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大义看君臣关系——杨树达先生《公羊传君不使乎大夫解》质疑

杨树达先生《公羊传君不使乎大夫解》一文萌芽于《春秋大义述》,成文于《积微居小学述林》,该文误解了《春秋公羊传》“君不使乎大夫”的意思,从而遮蔽了君臣关系的“春秋大义”。这种误解根源于对《春秋公羊传》义例关系的忽视,《公羊传》将《春秋》经中“使”字的用法当作一个凡例来解释,而杨先生却只把它当作一般的字来解释。     

论董仲舒对《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发展

董仲舒对《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发展,从形上层面而言,是沿着《公羊传》从“王正月”到“大一统”的思维路径,提出了天下一统于新王,王一统于天,天一统于元的“立元正始”思想;从形下层面而言,则是继承了《公羊传》的尊王思想,提出了以王为本始和正王的“立王正始”说。     

近二十年来《公羊传》与《谷梁传》研究综述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以阐述《春秋》的历史事实为主,《公羊传》与《谷梁传》则是以解释《春秋》经文为主。纵观近二十年来有关《春秋》三传的研究成果,《左传》明显盛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二传作为解释《春秋》经义的经典著作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对封建时代的政治、思想、宗法、礼制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兹此,笔者将对近二十年来有关《公羊传》与《谷梁传》的研究成果作以总结阐述,以期学界给予二传研究以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马氏文通》引书分析指瑕五则

本文指出了《马氏文通》中五则引书分析方面的错误。它们是:一、“地”“日”等“假为外动字”并非“《公羊传》之特笔”。二、《公羊传》中“问句煞以‘也’者”,并非“未之见也”。三、《孟子》之后,连词“斯”在结果分句中并非“用之者仅矣”。四、先秦文献中并非没有“为”“所”连用构成的被动句。五、《说文》并非“无无解之字”。     

《战国策》民本思想的再认识

《战国策》在“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的基本逻辑中,提出了以无神论为前提,以富民、利民、安民为核心,含有人本倾向的民本思想,这种由民本升腾而来的人本思潮使《战国策》的民本思想达到期了时代顶峰。     

《论语》和《东巴经》中祭祀、丧葬礼仪比较

自先秦时候起,祭祀和丧葬礼仪便成为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孔子对此就相当重视,有“祭如在”“事死如事生”的领悟.纳西族的《东巴经》在祭祀,特别是丧葬仪式上与《论语》有着同样的内涵,他们通过“祭如在”的仪式,表达着积极乐观看待死亡的态度,渗透着对生命本质意义的领悟和智慧.     

《论语》“温故而知新”章诠释与儒家师道的建构

师道是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论语》“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章是历代儒者阐发、建构师道的重要文本依托。自汉至清的经学家,透过字句诠解、文献互证、义理建构等方式对“温故而知新”章的内涵作出了诸多解读,从教学义、尊德义、治事义三种视角探讨师道,使“温故而知新”衍生为学问方法、成德工夫、政治殷鉴三种不同形态。相应地,“师”被诠解为学问之师、德性之师、治事之师。历代歧解虽建立于不同的学理预设之上,然皆旨在说明儒者何以为师,并因之以建构理想中的师道。     

最完整的“十三经”

在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里,陈列着一组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这就是久负盛名的“十三经刻石”,亦称“乾隆石经”。“十三经”指的是儒家的十三部经典著作,包括《周易》《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孟子》《尔雅》和《孝经》。     

《左传》“秦穆公遂霸西戎”之叙事与解释

秦穆公,为夷狄之君,所以名列春秋五霸者,原因有二：一,秦穆定晋之乱,成文之功,左右霸主,使中国再振。二,虽贪利违谏,千里袭郑;崤之战,为晋军所败,匹马只轮无返者,然穆公知错悔过,任贤增德,《左传》以为贤,遂称美之,曰“遂霸西戎”。晋文公在位,秦晋相善;文公即世,秦晋交恶,崤之战实为分界。其本末原委,《春秋》所书,可见端倪。《左传》诠释《春秋》,尤有相应之历史叙事,以见终始本末。除了以史传经外,《左传》颇以“君子曰”发表己见,以书法之解释传《春秋》,以简捷之判断传《春秋》,如《公羊传》《谷梁传》之以义传经者,《左传》亦多有之。《左传》传经之模式,“秦穆公遂霸西戎”之本末,其叙事与解释,已具体而微,可见一斑。     

清华简《金縢》与“三监”

清华简所见《金縢》与“三监”等材料,解释了《尚书》学史上与三监之乱有关的若干疑难.周公所谓“我之弗辟”云云,即《孔传》所说“我不以法法三叔,则我无以成周道告我先王”,“三叔”就是管叔、蔡叔、霍叔“三监”.然而,就清华简字面而言,“三监”当为商邑叛民所杀,并非成王或周公东征所辟.清华简《系年》第三章所记东征,并未提及周公,而是以成王为东征之君,这一问题尚有待深入探讨.     

“绘事后素”与孔子的审美哲学及其局限

《论语》“绘事后素”一则是孔子与弟子对话中探讨文艺美学的一个经典命题,它切实而且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重要文艺美学思想.这则《论语》纠结着“素以为绚”、“何以为绚”而加以展开,但却未能全面理解审美机制的发生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孔子的审美哲学存在局限.而从和合文化角度出发,我们似乎能够为之找到一个切中肯綮的解释途径.     

论《公羊传》对《春秋》的解释

《公羊传》通过《春秋》之辞、辞序、笔削、书法阐释《春秋》之义。《春秋》之辞、辞序、笔削、书法具有两个意义层次:表层义与深层义。表层义与深层义有一段距离而形成意义的“间距化”,故很难通过表层义理解深层义。《公羊传》在解释《春秋》时表现了较强的主观性,一是表层义与深层义的“间距化”,为《公羊传》发挥其主观思想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二是一般书法与书法之变的对立统一,为《公羊传》解释《春秋》带来较大的灵活性和变通性。     

孔子整理修订《春秋》的三种方式与《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的性质

《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是对《春秋》的解说,包括对《春秋》所记载的史实的补充和评论,所以《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是历史著作。《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以各自自己的思想阐发孔子关于《春秋》的微言大义,所以《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又是政治著作。     

《淮南子》“势”论对法家思想的扬弃

《淮南子》中“势”的论述,体现出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承续和扬弃.在对“势”的来源问题上,同法家类似,《淮南子》强调尊君,肯定“势”的权威性,但同时,对于“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也进行了道家式的理论论证.在“势”的运用上,《淮南子》同样运用道家资源,暗示出对于“君势”的节制.由此对君人之道和君臣关系也体现出法家、道家和儒家的融合.     

戾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发覆

戾太子反对汉武帝及其用法大臣依据《公羊传》而实施的征伐四夷的开边政策与用法严苛的血腥政治。从“私问《穀梁》而善之”入手,可知戾太子反对汉武“多欲”政治的思想前提是《穀梁传》的“民本”意识与“亲亲之道”。同时,他还继承了《穀梁传》维护礼制的思想,能够长期恪守为臣之道。对戾太子思想与人品的某种认同,成为汉武帝迟迟不废太子的原因。在戾太子思想及其悲剧结局的作用下,内心经受激烈振荡的汉武帝最终完成了政治上的“守文”转向。     

论《春秋谷梁传》的产生与成书先于《春秋公羊传》

谷梁子是《春秋谷梁传》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谷梁传》的最早的作者。《春秋谷梁传》的产生先于《春秋公羊传》,荀子对《春秋谷梁传》学术特色之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其间当对《春秋谷梁传》多有损益。《春秋谷梁传》在先秦时代即有古文文本流传,《春秋谷梁传》的成书明显先于《春秋公羊传》。     

论汉代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作为一种政治历史秩序论,是汉代公羊学的一种重要学说。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最先从《春秋》“王正月”推论出“大一统”之义;西汉公羊先师董仲舒沿袭《公羊传》的思维路径,宣扬了立元正始和王者独尊的思想;东汉公羊巨子何休则不但对蕴含“大一统”之义的公羊学“五始”说作了系统阐发,而且还别开生面地将公羊学“张三世”说与“异内外”说相结合,从而提出了“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民族一统思想。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统物通变:”陆贾《新语》的《诗》学观

陆贾《新语》中多处叙《诗》史、言《诗》事、论《诗》说、引《诗》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陆贾的《诗》学观。他以"统物通变"为探讨汉初《诗》学的主要方法,提出了"原情立本"、"以匡衰乱"、"尽情为器"的《诗》史观;提出了"《诗》以仁义存亡"的《诗》学思想总纲以及"调心在己"的学《诗》观;并提出了"书不必起仲尼之门"的用《诗》观。陆贾这种"统物通变"的《诗》学阐释是汉初儒者对《诗》学思想的一次创新与改造,极大地影响了汉代后学对《诗》的理解与建构。     

试论《九歌》与"二招"的祭祀文学特性

屈原《九歌》与“二招”都是用于巫祭活动的组诗。前者用于驱鬼 ,在楚国大典上颂神娱神以祭“国殇” ;后两篇皆用于国丧活动中招楚怀王亡魂 ,是祭事的两个阶段。两组诗鲜明体现了诗人爱国、忠君的思想情感 ,并在祭歌祭辞的创新、戏剧表演雏形、文学想象、隐喻与象征、情感抒发及语体风格上体现了祭祀文学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