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现代派文学

六十年代,台湾文坛的主流是现代派。现代派主要由两部份人组成,一部份来自社会,尤多来自军队,一部份来自学院。前者以《现代诗》、《蓝星》、《创世纪》三诗社为代表,提倡“横的移植”,反对“纵的继承”,后者则以《笔汇》、《文学杂志》和《现代文学》为主要阵地。现代派主要作家,小说方面有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等     

歧义纷呈的“漩涡”：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的生成与流变

1930年代,围绕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出现了两个创作群体,即“现代派”诗人和“新感觉派”作家。这两支队伍在人员构成和创作风格上多有交叉重叠。经由30年代文学场的合力构造,尤其是左翼阶级话语的反向定义,它们逐渐被典范化为与现实主义判然二分的形式主义流派,并在此后峻急的政治形势下淡出文学舞台。80年代学界以“现代派”的名义重新发掘“新感觉派”,将其追认为文学史上首个现代主义流派。至此,30年代诗歌领域的“现代派”和小说领域的“新感觉派”成员合流,形成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刘呐鸥、穆时英为核心成员的“现代派”。在新时期为这一流派清理历史浮尘和正名重建的过程中,或受制于历史遗留观念的影响,或出于意识形态站位的需要,其初始内蕴有时也可能发生位移,形成新的遮蔽。     

创新,还是失误?——心理分析小说派“移植”新兴技法的得和失

一 三十年代,在上海文坛上,曾经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以共同的生活经历、思想倾向、艺术观点、文学主张为纽带,以《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等杂志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多但能量却很大的文学流派,我们暂且称之为心理分析小说派。     

试论《现代》杂志的文学共生性

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杂志以商业利润为目的,推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从而出现多种文学流派、文学样式共生的现象。本文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各种原因,并指出《现代》杂志的文学共生性在30年代现代文坛的意义。     

七月派“人本思想”与世界文学因素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由于长期被划为左翼文学之“异者”,其独特价值迄今被淡而化之.七月派作家群体是左翼文学的一支,但在左翼文学独尊文坛的时候又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七月派文学的核心价值是“人本思想”,其精神资源与19世纪西方文学密切相关.七月派赋予了中国左翼文学一个开放性视野和超越的品格.研究七月派文学不仅需要现当代的文学视域,更需要世界文学的视域.     

报刊视野下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的历史演变趋势

从刊载旧体诗词的现代报刊视野出发,可以透视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的历史演变趋势。具体而言,在过渡时期(1912—1919),以《申报》《南社丛刻》《甲寅杂志》《庸言》为代表的民初旧派报刊纷繁复杂,所刊旧体诗词异彩纷呈。而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新式报刊迅猛崛起,旧派报刊纷纷转向,现代旧体诗词创作与传播从繁盛走向衰落。在坚守时期(1920—1936),为了与新文学报刊相抗衡,现代旧派文人相继创办《学衡》《南社湘集》《青鹤》《词学季刊》《诗经》《国闻周报·采风录》等旧体文学报刊。他们退守学人本位,不断丰富现代旧体诗学理论,为现代旧体诗词创作与传播保存种子、积蓄力量。在分流时期(1937—1949),旧体诗词在全民抗战中迎来“中兴”。无论是解放区的《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盐阜报》,还是国统区的《新华日报》《民族诗坛》《学林月刊》,抑或沦陷区的《雅言》《国艺月刊》《同声月刊》《学海月刊》,所刊诗词风格或明朗刚健,或沉郁顿挫,或悲凉婉曲,都为抗战诗词中兴做出了贡献。从报刊视野考察中国现代旧体诗词历史演变趋势,可以为当下中国文学创造性地转化和发展中华优秀诗词文化传统提供有效借鉴。     

略论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

一三十年代前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发生过关于文艺阶级性的论争。《新月派》梁实秋首先发难。他在《文学与革命》中宣称:“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文学一概都是以人性为本”,“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梁实秋完全抹杀了人的阶级属性和文艺的阶级性,主要在于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进而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为了捍卫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原则,当时以鲁迅、瞿秋白为首的左     

《现代》的现代品格

《现代》的现代品格有杂志和书局的商业利益驱使,主要是文学上的“现代”理念的阐发:文学的自主性,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互动等。这些现代经验都能给今天带来一些启示。     

现代派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现代派文学研究中的冷与热问题。如果从19世纪80年代发源于法国,并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象征主义算起的话,现代派文学已经走过一个多世纪的路程了。从现代派文学诞生之日起,欧、美人就对它极为关注,对它的研究从来没有中断。然而,这门学科在我国却处于忽冷忽热的状态。由于社会意识形态不同、中国民族心理的排他性,和“四人帮”长期闭关锁国等原因,直到1980年,即现代派文学发生近一个世纪,现代派文学还没有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多年以来,我国高校的外国文学课     

论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的现代主义诗学思想

一在三十年代,围绕广有影响力的《现代》杂志而形成的“现代派”诗人,出于对新诗历史及当时诗坛现状的清醒认识和自觉反思,与丰富的卓有成效的创作实践相配合,立场鲜明地提出了不少较为接近诗歌本质、符合诗歌艺术发展规律的现代诗学思想,这无疑也是《现代》杂志在现...     

浅谈施蛰存对《现代》杂志的编辑策略——以日本文学的影响和译介为例

20世纪30年代,中国杂志市场病态繁荣,激烈竞争中,施蛰存主编的大型纯文学杂志《现代》脱颖而出,一度辉煌。这归功于施蛰存成功的编辑策略:一、编辑方针兼容并蓄,坚持中间路线,刊发不同政治倾向、艺术方法与创作风格的文学作品,重视外国文学的译介;二、编辑意识积极灵活,根据市场需求和读者反馈,及时多样地调整刊物的出版形式以开拓销路;三、编辑倾向趋时求新,将现代派和左翼文学并置以迎合读者阅读期待等。本文试以日本文学的影响和译介为例进行说明。     

论茅盾等人的社会剖析派小说

<正>“社会剖析派”的提法出自严家炎.因其较准确地概括了三、四十年代茅盾等人代表的现实主义主潮小说,既区别于初期革命文学中有罗曼谛克倾向的普罗小说,又区别于此前与此后出现的其它现实主义的小说流派而被承认和使用.剖析派是二、三十年代之变革命处入低潮,进入新的准备,意识形态迅速政治化的背景下,现实主义文学生态的产物.它以对中国“当代”性质和现状作科学、冷静、严肃的剖析,当然也是艺术形态化的呈现,真实地再现三十年代前后中国社会各横断面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人生世相而著称.“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社会剖析派可说是成就最高、贡献最大的一个流派.”(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鸟瞰》)     

"中间人心态"、"纯诗"立场与"现代"价值观念 --论"现代派"诗人群体的思想特色与文化心态

30年代以戴望舒为代表 ,因《现代》杂志而得名的“现代派”诗人群体 ,在当时社会矛盾激化 ,知识分子群体分化的环境中 ,形成了自由主义的立场和“中间人”的心态。这种心态与他们从“新月派”继承下来的“为诗而诗”的“纯诗”立场和艺术态度 ,与重视自我、强调艺术自律性和纯粹性的象征主义诗潮取得了契合。同时 ,他们还具有鲜明的“现代”时间观念和价值立场。     

文化场域、左翼政治与自由主义——重识《现代》杂志的基本立场

近年来的文学期刊研究常常和“公共空间”理论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的思路下,像《现代》杂志这样的文学期刊其倾向总是被简单归结为“去政治化”,从而被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空间”。但是,通过对刊物宗旨、编辑方针、作家群落、批评实践等方面的研究可知,在左翼与右翼之外建构文化场域是《现代》的现实生存策略,在“去政治化”的表层之下隐藏着的“文化政治”才是《现代》杂志基本立场所在,从而认为《现代》杂志摸索出了政治与文学潜在的曲折的结合这一不发达国家特有的文学范型。     

公共舆论空间是如何介入文学的——以《大公报·文艺》(1933—1937)为例

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大众媒介的报纸、杂志、书籍等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公共舆论空间。《大公报》是中国现代一份富有影响力的报纸,其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副刊充分发挥了公共舆论空间的多重功能,对现代文学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公报·文艺》深度介入到当时的文学领域,在文学思潮和文学论争、文学评奖机制的制定和文学审美标准的倡导以及具体的文学批评活动中都无一例外地显示了自己强大的力量。这在实质上是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利用公共舆论空间实现自己文学理想的一次成功实践。     

绅士气度与新月派的形成

(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新月派.一直是令研究者既“说不尽”也“说不清”的一个对象。“说不尽”者.乃因新月派成员杂,涉历面广.除文学而外.兼及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领域,殊非文学研究一途所能曲尽其妙;“说不清”者.即就文学研究而言.乃因研究者未得新月派要领之故。不少评论家囿于“主义”型的思维范式.把新月派概括为浪漫主义社团.但持此说者常常不能象称创造社为浪漫主义社团者那样颇多自信,因为胡适等新月派首领从理论到创作都很难说有多少浪漫主义兴味.而至少作为新月派主将之一的梁实秋从来就是个浪漫主义的偏执反对者;有些研究者聪明地意识到了用划一的主义阐释新月派的困难.便投合少数当事人的微妙心理,矢口否认新月派作为一个社团的历史存在;或者在“新月社”、“《诗刊》派”、“新月派”等名称的辨异中做着抹煞新月“旧痕”的手脚;这两方面的研究者所沉陷的     

谢六逸译介志贺直哉作品的意义——以《范某的犯罪》翻译为中心

谢六逸是民国时期我国日本文学领域的权威学者和翻译家,在他翻译的大量日本文学作品中,志贺直哉及其《范某的犯罪》尤其值得重视。一是小说使用了中国题材进行创作,读者可通过作品反观日本作家及民众如何想象作为“他者”的中国;二是志贺直哉是“白桦派”的中坚作家,创作强调描写现实,书写人生,契合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的写作追求;三是《范某的犯罪》乃志贺“心境小说”的代表作,可作为中国现代作家创作时心理描写的借鉴,故《范某的犯罪》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坛有着非凡价值。     

美感与形式的追求:论日本现代派文学

上世纪二十年代,日本产生了第一个现代主义文学流派新感觉派。1924年10月,年轻的作家横光利一与川端康成、片冈铁兵、今东光等人共同创立刊物《文艺时代》。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头与腹》《新生活新文艺(代创刊辞)》。至此,日本文坛上便开始了如火如荼的新感觉派的文学运动。这一流派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文学目标与理论,而且坚持不懈进行文学实践,为世人留下许多修辞新颖、脍炙人口的小说。作为一个现代艺术派的文学流派,新感觉派有意识、自觉地有系统地引进了西欧小说的新方法,在日本创造出了新文学,一直引领着战前日本现代文学发展的潮流。     

法国都市文学、日本新感觉派对中国都会主义小说的影响

一对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都会主义小说流派的产生起到榜样作用的是以法国作家保尔·穆杭为代表的都市文学和日本新感觉派。法国都市文学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出现,它与未来主义的兴起有较力直接的关系。未来主义站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上,赞美机器、力、速度、运动等现代情势,其代表人物马利涅蒂曾说过:“我们心里想象把电车声、汽车声、马车声和人群的嘈杂声组合起来,就会比听例如《英雄》交响乐或牧歌时得到大得多的满足。”因为现代工业文明只有在现代都市中才发展得最为成熟和完全。因此未来主义所赞颂的也常常是都市     

寻根文学的多重方向

本文从哲学的高度对“寻根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展开透视,认为寻根文学的特点在于：既可以作为现实,又可以作为超越现实的寓言;既是讲的故事,又是讲更为根本的道理。文章以《棋王》、《爸爸爸》、《小鲍庄》等“寻根派”作品为例,解析了寻根文学的多重方向。作者认为,在寻根文学中,阿城的《棋王》写出了一个最可信又最生动最理想的活人;韩少功的《爸爸爸》以实在的远村──鸡头寨来呈现一种与现实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文化氛围、心理结构,这似乎接上了阿城,但这与现代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心理并不像《棋王》似的透露出理想之光辉,而闪耀着非理想的鬼火,《爸爸爸》写出了寻根的复杂性;《小鲍庄》不是与现代隔绝的鸡头寨,而是已嵌入现代社会中的乡村,虽已嵌入现代,但仍然固守着传统,是８０年代定义的“前现代中国”的最典型的表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