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生活垃圾收费制度的公平性问题研究

制度的公平性程度是衡量制度好坏和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从我国现行的居民生活垃圾收费制度实施的覆盖面、计征方式和收费标准的确定、制度制定过程中公众的参与度看,该制度还存在机会不公、规则不公和权利不公的问题.促进生活垃圾收费制度的公平,应进一步扩大该制度在农村地区的实施范围,逐步实行定额向从量转变的计征方式,遵循较为统一的收费规则,提高公众在制度建设和执行过程中的参与度.     

对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立法的思考

我国现行城市生活垃圾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存在管理体制不完善、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与资源化未能成为立法的主要方向、现行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等问题。应建立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产业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的立法，制定资源综合利用基本法及其配套法规，以利于该法律体系的实施。     

“垃圾围城”的化解:实施按量收费的价格规制

垃圾围城的困境,一定程度上是垃圾过度产生的结果。从家庭生活垃圾的微观产生链来看,企业与家庭都能为垃圾源头削减有所贡献,但基于竞争博弈决策的企业与基本成本收益分析的家庭,在现有的垃圾收费模式下都不会自然选择降废与减量。因此,对家庭实施按量收费的价格规制有其必要性,从理论基础与经济效应上看也有其合理性。按量收费的减量效应,可促进源头削减,进而有助于垃圾围城的解决。     

对城市生活垃圾回收的质疑与思考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生活垃圾问题作为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日趋突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把垃圾回收作为减轻垃圾处理负担及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有效模式而大力推广。但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垃圾回收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垃圾治理模式,不具有成本有效性。垃圾治理应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数量和提高产品的重复使用率,政府应减少强制性的垃圾回收,而将政策转向征收适度的垃圾填埋税(费)。     

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调查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是城市居民对生活多方面体验后的主观感受。现代城市的发展其终极目的就是为了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其居民的生活质量满意度也能反映城市发展的状况。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就城市居民对个人与家庭生活质量、城市综合生活条件、自然环境条件、社区生活与社区凝聚力、政府执政能力、世博会对上海城市生活质量的影响等六个方面满意度进行调查和分析,试图了解上海城市居民对生活质量认知的现状,分析背后的原因。     

城市贫困救助的目标定位问题——以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例

社会救助的目标定位是社会救助制度的核心问题。通过对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设标和寻标所存在问题的分析,本文提出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走向"城市居民最低收入支持制度",目标定位要从原来的"收入定位"走向"收入(财产)+类别定位+需求定位"。在"城市居民最低收入支持制度"中,集成"基础+分类"的救助目标,即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分类救助,家庭分类救助的对象是面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和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同时通过设计和实施:贫困家庭的"儿童抚养补助金"、"残疾人照顾补助金"、"老年人照顾补助金"和"单亲家庭补助金"等等救助项目,促进社会救助体系的转型。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90村的调查数据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排放量迅速增长,导致村庄环境污染严重,影响并制约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提出三个假说,并利用对全国90个村庄的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探讨政府管理、村域社会资本、个人因素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政府管理、村域社会资本和个人因素均对村庄生活垃圾治理有正向影响。其中,政府管理和村域社会资本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发挥作用,且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政府管理、村域社会资本和个体因素的结构性优化,是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的必然选择。     

农村生活垃圾的环境污染问题与对策——对湘南某镇的个案考察

通过对湘南某镇环境污染与处理现状的系统调查后发现,农村生活垃圾的环境污染问题非常严重:生活垃圾的转移处理方法非常普遍;上级财政无投入而乡村财力无能力;城市生活垃圾向农村转移;农村环保治理责任缺失;农村环保治理措施缺位。其危害是:造成空气污染与水土资源的严重破坏;存在传播疾病的危险隐患;影响人与自然的和谐;转移的处理方式使政府遭遇法律困境。并认为可以采取如下治理对策:完善立法,强化监管;科学规划,持续发展;教育引导,强化责任;加大投入,完善设施。所有的问题都归因于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只有从整体性入手、具有结构意识才能从根本上根除环境污染。     

区域主导产业定量选择方法研究--以江西赣州市为例

正确地选择和确定主导产业,是事关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本文提出了区域主导产业选择的基准和建模方法,并采用AHP法建模对江西赣州市工业主导产业的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     

新形势下影响高校反腐倡廉工作改革的问题及对策——以河北省为例

随着近年来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校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考验。应准确把握当前的新形势,深入分析研究问题产生的原因,从工作机制、工作中心、制度体系建设、纪检监察内部建设等方面,积极探索有效途径,以有效推进高校反腐倡廉工作的改革步伐。     

我国养老保险政策实效性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我国社会特征中的高龄化和老龄化越发明显,"社会养老"已经成为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共识,这需要加快社会理念转型。促进养老保险政策社会化,完善相关保障体系,构建公平、公正的养老保障机制;需要转变政府职能,提升养老保险政策实施的实效性;需要引导市场机制的介入,增强养老资金运作效率;加强相关立法监督,规范政府行为,提升养老保险政策的实施效益。     

明代举人重复会试现象初探——以浙江为例

以雍正<浙江通志>的明代举人名录为基本史料,在厘定明代浙江举人的具体人数和科年覆盖情况的基础上,根据举人之乡试、会试以及殿试中式年份,梳理了浙江举人重复会试的发生情形.并在确定资料处理原则的前提下,分别以地区和科次为统计口径探讨了举人的重复会试现象,且对重复会试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初步探讨.     

农村社会矛盾预防主体制度实证研究——以G省H村为例

通过对H村的实证调研,农村社会矛盾预防机制主要存在利益协调机制、利益表达机制与权益保障机制等三种模式。农村社会矛盾预防主体呈现出政府强势主导与村民被动参与的格局,即政府是农村社会矛盾预防的积极组织者,村民是农村社会矛盾预防的被动参与者。农村社会矛盾预防机制主要是由政府主导形成的一元治理模式。从事社会矛盾预防的主体系统极不利于社会矛盾预防机制的良性发展,对此有必要进行改进。未来完善农村社会矛盾预防机制应扩大村民代表的参与,创建利益表达管道,建立村干部与村民二元甚至多主体治理的模式。     

整合红色文化资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河北省乐亭县对李大钊故居保护与开发为例

红色文化资源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头和灵魂,是历史的,更是当代的。整合红色文化资源,对于我们新时期,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保持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及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要求等都有着重要意义。文章以河北省乐亭县保护与开发李大钊故居,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具体实践为切入点,并以此为鉴,将其升华为一般理论,指出整合红色文化资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将红色文化资源科学保护与合理开发相结合;将政府愿景规划与农民切身利益相结合;将红色文化资源与区域特色相结合。     

基于新工科理念的四年级城市设计教学实验 ——以邯郸汉光厂工业遗址片区更新设计为例

为应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教育部提出"新工科理念"，以此来推动高校教育改革发展。文章以河北工程大学建筑学专业本科四年级课程设计为教学实验，尝试从新工科理念出发，结合当下城市发展现状和社会关注热点进行题目设置、任务要求及教学过程安排，引导学生进行创新性城市设计，以期帮助学生拓展专业知识，转换设计思维，提升综合素质。     

阶层视野中的城市居民住房梯度消费——以南京为个案的社会学研究

如何走出住房消费混乱失范的困境,构建一个和谐合理的住房消费新秩序?这个问题既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关注的焦点.本文认为,住房消费的困境的根源在于住房市场的产品结构与社会阶层结构的失衡与脱节.走出住房消费的困境关键在于衔接好住房市场的产品结构与社会阶层结构,保证每个阶层都能拥有与之相应的住房消费产品.本文提出了低收入阶层"居者安其屋"、中等收入阶层"居者有其屋"以及高收入阶层"居者优其屋"构想,试图构建一个阶层化的住房梯度消费新秩序,以满足社会不同阶层成员的需求.     

基层减负的治理困境及梳理——以C市Q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形式主义"整治为例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自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提出"解决一些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切实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以来,基层工作的运行效率得到了有效提升,但在实践中仍有较多问题亟待解决.当前"基层减负"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通过对C市Q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工作记录进行实证考察后,发现文件数量繁多与客观工作需要的矛盾、人员配置不均与基层编制紧缺的矛盾、监督考核"痕迹管理化"等形式主义顽瘴痼疾成为限制基层工作人员积极性的重重枷锁.而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部分干部政绩观异化、考评机制存在制度瑕疵、链路信息不对称等.若要继续深化"基层减负",提升治理能力,则需要通过统筹制度弹性与刚性约束、完善激励评价与考核机制、发展技术赋能与数据矩阵治理等路径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