会取而代之。     

论“五四”感伤散文

“五四”时期散文的成就及其划时代的意义是公认的。在那个时代，“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多种体制的散文，冰心、朱自清的美文小品历来受人推崇。但鲁迅“五四”时期的散文主要侧重于社会批评，缺少对人的生命本体的剖析，其意义主要在其思想性；冰心、朱自清的美文小品更多地承继了古代抒情散文“温柔敦厚”的美学风格，其主要功绩在于打破了当时旧文学维护者“美文不能用白话”的断言。可以说，二者均没有形成对“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古代散文美学的强大冲击，而这正是衡量一个时期散文创新程度，特别…     

明清长篇白话小说发展规律简论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曾经指出,宋元话本的出现,“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这“一大变迁”至少包括下列两方面的含义:一,宋元话本小说开创了我国白话小说创作的新纪元;二,宋元话本小说为我国长篇小说的诞生奠定了基础。随着宋元白话小说的产生,明清长篇白话小说如雨后春笋,竞相脱颖而出,以其众多的数量和辉煌的成就奠定了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卓越地位。明清长篇白话小说的发展变化尽管纷纭复杂,但仍是有规律可寻的。纵观其演进轨迹,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以下三点重要规律。     

读《佛教与中国早期白话小说研究》

中国白话小说在宋代时已经非常成熟了,学术界也多有关注。但对白话小说发展初期的具体情况,学术界尽管已经认可了敦煌变文中的一些篇章属于早期白话小说,但对其具体特点则少有触及或语焉不详,在谈及白话小说发展初期的情况时往往采取一种绕道走的方法。＂     

古代“通俗小说”考辨

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理解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把通俗小说基本上等同于白话小说 ;一是视通俗小说囊括全部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这就带来了概念和研究上的混乱。考察白话小说的文人化和文言小说的通俗化轨迹则发现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既不等同于白话小说 ,也非涵盖所有古代小说。判定小说的雅俗分野应考虑到作家的创作动机、作品的传播范围、读者的文化审美水平等综合因素。通俗小说的主要特征表现为 :以娱人为目的 ,审美上追求世俗化 ,传播方式的商业化     

试论晚清“新小说”的白话语言建构

晚清“小说界革命”的观念迅速为知识界接受,使得整个晚清白话小说发展都打上了它的印记。也造成了“新小说”发展的空前盛况。其时,人们直接赋予小说教育下层民众的重任,在此基础上“新小说”的文学语言与白话的采用建立了必然的联系。同时,由于白话发展的实际水平,“新小说”的白话语言渊源多为传统白话小说,并存在其他的成分,形成一种近代化的文学语言的发展情形。     

“说书人”叙述者的个性化——中国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一条线索

中国白话小说的叙述传统集中体现在“说书人”叙述者身上。本文认为,“说书人”叙述者在人称上是第一人称,在视角上却属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因此具有“两栖性”。一方面,白话小说在清末已经超越了完全模仿口头说书人的阶段而进入了文人书面化写作阶段,具有“个性化”的内在可能性;另一方面,清末民初大量译介的域外第一人称小说通过翻译实践和创作影响直接刺激了“说书人”叙述者个性化的实现即从只讲述他人的故事改变为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五四”之后,“说书人”叙述者完成其现代转型,即基本抛弃说书人的口吻与程式而成为充分个性化的“第一人称全知叙述者”。“第一人称全知叙述”是传统白话小说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内在联系,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     

19世纪西人小说中的白话实验

19世纪来华的西方人出于对异质语言的敏感、华洋杂处的现实需要以及探求中国文化的兴趣,率先发起了语言变革。他们所作白话小说主要包括传教士小说和汉语读本中用北京官话改写的白话小说,其中所用白话则经历了由章回小说的旧式白话到北京官话的转变。尽管西人进行的白话实验并未带来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但在对白话文的认识与运用上表现出相当的超前性与创造力,是我们研究白话文运动的绝佳的参照系与对比物。它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与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     

赵树理小说的隐含书场格局

赵树理的小说在借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拟书场格局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扬弃了白话小说中程式化的格套,同时又吸收了“五四”小说中“作者化身“的叙述方式,从而创造出一种新颖独特的隐含书场格局的叙述模式。赵树理之所以要创造这种叙述模式,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古典小说中已延续七百年的“说书人”叙述者已经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审美形式。     

新文学的第一位女作家陈衡哲

清末,维新派代表梁启超等力倡“小说界革命”,遗憾的是少有成功的实践;继而盛行的“谴责小说”,着力暴露官场的腐败和世态的丑恶,但未切中封建制度的本质和要害;而泛滥民国初的“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则已堕入末流。无论是“谴责”小说,还是“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都与现代小说有相当距离。一九一七年,陈衡哲在胡适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发表了处女作《一日》,其思想和技巧已初具现代小说雏形,可谓用现代白话创作短篇小说的最早尝试。胡适在陈衡哲短篇集《小雨点·序》中写道:“当我们还在讨论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指陈衡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章了。《一日》便是文学     

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兴衰及其研究刍议

考察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形成与兴衰过程,我们会发现白话短篇小说的形成与兴衰与文言短篇小说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但研究白话短篇小说的形成与盛衰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创作主体、作品内容和接受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研究。必须从研究实践发现和总结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理论方法,才能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推向深入。     

陈衡哲散文的美学特质

陈衡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创作白话小说的女作家.她往往能跳出自我的小圈子,超越性别的界限,以非女性化的写作姿态,对社会和人生进行思考,因此,她的散文视野宏阔,涉猎广博,形成了广博大气、深邃超拔、严谨明晰、活泼幽默的美学特质.     

《豆棚闲话》的叙事学研究

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到《豆棚闲话》叙事模式陡然一变。由“豆棚架”这一意象所结纳起来的众多的叙述者打破了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叙述者单一的现象 ;叙述者套叙述者的现象又直接形成了该小说集叙述层次多重复杂的特点 ,从而构建起一个立体网状的叙事空间。这些打破了自“三言二拍”以来叙述者单一、叙述层次平面化的传统的叙述方法 ,体现了作者对小说叙事宏观把握和整体控制意识的加强。《豆棚闲话》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应充分予以肯定和重视     

试论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喜剧手法

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喜剧手法的成功使用，使中国小说的审美情趣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民族特色。主要表现在：用喜剧手法揭示悲剧主题、以喜剧场面刻划人物复杂性格、以乐衬悲的反衬艺术、喜剧化的“大团圆”结局等。这与中国古代人特有的生活方式、民族心理、民族审美观甚至宗教观，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周氏兄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留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宝贵遗产是多方面的,提起当时的那批叱咤风云的人物,无论怎样统计大概都不会将周氏兄弟遗漏。他们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创造了许多的第一。在引进新的文学理论、文学观念;将政论体文章因势利导发展成为文艺性散文、开创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和优美散文之先河;以亲身的大胆实践与摸索建立中国自己的翻译体系、介绍诸多的东西方文学作品等,都在当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超越了同时代的作家,也给现代中国文学史留下了无尽的话题,更是使后来的研究者们叹为观止。     

中国古代小说叙述者简析

中国古代独特的“史传”和“说话”的叙事传统，造就了中国古代小说所独有的两个“叙述者”形象：文言小说的“记言者”和白话小说的“说书人”。他们鲜明而独特的模式化特征，形成了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文本的特殊风貌。中国古代小说的叙述者形象暗合了隐含作者（作者的“次我”，正统文化的价值集合体）的价值观，自身已强化为理性化的、具有价值整合功能的特殊形象。这正是中国古代小说叙述者长期模式化发展的根本原因。     

民初小说语言的建构与特质

民初骈文小说的创制不失为晚清以降中国小说语言杂糅发展过程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民初文学观念的转移与文学实践面貌的整合具有重要意义。民初小说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把晚清以来历时性的文学语言建构情况,在共时性上全面地展现,体现为骈文、古文、以不同时期古白话为范式的白话、不同程度欧化的白话、不同程度使用方言的白话等语体加以采用。此时,文言的使用在民初小说语言之中又成为一种风气,而白话的小说语言建构相对表现得不太突出。民初小说语言在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转型之中并没有取得质的突破,而在内部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内卷化。     

论明清传奇小说的艺术成就

明清时代是一个传奇小说的繁荣时代,源自汉魏六朝的中国传奇小说达到了艺术顶峰,无论是通俗传奇小说还是高雅传奇小说,无论人物、情节、结构还是思想、内容、语言等,都取得了全面的、重要的艺术成就,并且为长篇白话小说提供了可贵的艺术经验与艺术借鉴。明清时代已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出版业十分发达;中国古代小说,无论是白话小说,还是文言小说,到了明清时代已发展到了思想艺术的成熟期;小说观念、小说理论产生了重大变化,这些都是传奇小说进入繁荣时代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