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化史中两个问题的考辨

<正>一 白话代文言的主张 到底起自何时 多年以来,人们都把以白话代文言的倡导功劳,记在胡适、陈独秀等人名下,说此种主张自“五四”前办的《新青年》始。其理由是: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就提出要以白话文学为正宗;同年2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八首白话诗;与此同时,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明确表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 目前一些已出版的中国现代史论著,几乎均     

1917年中国文学思想史论--胡适与陈独秀文学思想之比较

1917年中国文学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胡适发"文学革命"之先声,陈独秀成为"文学革命"运动中的主将.两者虽同样倡导文学革命,但其文学思想倾向不尽相同.胡适更侧重于包括语言在内的外在形式的变革,试图建立一种超政治的文学观念,主张"中国文艺复兴",对传统文化有着较清醒的判断;陈独秀则将文学形式和题材内容必然地联系起来,并将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逻辑地联系一起,主张与旧文化从根本上决裂.     

也论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分类形成的原因——有感于刘禾教授的《跨语际实践》

刘禾教授在<跨语际实践>中认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把文类形式分为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是"一个自我殖民的规划".实际上,中国古代从柳宗元开始就把文章分为著作类和比兴类."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继承了这一看法,将用文字书写的文本分为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并在此基础上,把文学之文落实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四类.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在借鉴西方文学作品文体,立足革新中国文学传统的创新.欧洲文学的文体分类长期实行三分法,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四分法根本不同.因此,刘禾教授的上述论断是值得商榷的.     

"文"与"文学":文学观念的确立与诗学谱系的转型

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与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谱系.可是在晚清至"五四",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却和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交织在一起,并最终"大河改道"式地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的"文学"观念,实现了由中国传统文论之"文"向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谱系的全面切换.在"文"向"文学"转换的进程中,阮元、刘师培、章炳麟等国学大师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论"文"的总结;而梁启超、王国维等则分别建立了功利主义政教型文学观和超功利的审美型文学观,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边贡的诗学理论与创作

边贡为明“前七子”重要成员之一 ,在诗歌理论上积极拥护李梦阳的复古主张 ,以《三百篇》及汉魏、盛唐之诗歌为宗。具体学习方法上 ,提出“守之以正 ,时出其奇”。强调诗歌应有真情实感。内容上主张“文以载道”。作品呈现出飘逸清丽、感情真挚的风格特征 ,为明代文学增添了异彩。     

纪实传真,重史轻文——论胡适的传记文学观

胡适是现代首先提出“传纪文学”概念、积极从事相关研究的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奠基者;也是最早从事现代传记文学写作,躬身践行其理论主张,自成一家的创作者;更是终生不懈、卓有成效的现代传记文学倡导者,在现代传记文学开创、发展上,有着独到的贡献。胡适以西方传记文学为参照,批评中国传统传记;以史鉴和教化的经世致用目的,倡导以“纪实传真”为核心的现代传记文学。作为开创者,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偏颇疏漏,如源于史传传统、功利目的、学术思想的重史轻文的偏向;对中国传统传记文学评价上的武断片面。因此时下不少论者认为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片面肤浅,许多已为后人超越。然而在胡适所处的时代,这一切都富有创造和挑战性。对一个开风气的人,不能苛求。何况胡适对中外传记文学有较深入的了解和比较研究,创作上有自己独到的风格特色。时至今日,他的理论主张与传记作品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历史地陈述和解释胡适的现代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是当下传记文学研究与创作必不可少的一步。     

纪实传真 重史轻文——论胡适的传记文学观

胡适是现代首先提出“传纪文学”概念、积极从事相关研究的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奠基者;也是最早从事现代传记文学写作,躬身践行其理论主张,自成一家的创作者;更是终生不懈、卓有成效的现代传记文学倡导者,在现代传记文学开创、发展上,有着独到的贡献。胡适以西方传记文学为参照,批评中国传统传记;以史鉴和教化的经世致用目的,倡导以“纪实传真”为核心的现代传记文学。作为开创者,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偏颇疏漏,如源于史传传统、功利目的、学术思想的重史轻文的偏向;对中国传统传记文学评价上的武断片面。因此时下不少论者认为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片面肤浅,许多已为后人超越。然而在胡适所处的时代,这一切都富有创造和挑战性。对一个开风气的人,不能苛求。何况胡适对中外传记文学有较深入的了解和比较研究,创作上有自己独到的风格特色。时至今日,他的理论主张与传记作品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历史地陈述和解释胡适的现代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是当下传记文学研究与创作必不可少的一步。     

论陈亮的文学观

陈亮的文学观是以传统的"文以载道"观为基点,进而落实为"明道致用".他标举"意与理胜"这一文论核心,若兼艺术形式而言,就是他所主张的"理得而辞顺",具体表现为诗、词、文等不同文学体裁均可通用的"立意精稳,造语平熟".陈亮具有诗、词、文通体看待的文学观念,并由此决定了他独特的词学观的形成.在艺术风格上.他则是喜爱阳刚豪放,同时亦不偏废清丽婉约之作.     

鲁迅、胡适早期文学史观与文学史方法论比较研究

在文学史观上鲁迅、胡适均受进化论影响。鲁迅文学史观以天才面目出现,重个性、重精神,坚信文学启蒙、文学救国。胡适文学史观以平民面目出现,对贵族文学传统也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在方法论上鲁迅、胡适同承清代考据方法余泽:鲁迅对西方文学观念有一定借鉴,胡适则输入了西方实证主义,与传统方法对接,形成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全新方法。     

从《文学改良刍议》到《文学革命论》

将陈独秀与胡适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陈独秀再三催促与坦诚切磋,胡适未必能“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陈独秀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前已基本形成其新文化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远非仅仅对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响应或为文学革命鸣锣开道,其思想内涵也是极其深刻与丰富的。其一为“革命”正名,其二指明文学革命与政治革新的关系,其三确立文学革命的对象,其四明确文学革命的目标。而以往的研究对这份“五四”文学革命的宣言书的思想内涵的估量是很不够的。     

“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新探胡适倡导新文学的宗旨观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于1918年提出的建设中国新文学的“唯一宗旨”观,但近百年学术研究尚未以科学的思维对其丰盈内涵作出详解.本文试图对胡氏新文学建设的宗旨观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予以新探.“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对其“枝叶”文学主张的化零为整的概括.国语文学与白话文学在胡氏表述中是同义语,但实质上是有区别的;而要理解国语文学的内涵,必须弄清白话、国语、方言这三个关键词的趋同性与差异性.胡适对建设何种形态新文学作了这样的理性设计,即分为“工具”、“方法”、“创造”相互关联的三个逻辑步骤,只是对“工具”(白话为利器)、“方法”(具体技艺)作了详解,而“创造”则从略了;至于“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之间的辩证关系,胡适着重强调了后者.这样的“唯一宗旨”观,实际上成了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并驾驰驱的理论旗帜和实践纲领.本文对其新探,发掘出不少新思想、新见解及其偏颇之处.     

论傅斯年五四时期的文学革新观

傅斯年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与宣传者.1918至1919年间,他先后发表了<文学革新申议>、<戏剧改良各面观>、<怎样做白话文>、<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等文章,提出了强调发展变化与新陈代谢的"进化的文学"观、以思想启蒙为主旨的"人化的文学"观与开放的而非锁国的"欧化的文学"观,系统地表述了他关于中国文学革新、发展的方向及一般进程的可能性选择的思想.所论与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异声同调,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     

论胡适对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贡献

胡适认为“中国文学有生气的时代多是勇于试验新体裁和新风格的时代”,由此,胡适以西方文学名著为范本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诸方面提出了中国新文学的文体建设理论体系。胡适文体建设理论的指导思想和批评原则可以用“解放”和“创造”概括。胡适既是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理论倡导者,又是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积极实验者,其对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五四文学论争与新文化人的中国文学史书写

在五四时期的文学论争中,新文化人以“情之文学”为正宗,以“平民文学”为主导,显示出了较高的共识度。但从五四之后新文化人的文学史书写来看,“情之文学”的标准未能贯彻始终,“庙堂”的“文人文学”也依然占有显著地位。究其原因,或由于冷静的文学史书写不同于偏激的文学论争,或由于西方文论运用的水土不服,或由于个体之间的才识之异。新文化人的文学史书写,在入史标准、叙述方式、叙述风格等方面,相互之间多有不同。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特质与文化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文化学的关系至为密切。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主将如胡适、陈独秀、李大制、鲁迅、郭沫若等在尽情吮进西方文化思想的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学到西方文化学的某些方法。因此，他们在对中国传统进行深刻的反省之际，也从文化的视角，审视和重新评价中国文学。例如胡适从文化的发展演变着眼，揭示了文学发展演变的某些规律，提出了革新文学的主张，并得到陈独秀、博斯年、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支持和响应，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运动，中国现代文学便应运而生。其次，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代作家如胡适、…     

文学与当代道德建设刍议

在文学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曾经有两种主要的倾向。一种是绝对的道德主义，把文学当成道德说教的工具。中国的“文以载道”观念，概念化的文学工具论，西方柏拉图的文学功能观等都属于这种类别。另一种是极端的唯美主义，主张文学就是文学本身，文……     

论韩柳古文创作中的“破体为文”现象

中唐韩愈、柳宗元所倡导发动的古文运动是一场古代实用散文向现代文学散文转变的革新运动。韩柳古文创作是对传统实用散文固定体式的大胆突破和创新,其以“诗”为文、以“传奇小说”为文、以“寓言为文”,使古代实录简朴的散文发展成为真正的文学散文。     

试论中国近代小说运动中的“文章”化倾向

文学上某一个时期的历史就在于探索从一个规范体系到为一个规范体系的变化。——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中国正统文学观念认为,各种文体有高下之别,文章的地位最高,因为圣人之“道”必须由“文”来载。诗经圣人之手,被列为“经”,可以“兴观群怨”,地位与“文”相同。诗文是文学的正宗,词为“诗余”,曲为“词余”,地位便要次一等。小说是“闲书”,不得入于文学之林。文人鄙视小说的理由一是“不正经”,小说以志怪传奇为主,“怪”和“奇”都不是正经东西;二是“俗”,引车卖浆者流的白话固然俗得很,便是志怪传奇的文言,也缺乏先秦文章的气势风骨,气格卑下。中国的文学观念本是越古越好,所以“若词章之古文,尤最忌小说语气”。尽管中国小说一直想挤入文学的殿堂,它们大多也确实以劝善惩恶、因果报应为宗旨,但始终缺乏“载道”与“雅化”的传统,因而始终得不到文学的承认。     

“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论《儒林外史》的结构主线

<正> 关于《儒林外史》的长篇艺术结构,“五四”以来,我国的研究者鲜有比较充分的肯定,甚至有胡适那种“没有结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全盘否定的看法流行一时.对此,美国学者林顺夫《<儒林外史>的礼及其叙事结构》一文(《文献》第十二辑),从中西哲学和文学思想的比较,指出胡适等人的偏见乃是“由于西方思想的框框和西方小说完整的情节结构的影响”,忽略了“在《儒林外史》中发现的那样特殊的结构典型”。认为(《儒林外史》结构的“条理性和完整性,决不比非常出色的西方小说作者逊色。”这是     

中国作家王小波的“西方资源”

作家王小波(1952-1997)其人其文在中国当代文坛似属“异类”。所以成为“异类”,因素诸多,但拥有丰富的“西方资源”(以欧美文学为主兼及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等在内的西方文化)并广泛汲纳乃一重要原因。从其经历可以发现:王小波分别从“家庭”、“学校教育”、自修式的“阅读”三途径接获了这一资源,而广泛的个人阅读对作家身份的王小波影响最大也最为重要。丰富的“西方资源”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王小波,使王小波有了科学的思维方式、相应的思想观念、“文理兼修”的知识结构和个人化的“文学观”———“小说家(应)是知识分子”、“文学是永恒的事业”、“做艺术上的完美主义者”、“小说应深得虚构之美”。检视其“文学观”,我们可以发现其以欧美现当代文学为主、以欧美现当代小说为要的西方文学“来路”:从杜拉斯处,他汲纳了小说艺术应“感性化”与“完美化”的艺术追求;从卡尔维诺处,他汲纳了“小说有无限的可能性”的乐观精神,释放了“想象”的双翅,高翔于虚构世界,将经典小说沉重的文体羽化为“轻”;从马克·吐温与萧伯纳处,他汲纳了入世、问世、讥世的精神与幽默、讽刺的艺术个性,成就了黑色幽默的个人风格;从奥威尔与昆德拉处,他汲纳了知识分子作家清醒自觉的社会批判意识与高度的责任感,对中国当代社会人之生存状况给予了深度关注与尖锐揭示。“西方资源”的拥有与博取,使王小波成为今日之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