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澳门刑法中的保安处分制度

保安处分作为一种补充或替代刑罚的刑事法律制度 ,在澳门刑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澳门刑法详细规定了保安处分的原则、种类及其与刑罚的关系 ,从预防犯罪和人权保障的角度来看 ,保安处分有其合理的理论基础 ,大陆地区刑法中也应建立保安处分制度 ,这是完善刑罚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     

风险社会下保安处分制度初探

在风险社会中,社会制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应对社会风险需要建立并完善保安处分制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根据实际情况,保安处分制度都应该建立在行政法领域中,保安处分制度不应该被刑法化,更不能分别规定在行政法和刑法之中.     

“劳教”废止后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衔接

劳教废止后,急需新的制度资源来填补。学术观点中主张借鉴国外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经验,将劳教的适用对象上下靠,分别由下位的治安处罚和上位的刑事处罚来承接的意见具有可行性。因此,需要在现行《刑法》中增加重罪与轻罪分层、保安处分的制度安排;同时构建轻罪法庭并在《刑事诉讼法》中完善简易快审程序、增设保安处分裁决程序和保安处分执行程序、轻刑缓押等刑事司法机制,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并构建相配套的辅助制度,用法律真实和程序正义来确保实体处理的公平公正。     

保安处分与犯罪预防——美国联邦法官Timothy D. DeGiusti访谈录

对德日刑法中的“保安处分”，支持者认为可以为了公共安全，从“防卫社会”的角度，对那些反复实施危害行为又屡教不改且具有“相当人身危险性”的人采取一定的保安措施；反对者则认为不能以“社会防卫”、“特殊预防”等名义，突破“罪刑法定”这一古老原则。英美法系中没有“保安处分”这一理论名称，但是并不缺乏相关的保安措施。本文作者对美国联邦法院俄克拉荷马州西区联邦法院法官Timothy D. DeGiusti的访谈，对我们更好地认识“保安处分”与“犯罪预防”有一定启示。     

保安处分的现实价值与命运归属

保安处分作为预防犯罪的一种有力措施,在司法实践中拥有强劲的生命力。保安处分的理论根基在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刑罚的结构缺陷为保安处分提供了现实空间,保安处分措施的广泛使用是其可行性依据。从刑事法的发展方向来看,二元论的保安处分是其最终归属。     

语境理论视阈下刑事职业禁止法律性质辨析

刑事职业禁止法律性质具有语境敏感性和语境依赖性,其辨析应立足我国现行刑事制裁体系的特定语境,避免突破特定语境限制随意植入新概念,或者径直援用域外刑法的相关概念。我国现行刑事制裁体系属于"体系性刑罚方法-散在性非刑罚方法"的特殊双轨制,没有保安处分制度的栖身之地,缺乏将刑事职业禁止归入保安处分的制度空间。刑罚之外的"散在性非刑罚方法"与保安处分存有属种之别,不是所谓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平行对立关系,保安处分之外尚有兼具保安处分与刑罚特征但又无法归入保安处分的特殊非刑罚方法。刑事职业禁止同时以(对行为无价值)报应责任以及人身危险性作为积极适用依据,否定其刑罚性质后,仍无法肯定其保安处分性质,唯将其认定为补强职业犯罪刑罚执行效果的"散在性非刑罚方法",始能契合我国刑事制裁体系的具体语境。     

虚拟货币的刑法属性及保护路径

虚拟货币是网络科技快速发展的产物。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当下,财产的载体发生变化,财产概念发生变革,法律也应与时俱进调整规制范围,虚拟货币刑法属性的界定就成为刑法适用的基础性问题。根据刑法基本原理,虚拟货币具有类货币属性,但不属于“财产”,应认定为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虚拟货币作为以计算机程序为基础的数据,带有与生俱来的技术风险;与此同时,虚拟货币相关的犯罪风险也在增加,刑法应实行虚拟货币交易实名化,明确责任主体;重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适用,准确定罪量刑;正视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实现更高层次保护的飞跃;对于尚无法适用刑法救济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虚拟货币违法行为,应尽快构建配套规范,遏制经济泡沫。     

制度归宿：劳动教养废止后的路径之辩

劳动教养废止已成定局,但其应往何处去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当前学界较为流行的观点中主要有保安处分化、轻罪化、违法行为矫正和分流处理四种方案。系统性审查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发现,劳动教养承继制度应定位于教育矫治。深化违法行为教育矫正立法研究,促成与我国惩罚性法律体系相并行的教育矫正法尽早出台,应是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最终归宿。     

我国行政刑罚机制的考察及完善

行政刑罚作为行政刑法所属的内容之一，应该归属于刑法的范畴，而不是行政法的范畴。在当前中国的行政刑罚中，行政违法行为与罪名设置的同步存在空挡，增设与行政违法行为相匹配的罪名实属必要；在先进行的刑事程序中法院已先行进行处罚后，行政机关不得再处类似的处罚；劳动教养作为一种限制甚至是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法上的制裁措施，应当可以和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等折抵。     

刑事执行法立法思路构想

对于犯罪,实际上就是要解决报应与预防这两个根本性问题.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出发,如何给罪犯以法律和道义上的报应,如何对犯罪进行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是国家刑事政策的出发点.刑事实体法、刑事诉讼法、刑事证据法分别解决了什么是犯罪、如何追究犯罪、如何认定犯罪的问题.然而如何惩罚、矫治与预防犯罪的问题却非上述法律所能解决.刑事执行法解决的就是如何惩罚、矫治与预防犯罪的问题.根据这一立法目的,不仅应着眼于对有罪之人的惩罚与矫治,更应着眼于对无罪之人的预防与矫治.所以刑事执行法不仅应包括刑罚的执行,还应包括保安处分的执行,刑事保全措施的执行.明确刑事执行法立法目的、调整范围后,辅之以刑事执行权的改革,相信我国会制定出一部体系严密、分工合理、经世致用、领先于世界的刑事执行法典.     

刑法伦理学研究的意义、使命及其学科属性

目前国内法律伦理学的研究主要是对法律存在的前提进行道德批判;分析内涵于法律制度的道德问题和现象,即法律中的正义问题;探讨法律生活中的道德难题.随着法律伦理学研究的逐步深入,有必要进一步拓宽法律伦理学的研究视域,将对法律的道德合理性的追问、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探讨,延伸至具体的部门法之中,以此来解决对诸部门法的道德追问和伦理探求.刑法伦理学、民法伦理学等新的研究领域就是这一学术发展趋势之必然产物.对刑法伦理学研究的意义、使命、学科属性以及研究方法的探讨,将有利于这一新的交叉研究领域的全面展开.     

《刑法修正案(八)》对恶意欠薪行为的规制

恶意拖欠工资是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侵犯,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刑法修正案(八)>关于恶意欠薪罪犯罪主体的规定存在缺陷,需要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对各种事实用工关系中的用工者及其他责任人的刑事责任进行明确规定.未来刑事立法应当进一步明确恶意欠薪罪的构成要件;在刑事责任的担当上,要重视刑罚体系及刑罚免除、运作制度的革新;要深度关注恶意欠薪犯罪发生机理的多样性,重视多种调整手段的协同运作,如在<刑法>中增加剥夺资格的能力罚,引入保安处分措施,重构可能的责任阻却事由等.     

论刑法在民族自治地方变通或者补充的几个问题

对于少数民族认为没有社会危害性 ,而《刑法》认为有社会危害性的风俗习惯 ,民族刑法一般不能规定为犯罪行为 ,但如果《刑法》认为有十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 ,应当规定为犯罪行为。对于少数民族认为有社会危害性 ,而《刑法》认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风俗习惯 ,民族刑法可以规定为犯罪行为 ,但必须十分谨慎。民族刑法必须剔除《刑法》中本民族完全不能适用的犯罪 ,通过变更罪状和法定刑的方式变通本民族不能完全适用的犯罪。民族刑法的立法权应归属于民族自治地方所在的自治区或省以及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     

多重人格患者犯罪的刑事处理分析

多重人格患者具有多个人格共属一个人身的特殊性,因此当出现多重人格患者触犯刑法的情况时,如何处理此一类案例就需要对现有的刑法理论进行创新.在定罪上,应当将人格这一因素引入到现有的二元定罪机制中；而在量刑上,则以刑罚的特殊预防为目的,考虑多重患者的病情来进行量刑处罚；最后在刑罚的实施上,采取非刑罚化的措施,用保安处分的方式来消除犯罪人格,以求得最大的公平与公正.     

历史哲学视角下环境法独立性之阐释

透过历史哲学的视角,可以对法律体系作原生部门法与次生部门法的"两分法"理解。原生部门法包括民商法、行政法、刑法和程序法,次生部门法包括经济法、社会法和环境法。在这一视角下,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属于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所产生的基本问题域,其内在逻辑是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内外界限。在此意义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次生部门法在法律体系上具有完备性。作为次生部门法的环境法,其具有独立性的根据是环境法律关系的客体属于环境基本问题域。     

论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与部门法

"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传统之一.但这仅仅是就体例来说的.如果论及法律体系,中华法系不但有刑法部门和民法部门的分别.而且还形成了一套与封建政治制度和自然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各法律部门(有些尚不能称其为部门法).这当然是一个结论,但更为重要的,本文希望为研究古代法律体系及部门法提供一种分析思路.     

恐怖犯罪保安处分制度建构研究

我国反恐实践凸显现行法律措施的不足,表现为事先预防体系缺乏整体规划、司法领域刑事司法介入迟滞、教育矫治缺乏有效对策、对可疑人员合法羁押"安全阀"缺失等。在"一带一路"和总体国家安全观背景下,考虑到恐怖活动特别的危险性,有必要建构反恐怖犯罪保安处分制度,以有效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     

集资诈骗罪的保护法益探析

使具体法益遭受实际侵害或面临受侵害的危险,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我国《刑法》中集资诈骗罪的法益包括公私财产权和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在法益保护的位序上,公私财产权应当优于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秩序作为一种"超个人法益"涉及制度正义,将其纳入集资诈骗罪的法益范围予以保护,与现代刑法理论关于犯罪本质的阐释相契合。将弥补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放在集资诈骗罪法益保护的重要位置,体现了现代社会保障人权的法治精神。在司法实务中,对于集资诈骗行为的处理,要兼顾被害人过错与被害人财产权益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之无权处分考析——从传统民法角度分析

无权处分被称作“民法学上的精灵”,在德国法上指处分行为,处分行为以有处分权为生效要件,因此,无权处分行为在效力上为效力待定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1条将无权处分界定为待追认的法律行为,即将此债权行为的效力定位于效力待定,从而引起无权处分制度与善意取得、瑕疵担保等制度的冲突与矛盾,而这些冲突与矛盾在德国法下是不存在的.笔者试图从传统民法角度准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上的无权处分制度,并探求合理妥当的解释其法学肌理的路径.     

刑法基本原则拷问——试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适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本文从法理学角度入手,分析阐释了关涉法律原则问题的基本概念源流,从法律原则的功能价值切入,从宪法原则与部门法原则的区割展开,界定了部门法基本原则得以确立的基本要求,并以此为依据,在又讨论"刑法基本原则是一功能与价值体序"是一命题的同时,置疑和拷问了作为刑法法定基本原则之一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