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就业权司法救济实证研究

平等就业权是公民人格权和劳动权的重要内容,但平等就业权司法救济制度的不完善导致权利保障举步维艰。通过对平等就业权案件进行实证考察,我国应当结合《就业促进法》的执行情况和司法实践,从新增"平等就业权纠纷"民事案由、完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和就业歧视责任体系、明确就业歧视的含义与范围、扩大平等就业权的主体等方面完善反就业歧视立法,加强平等就业执法工作,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     

性别就业歧视解决路径探析

2012年7月,女大学生曹某以平等就业权被侵害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就业促进法》生效后第一个性别就业歧视案件,标志着对性别就业歧视的司法维权的开始。我国应对相关立法进行完善,通过建立反歧视的专门机构、完善歧视案件举证责任的规定,将招聘阶段作为反歧视的重点等举措来减少就业歧视。     

就业间接歧视的法律规制

就业公平作为社会发展中重要的一部分,是事关社会公平公正的大问题,直接影响着企业和劳动者的切身利益。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如何保障就业公平愈显重要。现今对劳动者直接就业歧视的情况因立法的完善鲜有发生,但法律对于就业间接歧视的规定几乎是空白。因此,对就业间接歧视进行界定,分析我国目前就业间接歧视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完善此制度,对于保护劳动者权益,维护社会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我国劳动力市场歧视及规制路径

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对劳动者进行与其生产率无关的个人特征的估价,这种估价影响了个别劳动者获得同等报酬或获得同等就业的机会,这种行为即为劳动力市场歧视。主要表现为不平等的就业机会、较严重的性别隔离以及缺失的安全保护,严重影响着劳动者的生存权和平等就业权。劳动力市场歧视包括诸多类型,也存在显性和隐性歧视之分。但是,我国的法律制度在规制歧视行为时存在法律体系全而不精、制度设计华而不实、救济渠道有而不通等问题,需要从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等方面进行治理。     

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时效起算的裁判比较

司法实践中,受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审判理念的偏差等因素影响,裁判者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性质理解不一,导致对"二倍工资"时效起算的裁判不统一。本文经过对12个省(市)辖区法院该类型判决的随机抽选和比较,选出典型案件,分析"同案不同判"的法律逻辑和认识偏差,认为应当采取"报酬转化说"和"最大限度保护劳动者权利说",最大限度保护劳动者利益,以契合我国劳动法律制度的立法目的、国情和客观社会现实。     

就业歧视立法规制初探

就业歧视行为在我国的大量存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加强就业歧视立法规制是十分必要的,在立法明确就业歧视的涵义并确立其判断规则,赋予被歧视者适宜的法律救济手段是反就业歧视的关键。一、加强就业歧视立法规制的必要性首先,加强就业歧视立法规制是在“强资本弱劳工”格局下保护劳动者权益,实现劳权的需要。当前,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劳工供大于求,资本供不应求,形成了“资本强势化”和“劳工弱势化”的局势,从而使劳工处于被动的和被选择的地位。我国也不例外,一方面,保护投资的法律法规政策日趋完善,使资本在整个社会中占有越来越明显的优…     

最高法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形成配套

2006年8月31日,针对当前新出现的社会矛盾,以及劳动争议纠纷类型增加,劳动法的规定与现实生活不相适应的状况增多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新型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不受理的范围、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诉讼主体、劳动合同的效力、劳动合同的解除、劳动力派遣等问题给予了明确规定,与《解释》(一)形成了配套的司法解释,为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如何适用法律进一步提供了裁判指引规范。     

我国反就业歧视立法评析

平等就业权是人权的核心内容之一。坚持公平就业、反对就业歧视,既是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的要求,也是维护劳动力市场公正秩序的需要。自上个世纪中期开始,加强反就业歧视立法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近些年来,我国的反就业歧视立法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一些新的立法越来越多地体现了反就业歧视的精神,一些既有的立法通过修订充实了反就业歧视的内容。但是,对应于就业歧视现象仍频发生的现实和不断高涨的社会诉求,我国反就业歧视立法依然任重道远。内容亟待完善,实施亟待加强。     

企业惩戒性停职制度探究

惩戒性停职制度作为一种会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的制度,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均未对其作出明确的规范,且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的受理范围,而将其视为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但惩戒性停职的引发事由范围、期限长度上限以及停职期间的工资待遇等问题,均涉及劳动者切身重大利益,应当与惩戒性解雇得到同样的重视,并应赋予劳动者充分的内部和外部救济权。立法应加强对企业惩戒性停职制度的规范,以保护劳动者的权利。     

试析就业歧视及我国反就业歧视法制体系的完善——以国际立法为视角

文章以国际立法为视角分析了就业歧视的定义和危害,通过与国际立法的比较找出了我国反就业歧视立法与国际立法的差距,并提出了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设立专门机构、完善行政和法律救济机制以完善我国反就业歧视法制体系。     

违法解雇期间劳动者复职救济的困境与出路

违法解雇期间对遭遇违法解雇的劳动者,我国《劳动合同法》将"复职"作为第一顺位的救济方式。然而,由于劳动关系人身依附性和持续性的特征,以及相关制度的不完善,复职制度在我国存在诸多困惑,复职裁判的执行也走入了困境。比较分析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以及北京、上海、广东的立法、司法实践,复职制度现存的问题需要通过出台相关司法解释,重新界定"劳动合同已经不能履行"的考量范围,区分实体违法和程序违法等途径,使其成为真正有效的救济。     

劳动合同试用期制度之改善探析——以促进就业为视角

我国劳动合同试用期制度的立法初衷主要是在刚性解雇保护制度背景下,使用人单位能够较简便、快捷解除不符合要求的劳动者,适当降低用人单位的风险,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充分促进就业。为更好地实现试用期制度的立法初衷,相关具体制度应当改善。比如,约定试用期超过法定试用期限时,劳动者应当有权选择确定超期无效或反推确定劳动合同期限;试用期工资低限标准应当予以明确;对"录用条件"应当作出广义理解的相关规定,相关法条应当修改为"经试用期考察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约定了服务期的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出辞职的不支付违约金等。     

劳动合同试用期制度之改善研究——以促进就业为视角

我国劳动合同试用期制度的立法初衷主要是在刚性解雇保护制度背景下,使用人单位能够较简便、快捷解除不符合要求的劳动者,适当降低单位的用人风险,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充分促进就业。为更好地实现试用期制度的立法初衷,相关具体制度应当改善。比如,约定试用期超过法定试用期限时劳动者应当有权选择确定超期无效或反推确定劳动合同期限;试用期工资低限标准应当予以明确;对"录用条件"应当做出广义理解的相关规定。相关法条应当修改为"经试用期考察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约定了服务期的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出辞职的不支付违约金等。     

劳动合同试用期制度之改善探析——以促进就业为视角

我国劳动合同试用期制度的立法初衷主要是在刚性解雇保护制度背景下,使用人单位能够较简便、快捷解除不符合要求的劳动者,适当降低用人单位的风险,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充分促进就业。为更好地实现试用期制度的立法初衷,相关具体制度应当改善。比如,约定试用期超过法定试用期限时,劳动者应当有权选择确定超期无效或反推确定劳动合同期限;试用期工资低限标准应当予以明确;对"录用条件"应当作出广义理解的相关规定,相关法条应当修改为"经试用期考察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约定了服务期的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出辞职的不支付违约金等。     

法院受理劳动争议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涉及多方面的政策、法律关系,处理是否得当直接影响当事人诉权的保护,对这类案件正确及时的审理,也直接影响司法审判社     

二倍工资规则适用探究——基于《劳动合同法》第82条第1款的实证分析

用人单位负有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义务。但立法的原则性缺陷的存在,导致该制度在适用过程中出现诸多困境。裁判文书统计分析表明:司法裁判者错误的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导致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较高;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对"二倍基数"标准的认定,呈现多样化形态;赔偿数额较大,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对此,在呼吁立法统一赔偿标准、降低赔偿金额的同时,赋予司法裁判者自由裁量权,对劳动合同采用实质审查的标准、区分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原因,赋予用人单位以抗辩权。在倾斜保护劳动者的同时,最大限度上实现和谐劳动关系。     

从公民环境权保护的视角看环境司法

环境司法是保护公民环境权的最后防线和有力屏障。然而纵观我国的环境司法现状,由于存在环境实体法的不完善、环境诉讼主体资格的限制以及环境案件执行救济方面的不足等突出问题,司法在公民环境权的保护上并未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应当加快完善环境立法、健全诉讼机制以及不断完善环境案件执行救济体系,以促进环境司法功能的发挥,从而有效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     

算法就业歧视的法律规制

算法的应用在提高社会运行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治理风险,由此引发的算法就业歧视问题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与传统大数据算法相比,当代算法的自主性更高,获取和分析数据的行为难以受控,使得歧视行为的发生更为隐蔽,给反就业歧视法律规制带来新的挑战。算法的不透明性与复杂性加大了就业歧视的认定难度,当前法律缺乏对劳动者数据赋权和对用人单位应用人工智能算法的限制。在今后实践中可考虑从扩大就业歧视标准认定范围、保障劳动者对个人信息的知情权和控制权、明确用人单位对算法应用的解释义务,以及调整举证责任和建立算法审查体系四个方面着手,逐步完善我国算法就业歧视规制法律框架。     

我国劳动合同法定变更制度及其完善

基于实质正义的要求,劳动法确立了劳动合同法定变更制度,要求用人单位在法定情形出现时必须对劳动合同进行变更,劳动者相应地享有请求权。但是我国劳动合同法定变更制度存在变更准则及救济效率缺失等问题。因此,立法上有必要将法定变更纠纷纳入终局裁决的受案范围;司法上则应当对相关法律条款进行解释,并建立起一套审查标准。     

政策问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