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参与式发展的“城中村”改造研究——以云南省昆明市F村为例

"城中村"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殊现象,解决"城中村"问题,让"村民"融入城市生活,是城市发展必须面临的一个课题.目前"城中村"的改造研究主要集中于解决普遍问题的对策层面,并未考虑"村民"的个体发展及其实际参与程度.本文结合"城中村"改造中社会工作的作用,通过对云南省昆明市F村的调查,剖析该社区的特征和改造需求,提出参与式发展视角下的改造理念和实践建议,并探索适应我国"城中村"改造需求的社区社会工作模式.     

凉山彝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双向调适

凉山这块神奇的土地,孕育了生息、繁衍在这里的彝民族。彝族人们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彝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浪潮的影响下,凉山彝族传统文化受到很大冲击,如何保护彝族传统文化,怎样调整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互动关系,已为世人所关注。本文关注凉山彝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变迁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使古老的彝族传统文化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永远保持强劲的生命力。     

凉山彝族传统手工艺的城市化“再生”设计

凉山彝族地区拥有丰富的民族传统手工艺,同其他古老的手工艺一样,因为不适应现代化、城市化的生活需求,在当代面临着生存、发展的困境。文章以彝族漆器为例,阐述彝族传统手工艺进行城市化转化的设计理念,探索彝族传统手工艺如何通过"再生"设计改头换面,在现代城市中寻找生存空间,打造成为城市文化和生活消费品。     

争夺城市空间:“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制度分析——“城中村”改造中村集体与地方政府博弈的民族志观察

城市空间的迅速扩张,让地处大城市边缘的传统村落被卷入城市后变成了"问题化"的"城中村"现象。从个案"城中村"改造更新的观察中发现,在处于强势位置的地方政府和弱势位置的村集体组织之间形成了一个争夺城市空间"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场域,导致地方政府主导推进的"城中村"改造更新过程举步维艰。追求市场理性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经济动力,"法人共同体"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组织基础,地方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短缺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正当性,村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有利机会结构,"红头文件"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合法契约。概言之,村集体组织是一个理性的"法人共同体",村集体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从不平等的"单向依附型"变成了"双向交换型",地方政府直接用体制内的行政命令方式动员体制外基层社会组织来实现改造更新"城中村"的目标趋于"难产"。于是,尽管"正式权力正式行使"成为城市化过程中,村集体组织与地方政府诉求利益目标进行讨价还价的合法性策略,但村集体组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村民利益代言人,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利益目标的理性行动者,这才是"城中村"改造更新项目趋于"难产"的根本原因。     

兰州市城中村居民对城中村改造的心态调查——以安宁区三个社区为例

城中村应当是最容易实现城市化的地带,因为城中村能够直接感知城市文明.城中村居民的市场意识、民主法治意识、城市生活意识比较强;从现实看,城中村又是城市化过程中矛盾最集中、对城市化反应最激烈的一个地带.兰州市安宁区城中村三个社区居民对城中村改造的心态各异.但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心态有很多共性.因此,对城中村的改造要针对不同心态,实现"一村一案";针对消极心态,将"心态"和"形态"的改造结合起来.     

楚雄千年彝族诸葛营村的震后重建与旅游开发——地质灾害后村落发展的启示与社会学思考

云南楚雄方山诸葛营村在恢复地震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在政府倡导、村民自愿的原则下,大力挖掘弘扬诸葛文化及彝族传统文化,对民房进行统一规划改造,突出彝族"土掌房"建筑风格,大力发展农家乐、乡村民族生态旅游,恢复重建后的村寨不仅诸葛文化和滇中彝族文化气息浓烈,还充满着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氛围,探索出了一种结合村情实际、村党支部+理事会+监事会+协会+服务队"五位一体"的民主管村模式,确立了乡村民俗旅游是村庄经济发展重点目标的震后重建与发展并重的新范例。     

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标准辨析——以山西省太原市为例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全国各地城市正在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目前在城中村改造中面临的核心问题和难点问题,是如何确定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标准。山西省太原市2003年大规模启动城中村改造工作之后,不断探索和践行新的拆迁补偿标准,经历了没有统一标准、以"房"为依据制定补偿标准、以"地(宅基地)"为依据进行补偿几个不同的阶段。以"房"和以"地"为依据进行拆迁补偿,各有利弊。在今后城中村改造中,最合理最科学的拆迁补偿标准应是以"人"为依据进行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     

文化视阈下城中村改造模式探索

分析目前城中村改造的模式及对它们做出评价,解释采用这些模式的原因,从文化视阈探索城中村"文化融合"改造模式,并说明实施"文化融合"模式的必要性和建议:尊重文化差异性,寻求文化的共性;加强城中村的先进文化宣传教育,增强城市对于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走保护与建设并举的综合性改造道路;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对城中村村民的教育、培训.     

云南彝族、佤族、德昂族传统文化习俗与森林资源关系的调查研究

该文采取实地考察、访谈、文献资料收集分析的方法，以云南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彝族及云南的土著民族佤族和德昂族为研究对象，主要从民族独特的传统文化习俗，各民族对森林的依赖、利用与保护，继承、发扬、变革传统文化习俗等3个方面，对其与森林资源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彝族、佤族、德昂族的传统文化习俗对森林资源具有多方面影响；②某些传统文化习俗在森林资源的保护管理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建议今后探讨山区少数民族对森林资源的影响时，应正确处理现代文明与传统习俗的关系，并关注社会因素的作用。     

凉山彝族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化

本文从多个层面阐述了凉山彝族传统的主体文化 ,较为深入地剖析了当代凉山彝人继承下来的本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现象。对如何将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纳入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中加以改造 ,赋予现时代特征的新的思想文化内涵 ,以及凉山彝族在西部大开发进程中解放思想 ,破除传统而保守的旧观念 ,树立现代意识等也作了新的探索。与此同时 ,本文还论述了彝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时效性和实践价值     

实施“村村大学生计划”完善农业教育体系

我省地处偏远,经济尚不发达,教育普及率低,人口素质尤其是农村人口素质不高,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教育体系。把“黑龙江村村大学生计划”融入我省农村经济发展的大格局,将进一步完善农业教育体系。它的目的是选拔和培养农村干部,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素质,向农村传输农业新技术,努力进行信息化建设。     

鱼木寨“坐活夜”民间习俗的文化意蕴略探

土家民俗“坐活夜”承载着复杂丰富的文化蕴含。这种用丧仪来进行的寿诞习俗极有可能留存了原始时代弃老厌老的影子,它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老者人生价值的增长而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原有的野蛮血腥的味道。类似“坐活夜”习俗在其它民族民间习俗也曾经存在,但早就消失,而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湖北利川大兴乡的鱼木寨仍然留存。其中的原因大概主要与鱼木寨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以及土家文化独特的生死文化观有关。土家人对生与死、悲与喜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辩证认识以及重死乐生的文化精神,可能直接导致这种用丧仪来祝寿的习俗流传得较其它地方更为久远。这种独特的文化习俗没能继续传承的原因则与“坐活夜”的社会文化功能在当今社会的逐渐丧失密切相关。     

城中村居民政治参与问题探析

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城市扩张所形成的"城中村"现象也愈来愈受到广泛的关注.由于受地理位置特殊性等因素的制约,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城中村居民的民主政治权利还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尤其是城中村居民的政治参与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通过对政治参与途径、方式以及主体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城中村内部体制过分集权以及国家的城乡二元制等一些深层的原因,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解决大遗址区居民问题的“城中村”模式与“新农村”模式

从大遗址保护与遗址区内居民生产、生活之间存在的矛盾入手,分析了解决这一矛盾的两种途径,即"城中村"和"新农村"模式。通过探讨两种模式的适用性及其缺陷,得出只有从遗址的实际情况入手,选择适当的模式,才能实现遗址区内居民与大遗址保护和谐共存的结论。     

村委会选举中“贿选”问题研究

中国自1988年试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以"四个民主"为内容的基层直接民主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新农村的建设起着良好的推动作用。然而在村委会选举中存在的贿选现象严重危害着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文章从实践出发对"贿选"做出了初步的界定,并分析贿选现象的出现有经济利益的诱使、民主意识的淡薄、规范程序的缺失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四个主要原因,最后提出治理贿选问题的对策与建议,认为须从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教育,并增强农民民主意识;规范选举程序;加强"四个民主"整体建设等方面来积极应对。     

袁牧之与“电影村”

"电影村"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电影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以前很少涉及这一段史实。1950年袁牧之任中央电影局长期间,由捷克斯洛伐克专家拟订了"首都电影村建筑计划草案",后受到批评停建。1957年袁牧之为此写了检查报告。     

沉痛记忆中的村庄叙述——读王鹏翔的散文集《村庄的背影》

散文创作对于当代作家王鹏翔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当部分作家把目光投向市场和媚俗的商业化写作时,他却固执地沉浸在村庄里自在言说。他把被遗忘和现代性浸淫的村庄民俗风情进行诗化的再现与重铸,以审美的体验去感悟生活．用诗性的眼光来考量彝族村庄物语。他抱着炙热的情感穿透村庄模糊的背影,执着于对村庄进行冷静的叙述。     

百色百谷村“红军歌”述论

百谷村是著名的"红军村",在革命战争年代百谷人用壮语创编、传唱革命歌曲,号召和激励村民参加革命,开展根据地建设,这些歌曲被称为"红军歌"."红军歌"具有深刻的揭露性、强烈的鼓动性和良好的教育性,产生了积极的历史影响.今天,百谷人用忆唱"红军歌"的方式,怀念革命先烈,继承革命传统,激发村民建设美好生活.     

关于“富人治村”的辩证理解及其思考

“富人治村”是近些年愈演愈烈的一个社会、政治和文化现象,对此,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也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是,由于观念、理论和方法的局限,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停留在偏激、单一、短视和表面化的层面,缺乏辩证思维和科学态度.其实,“富人”完全可以治村,但却不能将之变成一种模式进行推广;政府可以放权而让村民自治,但必须对“富人治村”进行有效的规制;“富人”可利用自己的优势争取民意,但决不能随意地绑架民意.“富人治村”的落脚点应放在科学化和公民意识的提升上.     

大学生“村官”选聘工作流程探析

在大学生＂村官＂选聘工作中,当原则和标准确定之后,程序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以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定位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当前村官选聘工作各个环节上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处理好学生、学校、选拔机构以及用人单位4方面的关系,以及如何建立便捷、高效、科学的选拔工作程序提出了注重调研、依托高校、扩大宣传、统筹安排、优化质量、加强反馈等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