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谁驱使了气候变化？》图书推介

早在两千多年前．屈原带着对大自然的疑惑写下了《天问》，而庄子把大自然描述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古人关注“天地”、“四时”、“万物”的空间、时间的相互关联。大自然的结构、规律和关联是客观存在的。本书的目的是通过“天地之美”．“四时之法”和“万物之理”，认识气候变化，探索驱动原因。     

《庄子》“大美”思想论析

《庄子》汪洋恣肆的世界里,"大美"是其最为重要的美学思想。庄子极其喜用"大"字,故以"大"字作为进入这位先哲的引线探索他的美学思想,是契合实际的。在"大"到"大美"的逻辑推演过程中,显现出"大美"思想的重要性及其分析的必要性。《庄子》"大美"的具体内涵是以阳刚雄伟与自然逍遥作为"大美"的逻辑起点,以阳刚雄伟为直接外观,以自然逍遥为追求理想,最终回归到圣洁高尚的道德之"大美"。     

“艺术与语言统一说”的内在矛盾

自克罗齐提出艺术与语言的统一说以来,关于艺术与语言之关系的论述,就不再仅以片言只语的形式出现于美学论著中了。他的美学代表作,其书名就是:《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在其第一部分《美学原理》中,他主张艺术的科学与语言的科学、美学与语言学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世间并没有一门特别的语言学。人们所孳孳寻求的语言的科学,普通语言学,就它的内容可化为哲学而言,其实就是美学。任何人研究普通语言学,或哲学的语言学,也就是研究美学的问题;研究美学的问题,也就是研究普通语言学。语言的哲学就是艺术的哲学。”①对于这个问题,朱光潜先生曾评论指出:“至于艺术与语言的统一说则是他首次提出来的,对于语言学与美学都有深刻的意义;不过关于这方面,我们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②     

《天问：谁驱使了气候变化？》图书推介

早在两千多年前,屈原带着对大自然的疑惑写下了《天问》,而庄子把大自然描述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不言之教”这个教学原则是孔子提出的。“不言”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主动地去学习,而“言”只能使学生被动地学习,不能发挥其主体作用。“教”体现在传道、授业、解惑三个方面。     

“内圣外王之道”——郭象《庄子注》对《庄子》的强制阐释

我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经典文本的阐释具有密切的关系,解释者往往以经典阐释的方式展开哲学体系的建构。向秀、郭象之阐释《庄子》,打破了视域融合的平衡,突破了文本客观性的限度,肆意地发挥其主观思想,建构了一套新的玄学体系,是“过度诠释”“强制阐释”的典范。郭象之诠释的基本目的是“内圣外王之道”,即把庄子的方外之道转化为玄学的“外内相冥之道”,圣人养心养神即治国平天下。这是以养心养神为主而以治天下为辅的统一,即以道家思想为主而以儒家思想为辅的统一。郭象运用“寄言以出意”的解释方法,一是以庄文为寄言,非真非信;二是夸大寄言与出意之间的重大间距性,从而忘言以得意。这一方面有利于郭象摆脱庄文的限制,而较为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主观思想,以填补意义间距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郭象消解庄文之义与他所阐释“庄子之意”之间的矛盾冲突,以确证其解释的有效性、合理性。     

牟宗三美学思想探论

当代学界对牟宗三的哲学思想研究较多,但对其审美理论很少涉猎。牟宗三美学思想的特色在于:强调中国文化生命中有一种“综和的尽气精神”,即英雄的、艺术性精神。牟宗三用儒家的心性之学,改造了康德哲学美学,建立了自己的道德理想主义美学,认为审美固然是一种判断,但它更具品鉴或赏鉴性质。康德的审美判断理论既有洞见,又存在着矛盾。从中国美学角度来看,真、善、美虽各有其独立性,但三者合而为一,“即真即善即美”。三者合一的关键在于善,在于道德之心,即实践理性之心。道德实践之心是主导,是人们建体立极的纲维。牟宗三“消化康德而归于儒圣”的美学运思,有助于国人确立中国美学的独特品质,实现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     

杜甫“有神”论的审美内涵

杜甫的“有神”说不仅是对六朝以来文艺领域审美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唐代以追求“有神”为中心的美学思潮的组成部分.概而言之,其美学内涵主要是指自然之美、风骨之美和兴会、灵感神妙之美.这是中国传统美学史上的一次意义重大的飞跃,中国传统美学由此派生出了以“神”为精髓的理论体系.     

论老子思想在李白思想中的地位

盛唐大诗人李白诗中塑造的形象包蕴极广,思想也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状态。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当代学者论及李白思想时亦多祖此说,认为其思想是以儒道为主的多种思想的结合。且以当代最有影响的两部《中国文学史》为例:“一方面他接受了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接受了道家特别是庄子那种遗世独立的思想,……同时他还深受游侠思想的影响。”“当他想要用世以建立功业的时候,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     

禅宗超越言语和文字的教学智慧及其启示

禅宗在“不立文字”的宗旨下,经常采取“不言而教”的方式点化学人.禅宗的“不言而教”超越了言语和文字架构的可分析的事实世界,是“无语中语”,它主要使用沉默、情境、副语言、动作等不同常规的方式进行.“不言而教”其实质不是言说之缺失,而是言说之超越.它不仅促进了禅宗的发展和繁荣,激发了禅宗的勃勃生机和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对当今教育过于注重“言语之教”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关于“知行合一”阳明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唯心主义说法,即所谓“销行归知”的说法。如“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传习录》上)“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总之,“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另一种是所谓唯物主义的说法,“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     

现代家庭中称呼的学问

古人云:言者心之章,语者思之文。在现代家庭中,家庭成员之间的称呼虽不能象古代那样过于拘谨,但也要讲究亲切自然,态度和气、句句真情。如此才能正确表达思想。使家庭成员间的相互理解,否则就可能引起家庭成员的反感和误解,轻则影响交流思想,重则妨害团结和睦,造成矛盾,甚至引起家庭纠纷。所以,现代家庭中的“称呼”也有学问。     

追赶梦中的“蝴蝶”——陈孝英幽默理论研究述评

我们的先哲庄子,曾梦幻为蝴蝶,这一永恒的梦,困惑着无数心的人。他——本文的评述对象的梦中,也常出现蝴蝶,一只五色斑澜而又捉摸不定的蝴蝶。法国当代幽默作家德哥勃拉把“幽默”这个比宇宙引力更麻烦的审美对象喻作一只被生物学家追赶的捉摸不定的蝴蝶。但他已从我们先哲的不知己为蝴蝶还是蝴蝶为已的迷茫中走出,以诗人和哲人的智慧之心,追赶着他梦中的蝴蝶——幽默和喜剧美学体系。在追赶的行程中,他从幽默扩而广之于喜剧,已发表美学论文一百多篇、专著三部、译著两部、编著三部,其中研究幽默美学范畴的著作为《幽默的奥秘》、《漫话幽默》、《幽默理论在当代世界》及《喜     

观:王国维美学的重要范畴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王国维美学的重要范畴“观”。首先,审美之“观”,是以自然之眼观物,并使主体与客体双向互渗;其次,审美之“观”,还应“通古今而观”,力求在审美创造活动中揭示“天下万世万事之真理”;最后,要“出入”而观,以求得对审美对象的深层内含的深刻领悟与把握。     

试论老子的文艺思想

本文从老子的哲理论说中探索其文艺思想。他一方面揭示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与语言表达能力之间存在差距,但又努力用形象化手法加以描写,表现出积极的创作态度。与其“有无相生”“无为而不为”“柔弱胜刚强”等宗旨相联系,他反对多言美辩、五音五色、圣智礼法,实则十分珍重言语,崇尚自然、朴素、天真之美,由此所提出“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等富有辩证法因素的艺术准则,对后世文艺批评与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关于“大音希声”一语,后来有种种分歧的理解。本文以辨析“声”“音”“希”等字原义为基础,试为此句所启示的超妙审美理想境界提出一种新的解释,以就正于学术界和广大读者。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看康德与庄子的美学思想

康德与庄子的美学思想都体现出了对自然美的重视，超功利的、自由的境界成为二者共同的审美前提。但是在审美过程中，康德与庄子对人的主体性的认识是截然有别的。康德把美的理想指向人，而庄子则追求人对自然的彻底回归。     

试论《吕氏春秋》的言意观

本文认为《吕氏春秋》的主导倾向是以道家为表，以儒家为里，综合百家而形成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考察了该书的言意观，指出其：（１）表面上接受了道家“言不尽意”论，但实质上继承了儒家基本肯定言意一致因而言可尽意的论．点；（２）维护了老庄“至言去言”的思想，并给以政治化的改造与阐释；（３）继承庄子的“得意志言”说，提出“知意舍言”论，但哲学上比庄子浅薄。     

论形象思维的美学特征

从美学意义上讲 ,形象思维是一种美的思维。早在 2 0 0多年前 ,被后人称为美学之父的鲍姆嘉登在他的美学专著中就提出了“以美的方式去思维”①的观点 ,他所创立的“美学”即是“以美的方式去思维的艺术理论”② 。后来的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 :形象思维是有美学价值的思维活动。形象思维的过程与审美的过程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作家、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评价必然会渗透到形象思维的整个过程中去。因此 ,作为形象思维结晶的艺术品 ,具有无可争辩的审美价值 ,能给人以美…     

《诗》《佹诗》荀·屈两赋的渊源试探

《诗》有“二南”吟及江汉(《汉广》、《甘棠》、《江有汜》)南冠羁客可奏楚音,而郑庄《大隧》之赋,孔子去鲁诸歌,何莫非南声之变?盖“赋者铺也,不歌而诵”,它崛立于楚地,与“诗”并称,并非“六义”的附庸(班孟坚的说法有问题)。良以春秋时各朝聘,士大夫多赋诗言志,所谓“不学诗无以言”,否则有辱君命,但是这“言”的根本,并非只是“风雅”,《三百篇》外,还有“(?)辞”(类似谜语)用以表达自己的意旨,测验对方的智力,“(?)辞”也有底本唤作“隐书”,不熟悉它,回答问题便对不上号。特别是到了战国,荀卿称之为“佹诗”(佹音Kuā,读如诡,盖以诡异激切之辞,言天下不治之意者也),据说是作给楚国的当政者春申君黄歇看的,以此得为楚之兰陵令(兰陵,地当为今之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     

论康德美学存在论解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判断力批判》中的自然问题(即审美判断力部分对自然美的推重和自然有机体在目的论判断力批判中的导向作用)使我们关注于对自然概念的反思,而自然的源始概念与存在的概念是同义的.海德格尔从其存在学说出发对康德的思想进行过深入地研究,这为康德美学的存在论解读提供了理论支撑.在康德的美学思考中,主导线索是他以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方式对存在(即自然)的思考,支配着他的美学运思的是“存在的闪耀为美”,即自然(的涌现)为美.这种理解为《判断力批判》中的自然问题、康德美学、《判断力批判》、康德哲学的系统性都带来新的理解,也给当代的环境和生存问题、为中国古典美学的相关命题带来一定的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