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本改编艺术的奇葩——《夜店》:话剧到电影

《夜店》是中国话剧史、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本文研究《夜店》的剧本改编,包括艺术内容和形式,以及有关的背景、过程。首先是从高尔基的剧作《底层》到柯灵、师陀的话剧《夜店》的外国剧作中国化;其次是柯灵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的影片《夜店》的舞台剧电影化。对《夜店》的剧本改编的艺术性、创造性有深入的、细微的解释,并给予客观的、公正的评价。     

中国代际导演文学改编史研究的新创获——评《从镜之像到灯之影》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张玉霞副教授潜心五年撰写的《从镜之像到灯之影:中国代际导演文学改编史论》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作者继《电影艺术三论》《电影艺术鉴赏》之后的又一部电影学术性论著。该书是作者主持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影视艺术与文学比较研究"的结题成果,由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周星教授作序。全书共三十余万字,其中既有宏阔的史论探讨,又有     

《红灯记》的前世今生

在特定年代里,《红灯记》曾经深入人心。话剧、京剧、歌剧等改编版本相继出现。其中,哈尔滨京剧团推出的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率先与观众见面;上海爱华沪剧团改编的《红灯记》影响较大。这两部剧目被誉为南北两盏"红灯"。1961年9月,《电影文学》杂志,发表了一部叫《革命自有后来人》的脚本,编剧沈默君、罗静。1963年剧作搬上银幕,易名《自有后来人》。导演于彦夫,赵联扮演李玉和。电影《自有后来人》,奠定了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故事与人物雏形、人物关系。同年,江青在上海观看了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觉得剧本比哈尔滨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要好,通过当时的文     

中国电影史略论

中国电影史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从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任庆泰拍摄谭鑫培《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等片断开始,到1920年代末,为第一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电影的萌生期,主要倾向是追求赢利。这一时期论者们认为电影的优点在于逼真,并在电影摄制的实践中学会了一些电影技法。自1930年罗明佑的《故都春梦》上映,至1940年代末,为中国电影史的第二时期,政治角力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这一时期成长起一批有成绩的导演与演员,电影的技法被认识得更为清楚,并完成了从默片到有声片的过渡。在国难深重的形势下,左翼力量在电影界相当活跃。从1950年代到1976年,为中国电影史的第三时期,与话剧拉开距离的电影理论,在民族化浪潮中又向中国戏曲靠拢。而在政治的强势作用下,1930年代文艺,从1950年代初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到最终被批为黑线。1976年至世纪末是中国电影史的第四个时期,这一时期又分为三个小阶段:从1976年到1983年,电影中的虚假现象遭到观众普遍的批评,求艺术手段之新、淡化戏剧性与对民族历程的反思这三点,成为这一阶段电影发展的新的动向。从1984年到1987年,是探索片强劲崛起并迅速退潮的阶段;从1988...     

从世俗焦虑到终极苦难的叩问——对李玉电影《观音山》文本的透视

李玉的《观音山》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从第五代导演对历史文化进行清理和第六代导演对当下社会、政治、人情关照的视域里超拔出来,镜头从世俗的坚硬外表切入,探进生命的深渊进行超越式书写。它把电影的现实关怀拔升到叩问个体终极命运的高度,表达了生命的无常感和悲怆感,这使《观音山》在中国电影中具有超凡脱俗的品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者电影"。     

中国电影史上罕见的"全才" ——宁波籍电影家袁牧之的艺术道路

出生于宁波市的袁牧之是一位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艺术家,他是中国电影史上多个“第一”的创造者;在表演、编剧、导演、电影组织管理诸方面均有突出的贡献;同时在电影美学的理论和实践上也有不同凡响的创造．     

影像在历史中前行

笔者曾经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电影史上很多著名导演的名字里都带有"尼"字:罗西里尼、费里尼、安东尼奥尼、帕索里尼、南尼·莫瑞蒂、罗伯特·贝尼尼等等。名字的相似并非偶然——他们都是意大利人。从这些"尼字辈"的导演就可以看出,战后意大利的电影在世界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1945年以来的意大利电影》就是一本介绍战后意大利电影史的著作。     

试析《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同名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之比较

本文从叙述结构、叙述形式、叙述事件和情感基调四个方面将《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的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进行了比较。小说文本虽不具有搬上银幕的优势,但由于编剧和导演在以上四个方面进行了改编和艺术处理,电影文本仍给了观众极深的感动和极大的审美享受。     

从诗化小说到诗电影 ——论电影《边城》之改编

将沈从文小说《边城》改编成电影时,凌子风导演原本构想是将其拍成一部具有原著小说风格的诗电影。从诗电影角度对改编影片《边城》进行深入考察,不难发现,因导演在改编中过于注重叙事的连贯流畅,追求整体风格的真实自然,电影最终呈现的风格带有传统好莱坞特征,纪实倾向突出,缺少原著小说的梦幻、诗性气质。其去诗性求真实的改编手法导致的突破与局限,也反映出侧重叙事的传统电影语言无法驾驭诗电影的问题。     

跨媒介与跨文化焦虑的发生：“元电影”视角下的《银汉双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电影发展与创新的探索时期,为中国电影本土化创作理念以及电影文化的自反性思考提供了方向,也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出现的《银汉双星》《银幕艳史》等具有自觉“元电影”意识的电影创作做了铺垫。1931年的《银幕艳史》已被赋予了重要的史学价值,而《银汉双星》作为更早于《银幕艳史》的一部“元电影”,在电影从无声到有声的变化过程中,无论是其媒介特性、叙事结构、视听语言还是民族意识的探索都值得进一步关注与探究。从社会时代背景、早期电影工业语境以及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的元电影意识等方面来看,《银汉双星》具有作为中国电影史中第一部“元电影”的可能性,这一个案亦具有管窥早期中国电影跨媒介和跨文化焦虑发生的价值。     

中德文化差异比较—从中德称呼语的不同谈起

本文从比较汉语和德语中对称呼语的不同定义以及两个文化群体对家庭称呼语,泛亲属称呼及家庭称呼语社会化的不同运用出发,并通过研究与此相关的社会现象,探讨其根源文化的差异.而这种文化的差异又是和教育传统的差异紧密相连的.文章指出,在研究跨文化交际的今天,只有扬长避短,找到两国教育的正确融合点才是至关重要的.     

清代江西溺女风俗中的"奢嫁"问题

奢嫁之风是清代江西社会奢靡风气的一种表现,也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嫁资越昂贵;同时,在传统社会中,嫁妆是女儿在诸子平均析产方式下间接参与娘家财产分配的最常用的方式,因而富裕人家为了防止女儿分割财产,更愿意采取溺女这种方式来维持他们原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奢嫁"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富裕阶层溺女的主要经济原因.     

清代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现状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教案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地区性教案的研究又是近代中国教案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内蒙古地区因其在清朝独特的地位和清政府对此地区有别于内地的管理方式,其教案的发生又有其特殊性,因此对于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将更具典型意义。通过对内蒙古地区教案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希望以此为基础为日后内蒙古地区教案问题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佛山市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的探讨

对佛山市道路交通事故作了综合性的比较，分析了交通事故的成因和分布特征，指出了佛山市交通安全极需进行综合治理．借鉴交通安全取得卓著成效的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佛山市的实际．提出了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见．     

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

文章认为信任、信赖、信仰的含义不同,生成机制也有差异。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其实质是指对实证法的信任与信赖。熟悉是信任的基础,法律内容和过程的公正只是法律获得信任的要件之一,移植而来的西式实证法只有实现与社会通行道德、文化传统的有效对接,才能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民众对法律的感情更多地来源于生活经验。应更多地普及权利意识以防法律仅仅成为“治术”。同时,法律必须提高效率,效率是实现信任到信赖有机转变的关键。     

英语跨语言写作中的话题化

研究英语学习者语言材料的输出有助于认清跨语言写作中汉语迁移的性质和特征,从而提高英语教学的效率。在英汉主语的语言表征差异比较大的结构中,可以通过话题化帮助学生理解跨语言写作中英汉主语和主题差异及其语言表征。     

汉语支配关系意义形成的制约因素蠡测

汉语棱镜中,总有一些语言事实折射出支配关系意义。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支配关系意义作为一种文化意义存在汉语中。汉语支配关系意义的形成根源于汉民族价值观和思维特征以及民族心理等文化因素的制约。     

《松陵集》的唱和艺术

依情感互融标准,《松陵集》唱和诗作可分成四类:具深情者;具温情者;情不足者;无情者。从内容上看,《松陵集》唱作与和作以趋同为主的关系有三种:承接与照应;互补与回避;开拓与延展。以歧异为主的关系也有三种:切入角度相异;执守观点不同;和作翻新原唱。《松陵集》以次韵为特色,酬唱诗作沿不用韵→用韵→次韵的顺序,趋同的程度加深。     

解读《恋女》中的女人们

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塑造了三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古娟、赫米恩、厄秀拉。她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他赞美完整的人,而不是被产业主义、机械的爱情或僵死的现代知识扯得粉碎的人。     

1990年代的台湾文学生产

19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文学中出现的政治诗、政治小说,以反政府、反体制著称,它们是被压迫者的心声,是弱势阶层的代言人,具有强烈的在野的反叛性格。政治小说有一类是以政治诉求作为主要目标的,另一类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只是基于作者感时忧国的精神去写政治斗争。1990年代以来,"台湾意识"成了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话题,随着其本土论述的加强,台湾文学的创作也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台语文学不仅有学术层面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族群和国家的认同。一些分离主义者,在"多语言文学"的遮掩下,把原本属于汉语方言的台语膨胀为独立的"民族语言",这是在有意制造北京话与台语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