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1929-1989年的年鉴学派》

二十世纪国际史学界影响最大的史学流派无疑是法国年鉴学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已渗透到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为各国史学家所广泛采纳和应用，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英国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的《法国史学革命：1929—1989年的年鉴学派》一书，     

知识分子的兴衰——评雅克·勒高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在20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发展中,法国年鉴学派无疑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如果说19世纪的历史学以德国兰克学派的实证史学为代表的话,那么20世纪的历史学叙事模式则主要是以法国的年鉴学派为典型。     

新时期以来对中国史学影响较大的几个西方史学流派

新时期以来,西方史学流派的传入对中国史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而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的吸收也有一定的选择性.于是,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比较史学、心理史学等成为最受中国学者关注的几个西方史学流派.     

皮姆·登·布尔：《作为一项职业的历史学——1818至1914年的法国历史研究》

众所周知,法国年鉴学派的兴起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是二十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年鉴学派史学家们宣称自己是一种新史学的代表,反对原有的以政治事件的叙述为核心的传统史学,认为传统史学毫无可取之处。对此,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欧洲文化史教授皮姆·登·布尔表示异议,指出传统史学并非一无是处,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对年鉴派史学的影响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与年鉴史学有着较深的渊源关系,二者都受到涂尔干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年鉴史学通过借鉴结构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及研究视角,促进了整体史观的发展与完善.同时加快了年鉴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拓宽了年鉴史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年鉴史学研究方法.在发展与完善年鉴派新史学范型的同时,结构人类学并未改变年鉴史学的学科特性.     

多斯对年鉴学派的分析与批判

年鉴学派及其创建的“新史学”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史学现象,它们不仅在法国史学界长期占主导地位,对全世界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法国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Francois Dosse）已预感到年鉴学派所代表的新史学将出现危机和必将瓦解。他在《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杂志到“新史学”》一书中对年鉴学派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     

论学派与史学的繁荣

关于学派有三个值得思考的话题 :第一 ,中国近百年史学的发展就是在社会巨变的时代背景下 ,史学阵营中学派互动过程中推动的 ;进化史学派、实证史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等主要学派各自为史学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第二 ,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 2 0多年的发展 ,学术界出现了繁荣景象 ,具备了产生历史学派的社会文化条件。第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前提是允许存在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 ,允许存在不同的学派。事实上以研究领域划分的或以所用研究方法趋同等方式自然结成的学派已初步形成     

评布罗代尔《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

法国史学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对地中海15-17世纪的研究举世闻名.(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是他研究15-17世纪地中海历史的一个副产品.     

浅析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思想

费尔南·布罗代尔被冠以"史学大师"、"史家第一人"等美誉,他的史学思想与方法影响巨大,他的总体史观与长时段观念不仅成为年鉴学派的支柱性理论,还超越了学科本身,除此之外,"经济世界"理论在空间维度上革新了、扩大了总体史研究的范围。本文通过分析他的三篇代表著作,来达到解读他的史学思想的目的。     

港台社会科学史学简论

港台社会科学史学简论李源涛美籍南斯拉夫史家斯托亚诺维奇提出，西方史学中存在三种范式：一是从希腊罗马到近代早期的鉴戒性范式，二是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叙述性范式，三是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结构、功能范式①。这是他根据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对西方...     

美国现代史学主要流派的演变与反思

美国现代史学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进步主义史学、新保守主义史学、新左派史学和多元文化主义史学等四大流派。美国现代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实用主义、多元化和国际化这三种鲜明的特点。美国现代史学每一学派的兴盛与衰落都是和美国社会思潮的演变分不开的,每一学派既是美国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美国历史发展在史学领域的反映。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美国史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开创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发明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但也产生了诸如史学研究“破碎化”、缺乏统一的课题等问题。进入新世纪后,美国史学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开始重新提倡史学的综合性和叙事性。     

从地窑到顶楼——法国心态史学探析

70年代初以来,在西方史学界影响最大的是由勒高夫等人为领衔人物的法国“新史学”(亦称年鉴学派第三代)。而纵观这一史学流派,或更确切地说这一史学创新运动的发展过程,我们就会发现“新史学”之所以能取得这样显赫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心态史学的勃兴和成功。确实,作为近二十多年来法国史坛中的一门显学,心态史已与历史人类学一起成为当今法国式新史学的最重要的标记。对它如何进行全面的评析,本文试图作一尝试。一、由社会史到心态史:法国史坛的一次集体运动 1968年5月风暴无疑是法国战后社会文化史中最重要的分水岭。正是在这股强劲的变革之风冲击下,年鉴学派第二代的大师布劳代尔被迫辞去《年鉴》杂志的主编,开始把权力移交给勒高夫     

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

唯物史观派史学在民国时期的“新汉学”之外 ,又开启了一个新的知识方向 ,铸造了一个类似“年鉴派史学”那样的知识范式。更注重经济因素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把生产力的作用视作社会变动的最后之因 ,是这一学派的第一个特征 ;追求跨学科研究 ,致力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在史学领域里的引进 ,是其第二个特征 ;这一学派的第三个特征 ,是更同情历史上的“小人物”和普通百姓的遭遇与处境 ,主张写“从下向上看”的历史 ;而特别喜爱研究历史上的大规模变动 ,愿意在历史的大关节、大转折点上下功夫 ,则是这一学派的第四个特征。     

论教育史学学派及创立的必要性

在我国教育史学领域,人们对教育史学学派问题缺乏必要认识,学派意识不强,而教育史学学派在推动学科发展和人才成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应从总体上规划学科的发展,有意识地建立合理的学术梯队结构,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创立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教育史学学派。     

胡宏史学思想初探

胡宏是宋代湖湘学派的创始人,其所著《皇王大纪》和《知言》中不仅包含着完备的理学思想,也蕴含有丰富的史学思想。通过对其史学思想的探讨可以揭示南宋义理史学学派特点,也可认识到他对南宋义理史学的开拓性作用。     

略述20世纪上半叶欧美“新史学”思想的异与同——以詹姆斯·哈威·鲁滨逊和初代年鉴学派作为讨论中心

本文比较了20世纪上半叶在欧美出现的两种“新史学”思想，即以詹姆斯·哈威·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以及以初代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法国“新史学”，认为两者虽均对传统史学提出了挑战，但也体现出共同带有区别的立场，鲁滨逊偏向于将历史学“科学化”，而初代年鉴学派则对此提出质疑；同时在研究指向层面，鲁滨逊更强调历史学的实用性，而初代年鉴学派则更关注历史学的独立性；不过，就“新史学”的发展趋势而言，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是两者的一致追求。     

20世纪西方史学思潮二题

在20世纪西方史学诸种思潮中,年鉴学派史学与历史人类学是其中令人瞩目的两种。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年鉴学派以学科综合为旗帜,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历史客体建构论、问题史学,以及时限的辩证法与总体史思想。历史人类学则是20世纪后半期的产物。它继承了年鉴学派进行学科综合的理想,试图以“历史人类学”之名整合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历史人类学以集体/整体作为自身研究的终极对象,广泛采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手段和分析策略,为当代史学再次树立了学科综合的典范。     

规范、传承与文化霸权

“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之间的对话是两个耳背者之间的对话。”这是 2 0世纪 5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 (F.Braudel)针对当时历史学和社会学各自为是、互不沟通的状况而发的感叹。时隔近半个世纪 ,可以说 ,不止法国 ,整个欧美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均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就历史学而言 ,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不断向社会学和其他学科寻找理论支持 ,将那些学科的概念和方法直接引入到历史研究中 ,使历史学显示出蓬勃发展的生机。以法国年鉴学派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牢牢地树立起在世界历史学界的霸权地位。与此同时 ,社…     

布罗代尔况学思想新论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介绍和研究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与方法的大量论著,均涉及到了年鉴学派第二代宗师布罗代尔的治史理论与方法.其中一些论著的评介,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进入90年代以来,布罗代尔的著作已渐次译成中文出版.在研读其主要著作并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对总体史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是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的精髓.     

中外史学交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史学交流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质,也是史学生命力之所在。中外史学交流史源远流长,不过迄至近代,特别是到了19世纪末中外史学直接碰撞以来,才以其恢弘之势,写在人类史学交流的史册上。中外史学交流研究内容宏富,它将为史学史研究开辟新天地,即从它与汉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后现代主义思潮之关联就可略见一斑。中外史学交流多途贯通,其主要有译书、教学、著述和讲学等。中外史学交流对于正在迈步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意义重大,也将给未来的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学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