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及其在西藏的实施（续）

金瓶掣签是乾隆皇帝针对活佛转世中的一些弊病而制定的一项重要管理制度,在制定时结合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认定中的一些传统做法和清朝选官制度的签选办法,体现了清朝对活佛转世事务的管理权力。本文对金瓶掣签的制定和在西藏的实施作了详细的介绍分析,为研究金瓶掣签制度提供了详细可信的资料,说明金瓶掣签是清朝管理活佛转世事务的重要历史定制。     

清代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及其在西藏的实施

金瓶掣签是乾隆皇帝针对活佛转世中的一些弊病而制定的一项重要管理制度,在制定时结合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认定中的一些传统做法和清朝选官制度的签选办法,体现了清朝对活佛转世事务的管理权力。本文对金瓶掣签的制定和在西藏的实施作了详细的介绍分析,为研究金瓶掣签制度提供了详细可信的资料,说明金瓶掣签是清朝管理活佛转世事务的重要历史定制。     

清代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及其在西藏的实施（续）

金瓶掣签是乾隆皇帝针对活佛转世中的一些弊病而制定的一项重要管理制度,在制定时结合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认定中的一些传统做法和清朝选官制度的签选办法,体现了清朝对活佛转世事务的管理权力。本文对金瓶掣签的制定和在西藏的实施作了详细的介绍分析,为研究金瓶掣签制度提供了详细可信的资料,说明金瓶掣签是清朝管理活佛转世事务的重要历史定制。     

论清朝金瓶掣签制度

本文阐述了清廷在藏传佛教活佛转世问题上确立金瓶掣签制度的缘起、因由、实施过程、程序与仪注及其所起的历史作用。作者指出,金瓶掣签制度是清廷为革除活佛转世制度的积弊,振兴黄教,加强对西藏地方的行政管理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一制度的实施,将达赖、班禅等的转世灵童认定纳入了法制的轨道,强调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与权威,防止了地方势力的膨胀,避免了教派内部、教派与世俗贵族之间借认定转世灵童而可能发生的争夺宗教与政治、经济权力的斗争,有利于西藏地区的长期稳定。金瓶掣签制度按藏传佛教的仪轨进行,符合藏传佛教的教义,受到西藏宗教界、上层贵族世家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拥护与感戴。在今天,它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代中央政府对大活佛转世事宜的管理

活佛转世是西藏社会进入封建农奴制以后,佛教僧侣集团依据佛教关于佛有三身即法身、报身、化身之说及轮回转世的理论,为解决自身的宗教首领的传承继嗣问题,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制度。十三世纪噶玛噶举派开创了高僧转世的先例。十五世纪格鲁派兴起后,使这个制度更加完善。到了清代,藏传佛教各教派普遍形成活佛转世系统。由于活佛,特别是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西藏的政治、宗教、经济等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对这两大活佛转世世系的管理自然成为中央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本文要重点讨论的内容。     

试析历代中央政府重视对活佛转世管理的原因与措施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创立的一种举世独特的宗教传承制度.它自1283年噶玛噶举派开创活佛转世先河后,沿袭至今.本文通过分析归纳,论述了历代中央政府加强对活佛转世管理的原因与措施,通过加强和完善对活佛转世的管理,以促进藏传佛教健康有序地发展、西藏社会的稳定、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清朝禁绝噶玛红帽十世转世探微

清乾隆朝时期的廓尔喀侵藏事件直接导致了《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颁行 ,这一施政措施的实行使得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理进入了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在二十九条中将“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的灵童问题”列为第一条 ,足见活佛转世问题地位之重要。第一条制定的直接原因便是源于噶玛派红帽系十世沙玛尔巴 ,乾隆五十七年 (1792年 )八月 ,谕军机大臣圣旨中对活佛转世问题再行强调 ,并着意提出 :‘沙玛尔巴居住廓尔喀 ,未能分润 ,唆使贼人抢掠 ,此呼毕勒罕不真 ,及族属传袭之流弊也”1 ,“特诏禁止红帽活佛系统转世”2 ,遂使其成为被中…     

历世嘉木样家族考略

在政教合一制的藏族地区,政教领袖型的寺主活佛及其家族对于其所统领地区的社会历史产生较大影响。本文依据藏汉文史料,就安多地区历史上具有很高宗教地位和声望的拉卜楞寺寺主历世嘉木样活佛的出生原籍、家族背景、家庭成员及其生平事迹等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将此作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研究的辅助内容。文章最后总结:嘉木样活佛多数出自土官头人家族;嘉木样家族中多出转世活佛;嘉木样家族多与地方上层势力结亲联姻;嘉木样家族僧俗广泛参与寺院及地方的政教管理事务。     

试论金瓶掣签的产生及其历史作用

<正> 金瓶掣签亦称金本(奔)巴掣签(藏语称瓶为本巴),是清朝乾隆年间对西藏施政的一项重要措施,它对清中后期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活佛传承产生了影响,形成百年不衰的定制。为了研究清和西藏的关系,本文试就金瓶掣签的产生及其历史作用作一探讨。     

简述策墨林活佛系统的传承与发展

策墨林活佛系统是西藏有名的活佛转世系统之一.这一系统活佛一、二、三世出任西藏摄政王及甘丹寺赛赤,其中一、二世还曾任八世和十世达赖喇嘛之经师,其政教地位非常显赫.这一活佛系统不仅为西藏政教事业作出了贡献,而且还为加强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作出了贡献.同时从这一系统活佛的传承与发展中可看出中央政府对西藏政教事务的有效管理.该活佛系统传承不断,与其历史功绩是分不开的.本文依据所掌握的资料,对该活佛系统的传承脉络作一简述,以求读者对该系统活佛统治有个较全面公正的了解.     

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论析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新发展,是当代大学生成长的根本价值取向。为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高校开展大学生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必须体现系统性、生活性、导向性和示范性,评树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生动典型,为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提供理论基础、锻炼平台、价值示范和个体诱导。     

试探清代西藏“摄政”一职的称谓与特点

清朝崛起,入主中原,日趋牢固,边防愈加巩固,清王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不断加强,尤其是在涉及国家主权的地区建置.西藏地方行政体制在几经更迭后形成以达赖喇嘛为中心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但这种制度无法回避新立达赖喇嘛由转世到其亲政之前事实上的权力真空的问题.进入18世纪后半期,摄政制度应运而生.直至20世纪前半期,历任摄政共15人.摄政掌政远远超过达赖世系实际掌政时间.摄政作为当时代掌西藏地方最高权威一职,在西藏地方史以及与中央政府关系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和作用.本文根据各类相关文献,对清代西藏地方摄政一职的产生、称谓以及特点等方面进行了挖掘、梳理、探究.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

清代前期,统治者通过兴大狱、禁止士绅干预、介入地方政治等措施抑制"绅权".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实行地方自治,新旧士绅通过担任(州)县、乡镇和村庄各种自治组织的首领人员而结成公共权力网络,实现了组织化.在此过程中,士绅们除了在各种自治性组织机构中行使职权外,往往还以"绅董"的身份和资格组织起来,筹备自治机构选举,推举地方公益机关首领,参议和处置区内治安事务,议决地方财政措施,甚至行使全县的议政和行政权.于是,"绅权"在地方社会中便成为了国家组织之外的另一极社会权力."绅权"同"官权"、同民众权益均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之所以导致劣绅的活跃和"绅权"的恶性膨胀,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性和士绅势力的宗法性.     

简论清代前期的五台山藏传佛教

清代前期,因五台山独特的地理优势,博大而悠久的佛教文化和清朝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五台山藏传佛教渐至鼎盛。清初诸帝多次巡幸五台山;蒙藏高僧频繁朝拜;藏传佛教寺院数量、僧人人数迅猛增加;寺院管理制度日趋完善,为清初巩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析乾隆帝在大、小金川地区推行的屯田制度

清乾隆年间平定大、小金川土司战乱后,乾隆帝在大、小金川地区推行了一系列的改土归流措施。其中,在经济上推行了各种形式的屯田制度,对清朝政府在嘉绒藏区的统治、祖国的统一、西南边疆的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意象"的美学历程发微

"意象"是中国美学、艺术学领域中的重要范畴。其萌芽于中国原始思维中的"感物—象数"传统,"数"与"德"构成了"象"所承载的原型意义;魏晋至唐代是哲学意象论向审美意象论滑移的过渡时期,"境象不一"由艺术领域的泛化所指,向文学领域的确定所指靠拢;文学意象论完成于明清,意象在文学批评和理论言说中被普遍使用,对其主客统一、情景交融的认知已经全面渗入日常话语体系。与此同时,明中叶以后叙事文学中"形象"的凸显,以及西方话语的冲击,导致五四以后学界一度以西方视角审视意象。辩证地看,也为这一范畴的现代化提供了契机。     

乾隆朝军机处与奏折的处理——以《乾隆朝上谕档》为核心的考察

军机处为清代独创之政治机构,其初始不过是出于保密目的而设的一个临时性办事,后逐渐演变为参与决策的中枢机构。处理奏折成为军机处日常承办之事,便是军机处发生如此转变的关键,这也是军机处权力之所在。军机处在奏折的运作过程中发挥了三种作用:咨询、转递、批答审核。厘清此点,对于认识军机处的权力及其在清廷中枢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