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托罗莫》与康拉德的艺术主张

约瑟夫·康拉德的长篇社会小说《诺斯托罗莫》以其史诗般恢弘的场面、独特新颖的创作手法和丰富的思想内涵成为二十世纪的经典之作。我国学者对它的介绍和研究远为不够。结合康拉德的艺术主张,从结构布局部、语言和人物刻画方面对这部小说进行了阐释,指出康拉德的艺术主张不仅有利于作者多层次、多角度、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事件,再现历史,而且大大提高了作品的丰厚性、含蓄性和作品题旨的多义性。     

沉醉与历险:“网络诗歌”文本艺术缺陷研究

自20世纪末以来,"网络诗歌"的存在事实业已形成,并对社会文化和诗歌写作本身产生了综合而广泛的影响.但"网络诗歌"文本又有着浮躁化、矫情化、随意化、虚脱化、平俗化等等不容忽视的艺术缺陷,这些缺陷的存在使得"网络诗歌"并未拥有独立、完整的诗美准则,反而对严肃诗歌写作形成了巨大冲击.网络环境的特点对"网络诗歌"文本艺术缺陷的形成有着本质关联,自娱自乐的"网络诗歌"文本在远离生存实在的同时也造成了对诗歌艺术本身的伤害.     

“学院派诗歌”：概念与现实——兼论中国当代诗歌的处境

以大学师生为主体的＂学院诗歌＂不同于泛化的＂校园诗＂,它在近年中国大陆的崛起是大学扩招和大众化教育阶段来临的直接结果;但＂学院诗歌＂也不等于＂学院派诗歌＂,＂学院派诗歌＂在中国还仅仅是一种假想的可能,这一概念目前并不具有针对性和阐释力。＂学院诗歌＂的命名更符合中国新诗近现代以来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     

艺术的“远行”与“回归”——兼论艺术教育的当代性

人类艺术的发展经历了从"远行"到"回归"的过程,从而呈现出前艺术——纯艺术——后艺术三个发展阶段。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艺术从最初与人类日常生活及实用技术一体化的状态出发,逐步"远行",不断净化自身,直至与技术的最终分离。到了现时代,技术性作为一种看得见的因素又重新参与到艺术当中来,并促使跨媒体艺术的形成;艺术在技术的引领下再次与生活"跨界"融合,实现对人类日常生活的"回归"。在跨媒体艺术空前发展的背景下,艺术教育应当具有"跨界"思维方式和方法特点。     

“老马”精神与“生活抒情诗”——臧克家诗集《烙印》研究

臧克家的诗集《烙印》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存在。在内容上,它立足于平民中间,以贴近生活的现实精神、坚忍抗争的生命态度真实地写出了那个年代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在艺术上,它以谨严和凝练的艺术特质,克服早期平民化诗歌的弊病,形成了一种坚实质朴的诗风。正是这些特质,使《烙印》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作出了独到的贡献并最终成为诗歌史上的经典。     

美国当代诗歌研究的新突破——评王卓新作《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美国当代诗歌》

在美国多元文化的话语体系背景下,美国诗歌与美国文化之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关系,而正是这种关系赋予了美国当代诗歌独特的艺术魅力,因此从文化视域对美国当代诗歌进行研究和诠释是一种独辟蹊径的诗歌研究方法,对揭示美国当代诗歌的美学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王卓的新作《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美国当代诗歌》(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10月)就是一本从文化视角介入美国当代诗歌,并成功地运用文化诗学的理念全面考察美国当代诗歌政治文化内涵和审美意义的力作。作为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的研究成果,这一专著在选材、立意以及研究方法和角度等多方面都…     

神话与再造神话 ——韦其麟《百鸟衣》新评

韦其麟的叙事长诗《百鸟衣》以思想家的敏锐和艺术家的精炼远远地超越了传说故事的艺术原型,以现代诗歌的艺术方式再造了民族的和艺术的神话。诗人创造了一个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诗歌意象群,既保持了艺术的和谐与朴素,又不失诗的语言机智。《百鸟衣》还充分地显示了叙事诗在抒情方面的艺术魅力。《百鸟衣》的艺术童真感是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文学的某种具有共性的艺术现象。《百鸟衣》作为一个艺术文本已经固定,不同时代的读者会读出不同的意味,不同的审美水准的人也会悟到不同的意味。文本是固定的,批评是变化的。     

新“声”奇“色”——从《死水》看闻一多诗歌的“音”与“画”

文章以《死水》为例，展示、分析和充分肯定闻一多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中“音乐美”、“绘画美”的独特创新贡献，进而形成其诗歌全新的审美效应。     

当代诗歌：漂移中的修复——兼论张德明诗歌的“万难诗意”

当代诗歌的写作资源经过几次调整之后开始转向形而下的当代生活.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当代诗意逐渐呈现出困难或者说万难性质.就是说,当代诗人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讹诈下寻找到了见证当代生活的方式和勇气,并创造出一种妥协的、让利性质的"诗意".此外,当代诗歌美学特征的转向还来源于诗人对口语叙事能力的把握和处理.而张德明的诗歌写作,正是对当代生活"万难诗意"的认同与表达.其作品展示了细碎而怪异、驳杂而丰富的当代个性经验和体验,风格上则体现出冷硬、幽暗、反讽等等后现代特征.张德明用自己的写作表明了当代诗歌可能具有的难度和限度.     

遮蔽与敞开——《巴黎圣母院》的视角艺术

小说理论中的视角是指故事由谁来叙述和故事站在什么位置来叙述的方式。通常而言,小说的视角有内视角(叙述人等于人物)、外视角(叙述人小于人物)和全知视角(叙述人大于人物)的区别。然而正如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所指出的那样,作为艺术作品的小说没有完全独白式的讲述,也不可能只采用戏剧式的显示,小说正是在两者遮蔽与敞开的张力中产生了特殊的审美效果。本文以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以下简称《巴》)为例,分析传统小说的视角艺术和普遍规律。     

再探“韦伯命题”:中国为何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基于《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的一种解释

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文化区,虽然其内部也存在宗教,但整个文化区的凝结宗旨是儒家式的伦理文化,即一种以家庭、宗族为基础的文化类型。马克斯·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以儒家伦理为讨论焦点,从社会生活的诸层面去论证儒家伦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与西方的新教传统相比较。他着眼于官僚制的阻碍、卡里斯玛的巫术取向以及城市共同体的被压制、救赎宗教的缺失这四个关键特征,去探寻中国在各种社会条件都优于西方的情形下,资本主义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     

《花间》词中的屏风与屏内世界——唐宋词境原生态解读之一

屏风是《花间集》中出现频率极高的道具,《花间》词人在忠实纪录这一现实生活环境的同时,构造出了一个颇具文学价值的词境——“屏内世界”。构成“屏内世界”的现实基础是当日屏风之形制与使用方式的历史本真状态;其艺术基础则是屏风图案所具有的深厚的历史与时代文化内涵。由此二者切入,对《花间》词文本所作的解读即富有原生态的意味。在原生态的视角下,可以清晰地发现《花间》词中“屏内世界”词境所独具的艺术特征,以及其对宋词词境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春江花月夜》“天人合一”的艺术特色

<春江花月夜>一诗,作者运用中国古代的哲学整体思维方法,通过春、江、花、月、夜这些艺术的背景,表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宇宙观,使诗篇的形象鲜明、生动的艺术画面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意识,哲理意识与艺术画面水乳交融,玲珑剔透,具有极高的艺术美.     

"以人为本":马克思与西方人本主义的解读--兼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从对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关于“以人为本”的比较分析说明,以“人”为出发点和中心,是马克思和西方人本主义对“以人为本”的共同回答,但二者因对“人”的理解的不同又存在着本质差别。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应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指导,而最根本的是把具体的、现实的人作为“本”。     

《说》·新物理学·终极——从一个角度谈鲁迅精神遗产的独异性和当代意义

鲁迅写于1903年的《说》热情预告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将发生革命性的大变化,当时的鲁迅已经站在自己民族理论思维的制高点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两大革命性理论推翻了经典物理学绝对时空观与静态物质观的基本预设,而时间终结问题的提出,是对人类有始以来曾经拥有的精神理想的重大挑战。这促使鲁迅在五四落潮之后,大大地偏离了五四时代所倡导所理解的近代科学精神与近代科学方法,超越五四时代所崇尚所宣示的知识图式与知识谱系,进入更深邃的精神追问和哲学质询。生逢千年之交的中国人正与一个独特的时代相遇,面对各种“终结”说,面对“永远”的消解和形而上的消解,鲁迅思想的犀利性、前瞻性,他思维方式的独异性、悖论性以及他在“终结”与“中间物”、“虚无”与“实有”之间所做的抗争和所表现的智慧正凸显出当代意义。     

诗歌形式研究的古为今用——林庚先生关于古诗节奏和新诗格律的理论思考

林先生思考诗歌形式的出发点始终扣住诗的根本目的及其与散文的本质区别,从诗歌语言要求飞跃性的特质着眼,指出古诗节奏和语言飞跃的自然关系,自由诗追求语言飞跃性的原理及其处理散文语言和生活语言的两难境地,有力地论证了新诗应当建立格律的理据。同时他又在借鉴古典诗歌的艺术经验和把握现代语言节奏的探索中,提出了由节奏音组和半逗律相结合组成典型诗行的理论,对于古诗体式的研究和新诗格律的建立都有重要的启示。     

哲学诠释学视域中的“文本”所指及其特征——论伽达默尔“文本”观

哲学诠释学视域中的"文本"具有不同于一般文本的特性:在文本的所指上,伽达默尔的文本指的是最初写成的东西,它产生于理解的受阻,并因理解的可能性和效果的不同而具有不同层次的划分;就文本的特征来讲,伽达默尔的文本作为一个哲学诠释学的概念,具有本体论意义,文本不再是主体的客观对象,而是理解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其存在于和读者的历史对话中,对其理解的最终意义是应用于自身。     

从楚简《老子》中“亡、無”和“■、道”的使用推断楚简《老子》的文本构成

楚简《老子》的文本构成,是目前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有人认为楚简《老子》是摘抄本,有人认为是全本,也有人认为是在三个不同的时间单位里产生的三种不同抄本。通过对楚简《老子》中"亡、"和"、道"等文字使用情况的考察,可以看到楚简《老子》不但甲、乙、丙本三者间存在着历时性差异,而且甲、乙、丙本的内部,包括组与组、同组内的文字聚合同样存在着历时性差异。     

中国近代第一批外交使臣译诗中的“新诗”因素——以张德彝为主例

外国诗歌的译介时中国新诗的产生起到了助推器和催化剂的作用.鲜为人知的中国近代第一批外交使臣"张德彝"们所做的前期诗歌译介工作,对后世中国新诗的萌发提供了可贵的探索借鉴经验.借助英诗汉译,早期诗歌的译者们对相应诗式诗形的寻求和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汉语诗歌传统中可用的资源;其译诗本身也成为一种准创作,在不少方面成为新诗创作的萌芽和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