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铜研磨表面残余应力在液动压悬浮抛光中的松弛规律

结合国家统计局宏观数据和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微观农户数据,运用脱钩指数模型,分析了近年来农业补贴的成效和现实困境,实证检验了农业补贴强度与粮食生产的脱钩关系,并对不同粮食功能区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农业补贴政策体系的完善对保障粮食安全和抑制粮食价格波动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农业补贴对粮食增产等方面的激励作用逐步减弱,现行农业补贴政策较难满足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战略要求;2010—2019年粮食主产区每亩补贴强度与粮食作物亩均净利润的关系经历了“强负脱钩—增长型不良脱钩—弱负脱钩”的变化,表明我国农业补贴力度不断增强,期间有力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因此,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应按照与国际规则相适应、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思路,进一步提高补贴的指向性和精准性,不断丰富农业补贴政策框架,并健全与乡村振兴相适应的农业补贴管理体制。     

现阶段我国粮补政策的目标选择机制构建与政策建议

粮食补贴政策是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民收入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从分析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粮食供求形势入手，依据WTO规则并借鉴国际粮食补贴经验，提出以保障粮食安全为重点、兼顾特定目标群体即种粮农民的收入，应该是现阶段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目标的理性选择，围绕这一目标，提出了以构建直接补贴为核心的粮食补贴机制，并提出确立以中央政府为粮食安全调控主体的宏观调控体系，改革粮食风险基金的筹集办法、强化向中西部粮食主产区倾斜的政策强度等的若干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基层粮食安全迷思

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而基层干部和农民是保障和落实粮食安全的重要主体。本研究从基层干部和农民的认知出发，探究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粮食安全问题及其主要成因。研究发现，基层干部在行政压力下将粮食安全理解为一个行政目标，农民对粮食安全的感知则源于个体的日常实践。在他们看来，粮食安全面临三重困境：农业生产的脆弱性与农村劳动力短缺是其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土地政策刚性、种粮补贴政策不完善以及生态政策的抵牾效应构成其制度性障碍；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基层干部存在的诸多主观或客观问题则使其陷入主体性困境。本研究认为，应通过加大粮食生产保障力度、统筹协调各类政策落地、积极引导生产者种粮等举措保障粮食安全。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的演变及优化分析

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驱动力。对改革开放40年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演变历程展开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并探索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的优化方向。研究发现：改革开放40年我国共实施了“双轨制”“保护价收购”“最低收购价格”“临时收储”“目标价格”以及“生产者补贴”等六个主要的粮食政策;在40年的实施过程中,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实现了从政府意识到国家意志的转变,从单一治标向体系治本的转变,从统筹管理到重点支持的转变,从政府主体到多元参与的转变,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民收入做出了重大贡献;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经过40年的探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也面临着较多的问题与挑战。对此,本文提出：加快建立粮食市场定价机制、加快建立粮食生产补贴机制、加快构建粮食市场风险分担机制、增强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改革的系统性,建立众措并举的配套政策体系。     

中部地区粮食安全现状及补偿机制探讨

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在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发展代价,形成了粮食先进与经济落后、单产提高与收入过低、贡献加大与后劲不足的强烈反差。这种强烈反差越来越严重地影响当地政府抓粮的积极性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中部地区出现了耕地损失之忧、谁来种粮之忧、水利命脉之忧、农技落后之忧,粮食安全隐患凸显。要消除粮食安全隐患,势必要建立健全包括耕地保护补偿、水利条件改善、科技兴粮事业、粮农教育培训、粮食生产补贴、产区转移支付、粮食精深加工、粮食差价补贴等系列化、综合性的粮食生产补偿机制,使中部地区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论中央与地方在粮食安全保障中的职责分工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粮食安全是中央和地方的共同职责。随着立法和政策背景及粮食安全形势的变化,我国法律及政策对中央与地方在粮食安全保障的职责分工已不能有效满足新形势下粮食安全保障工作的需要,存在职责分工有待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粮食权责不匹配,责任主体不明确及职责分工政策化等不足。完善中央与地方粮食安全保障职责分工体系,需要以宪法“两个积极性”原则为指导,坚持中央与地方分级、共同负责,从增加中央粮食事权和支出责任,明确地方粮食安全保障职责,实现中央与地方粮食安全保障职责分工法律化三方面重点改进现行制度。     

健全粮食安全利益保障体系的机制设计与政策建议

发挥经济激励对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作用至关重要。经过多年来的实践探索,我国基本建立起多维立体的涉粮激励政策体系,形成了稳定粮农收入、优化营商环境、调动产区积极性和保障消费者可得性的政策框架,但仍存在种粮农民利润空间压缩、粮油加工业后劲潜力不足、粮食主产区高产穷县等问题。针对粮食安全利益保障水平较低背后成因,探索构建以实现“产得出、运得到、买得起”为目标、协调粮食产业链利益相关主体关系、充分释放经济效益在保障粮食安全中作用的机制,并提出健全粮食安全利益保障体系的对策建议:一是优化补贴政策,强化政策保本功能;二是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实现经营增效;三是协调产业链主体关系;四是逐步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五是健全应急储备及市场调节机制。     

乡村旅游发展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基于粮食主产区的门槛面板数据分析

粮食主产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责任,现实中乡村旅游开发对粮食主产区粮食安全产生一定影响。根据旅游业挤出效应理论,基于粮食主产区10年的面板数据,借助Hansen门槛效应模型,对乡村旅游作用于粮食安全的非线性影响展开分析发现：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低时,促进粮食安全发展;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高时,对粮食安全水平有负向影响;粮食主产区各省份处于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乡村旅游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存在差异。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相关省份在区域发展规划与政策制定时应正视乡村旅游对粮食安全水平影响的非线性作用,合理调控乡村旅游的发展规模与速度,以促进区域乡村旅游与粮食安全的协调发展与利益最大化。     

乡村旅游发展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基于粮食主产区的门槛面板数据分析

粮食主产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责任,现实中乡村旅游开发对粮食主产区粮食安全产生一定影响。根据旅游业挤出效应理论,基于粮食主产区10年的面板数据,借助Hansen门槛效应模型,对乡村旅游作用于粮食安全的非线性影响展开分析发现：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低时,促进粮食安全发展;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高时,对粮食安全水平有负向影响;粮食主产区各省份处于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乡村旅游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存在差异。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相关省份在区域发展规划与政策制定时应正视乡村旅游对粮食安全水平影响的非线性作用,合理调控乡村旅游的发展规模与速度,以促进区域乡村旅游与粮食安全的协调发展与利益最大化。     

我国粮食补贴政策演进与发展趋势研究

我国粮食补贴政策历经流通补贴、消费补贴、生产补贴等多个阶段,有效实现了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两个目标。基于市场自发调控的总体发展趋势,分析了我国粮食补贴政策演变的历史背景,以及各阶段的政策成效,总结以往和现有粮食补贴政策的主要问题,指出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总体走向和实施路径。     

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理性思考

在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新阶段 ,保障粮食安全的重点 ,应由生产安全转为流通安全、物流安全 ;由产量安全转向能力安全和主产区农民的就业和收入安全 ;由供给数量安全转为兼顾供给价格安全。近期中国粮价小幅度上涨 ,是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周期性表现 ,不应把它看成是对我国粮食安全的严重威胁。粮食购销体制的市场化改革 ,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 ,提高农民收入和粮食生产能力 ,与实现粮食安全的目标是一致的。     

大食物观下我国食物供求均衡的挑战与对策

过去几十年,我国食物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粮食安全观念也逐步从传统的注重口粮安全过渡到注重数量、营养和可持续发展等多目标的大食物安全观。在大食物观下,未来我国食物供求均衡面临诸多挑战,包括：食物结构性短缺、食物自给率下降;食物供求空间错位,食物消费在不同人群之间差异明显;生态和水土资源制约不断加强,可持续生产能力亟需提高;膳食结构不合理,营养不良、营养过剩以及微量营养素缺乏问题并存;现有政策体系不适应大食物观的需要等。为应对以上挑战,需要全方位利用国土资源、多渠道开发食物来源,改革政府补贴支持政策,引导多元食物产业发展。同时要加强食育教育和宣传,推动建立健康导向型的多元膳食模式;政府要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加强多元化食物供给统计与评估。     

从粮食生产到生计安全：粮食安全问题研究的演变综述

经过长期的演变和发展,粮食安全问题研究从初期主要关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提供充足粮食供给的能力,向三个方面进行了扩展：第一,关于粮食的流通、可获得性以及可接受性的研究逐步被纳入到研究范围;第二,关注的粮食问题范围从单纯的粮食安全逐步扩展为包括营养安全以及生活安全的更为宽泛范畴;第三,越来越多的关注粮食除了其营养提供功能之外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意义。结合粮食安全概念和内涵的历史演进,本文将近40年的粮食安全问题研究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关注国家粮食安全并强调粮食供给阶段;关注家庭粮食安全并强调粮食获取阶段以及关注家庭食物安全、营养安全演变为关注家庭生活安全阶段。并结合不同阶段的研究背景,讨论粮食安全问题研究重点变迁的内在逻辑及其框架。     

生态农业与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

随着人们对"石油农业"环境负面影响认识的不断深入,环境友好型的农业生产方式越来越受欢迎。从20世纪90年代"中国生态农业"的提出,到今天遍布全国的生态农业示范基地,生态农业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然而,保障基本自给的粮食安全一直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因此,生态农业能否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控制影响粮食产量的3个主要投入要素(化肥、化学农药以及水资源)的投入数量后对我国粮食产量进行测算,发现在现有生产条件及资源利用效率的情况下生态农业能保障我国粮食需求量的80%左右,粮食产量高于我国"生存安全标准"的粮食需求量。此外,未来我们提高粮食产量的潜力还很大,再加上通过国际农业合作与贸易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利用国际市场对粮食品种进行调剂。总之,在生态农业的种植模式下,我国未来的粮食安全能够得到保障。     

基于农业FDI的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随着我国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粮食的需求不断增加,同时由于人口不断增长、耕地被大量占用,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粮食供给紧缺已经成为新世纪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一大挑战。本文主要从我国粮食安全现状出发,分析我国农业FDI的发展状况、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效应,并对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进行新的构建。     

我国粮食中长期供需趋势分析

采用ARMA模型、指数平滑、灰色预测和组合预测等方法,在预测人均粮食需求和粮食收益率的基础上,基于联合国人口司中等人口增速假设,预测了2015-2030年我国粮食供需趋势.结果表明:(1)我国粮食需求总量持续增加但增速减慢;小麦和大豆需求增速放慢,玉米需求增速加快,稻米需求增速稳定;(2)饲料粮和工业用粮将取代口粮成为中国第一大粮食用途,玉米将取代稻谷成为中国第一大粮食品种;(3)我国粮食产量预期上升,2015-2020年增产0.5亿吨较为乐观,2020-2030年增产1.1亿吨是个极大的挑战;(4)生物质能源的发展可能造成一半以上的粮食缺口;小麦缺口基本能被稻米盈余所覆盖;通过贸易途径平抑国内饲料和工业用粮缺口是必然选择.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粮食安全问题与对策

粮食是维持人们生存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目前,在城镇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已经凸显.因此,在新的背景和形势下加强粮食安全的基础保障、制度保障和技术保障,科学选择和确立粮食安全战略尤为必要和紧迫.     

美国粮食安全战略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之策

美国为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主要采取粮食"和平计划"战略、粮食垄断化战略、粮食能源化战略、粮食金融化战略、粮食转基因化战略等手段来攫取大量经济利益、遏制战略对手。在此背景下,中国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美国全球粮食安全战略,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中国粮食贸易安全水平的测度

基于非传统安全视角,在综合考虑国内外粮食市场行情、外部冲击因素、内部产业因素和受控可能性的基础上,构建粮食贸易安全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我国粮食贸易安全水平进行测度后发现：1992-2011年我国粮食贸易安全状态多为贸易弱态和贸易劣态,总体处于基本安全和基本不安全状态,且口粮和饲料粮的贸易安全状态高于工业用粮;在粮食贸易安全变化趋势上,小麦贸易安全水平有小幅上升,而稻米贸易安全水平波幅减小且略有下降,玉米贸易安全水平围绕0值上下波动,大豆贸易安全水平呈“阶梯式”下降;我国粮食贸易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依次是产业竞争力、国内市场行情、外部冲击因素、产业政策、受控可能性和国际市场行情。     

湖南省食品安全问题与对策建议

湖南的稻谷、牲猪、柑橘等农副产品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湖南省食品行业存在企业规模小、生产工艺条件落后、食品安全状态家底不清的现状,原因主要在于市场监管的缺失或不力、食品企业责任缺失、消费者的安全和维权意识不强。加大政府监管力度、加强食品企业责任建设、加强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和宣传,发挥消费者的积极作用等对策有利于提高食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