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对政权问题的探索

大革命时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未来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权理论进行了探索,初步达成这样的认识:即在民主革命时期所要建立的政权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权;这个政权应该以无产阶级为领导阶级,采用国民会议制的政体形式;这个政权是迈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从理论上看,这种政权已初步具备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主要特征,虽不尽完善,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向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迈出的一步。     

民国政权下乡与知识下乡的比较与启示

政权下乡与知识下乡是民国乡村两种有代表性的、不同以往的发展路径,也是中国乡村治理前所未有的变动。政权下乡是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进行的全面改造,以国民党政权发动的县自治运动为代表;知识下乡主要指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所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政权下乡与知识下乡各有其局限,在实践中需要发挥各自优势,处理好下乡过程中的制度与政策设计、对权力的监控以及向基础型权力的转化等问题。     

土地治权的变动与政权变迁

在传统农耕社会的制度框架中,土地不仅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然资源,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政治活动的对象而存在。国家以政权的形式赋予土地所有权、土地经营方式以合法性的依据。土地治权与国家政权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张力,土地治权作为国家意志在土地之中的凝结,其变动是对于社会利益的一种强制性的分割,与传统社会的政权变动有着内在性的相关。     

民族政权构成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汉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所建民族政权在政权构成上深受胡汉融合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以汉儒家文化作为建国的指导思想,遵循汉族的礼仪官制,以史为鉴,建设国家等方面。这种民族政权构成形式至少产生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是夷夏观念的变化,二是汉文化与胡文化的进一步交融。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的两次政权转移

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近代中国 ,民族主义与国家建设的进程都是紧密相关的 ,国家政权建设的意识形态基础与民族主义紧密交织在一起。近代以来 ,中国一直在探索一条建立民族国家的道路 ,在政治实践中表现为旧政权的颠覆和新政权的建立。从 184 0年到 194 9年新中国建立以前 ,两次大的政权转移——— 1912年满清让位于中华民国和 192 7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建立———无不与民族主义紧密相关。本文试图通过这两次大的政权转移来分析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     

党的执政方式的发展演变及因果分析

执政条件下,党的领导首先体现为执掌国家政权和对国家政权实施领导.因此,如何确立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群众拥护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执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使党既能切实有效地掌握国家政权,总揽协调各个国家政权机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能够充分调动、发挥国家政权机关的积极性、创造性,维护国家政权应有的权威,保证各个国家机关独立自主地行使职权,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这是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课题.     

论中国历史上对甘青民族地区的特殊政治制度——从“因其故俗”到“因俗而治”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由单一的民族建立起一个政权或王朝,是没有的。秦、汉、隋、唐,以至宋、元、明、清,是多民族国家,人所共知。即以青海境内在历史上出现的政权来说,也是如此。南凉王国(397—414)是以秃发鲜卑为统治民族的包括别部鲜卑、氏、羌、汉族和匈奴族的多民族政权;吐谷浑王国(313?—663)是以慕容鲜卑为统治民族的包括别部鲜卑、氏、     

简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现代国家建构——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框架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我国的现代国家建构面临着民族国家建构和民主国家建构两大历史任务;自新中国成立,民族国家建构目标基本实现以后,努力完成民主国家建构、实现国家民主化就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因而,以国家民主化为重要目标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手段和必要环节,不但不会危害国家政权建构和损害各主流社会阶层利益,还是巩固现代国家政权、保证各主流社会阶层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基础和条件。     

略论英租威海卫时期威海乡村的社会控制

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乡村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但国家权力扩张的过程也即是“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过程,国家政权在某些方面的加强导致自身的削弱和控制的失败。通过英租威海卫时期国家权力对威海乡村社会控制的加强为个案来说明国家与地方政权关系的演变。     

秦汉以后国家政权在汉越互动中的作用

从秦汉统一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建立以后 ,国家政权成为汉越互动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其作用并不亚于中原汉人南迁带来的民间文化流动所造成的影响。国家政权通过构筑国家政治体制 ,不断支持以华夏———汉文化为代表的国家正统文化的扩张 ,促使南方百越逐渐走向涵化 ,最终导致汉文化在南方原百越活动区域取得主流地位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金瓶梅》中的"大官(儿)"

“大官 (儿 )”是明代《金瓶梅》以及其他一些小说、戏曲中出现频繁的一个称谓词。然而现今许多辞书对这个词或是失收 ,或是解释不够准确。该文通过考证古代多部文献 ,进一步解释了它的意义 ,并指出这个称谓词在历史演变中曾出现过的一种“泛化”现象。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儒家文化中"和""同"思想及其发展

“和”与“同”的思想随着先秦天下纷争的局面而出现,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它首先是人们自然观在社会、政治、人生诸方面的伦理展开。“和”“同”思想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当代中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论儒学“人伦日用”化的路径及“例外”原则

从历史角度看,儒学按其实存的状态可分为"主流版"与"生活版"两种,前者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令显学,后者为教化民众成为一个"好人"的隐学。分析儒学入"家"的路径,从中合理地引申出儒学"例外"原则,无疑对当下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于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几个"点"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不过近年来却有较大的突破,但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重视."民族主义文学"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海派及新感觉派等都存在着比较"纠缠"的关系.而这些都为我们较为全面地解读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和独特的视角.     

从《庄子》内篇中“息”“止”等词的用法看《逍遥游》“六月息”的含义

《庄子·逍遥游》中“去以六月息”的“息” ,前哲时贤或释为“休息” ,或释为“气息 ,指风”。从对《庄子》内篇中“息”及与之相关的词的用法统计中可以看出 ,《庄子》内篇中 ,凡“停留 ,止息”都说“止” ,不说“息” ,“息”最主要的用法是作名词或动词 ,意为“气息 ,呼吸”。所以 ,这个“息”应采取第二种解释 ,“去以六月息”意为“(大鹏 )离开北海要凭借六月的大风”。     

试析“红五月斗争”中产生“左”倾的原因

党领导的东满地区"红五月斗争",使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在东满地区的"红五月斗争"中产生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它不是"立三路线"的产物。     

"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

“历史记忆”之延续构成晚清思想演进重要的象征,并明显受两个因素的主导,一是由“反满”所催生的恢复汉族的记忆;一是西方因素开启的关乎中国历史的记忆。“策问”作为参与国家考试时的答卷,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应“策”者,大致都恪守于官方意识形态,分析“策问”中的“历史”,可以了解这些历史文本是如何想象“中史”与“西史”、接榫“历史”与“现实”的。由此,“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如何延续,也通过具体的文本“呈现”出来。同时,由于“中史”与“西史”并非单纯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中西历史“会通”所催生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也并不单纯,实际与立足于“反满”立场对历史的重塑,适成对照。由此,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多向度,也随之得以“呈现”。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