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母亲在家庭教育中所起的作用

唐代母亲在教育方面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学业及思想品德。因为唐代女性的学养不同于前代的封闭与死板,也异于后代的保守与僵化。所以她们扮演的母亲角色在家庭教育方面也不同于以往及后世。她们是一群聪明、能干、坚强的女性,是有智慧的、有头脑的严且爱的母亲。     

唐代宫廷女性的教育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发展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繁荣,呈现出空前开放的气象.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唐代妇女的表现也不同于历代,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人物.这一系列出色表现就是基于她们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宫廷女性也不例外,她们甚至有机会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本文试通过墓志及敦煌文献中大量资料对唐代宫廷女性的教育状况展开研究.     

唐代女冠的创作及其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女冠是唐代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她们的生活、思想与传统闺阁女性大不相同,她们的地位较之世俗女性有所改善,可以以独立人的身份(如作为道师、道观主持人)接人待物,应酬世事,其生活的自由度较之传统女性高。女冠特殊的生活使她们广泛自由地与文人名士交往,一起宴饮、集会、郊游、酬唱,唐代文人的文才风流、浪漫情趣大大触发了她们的创作热情。作为创作主体,女冠们不仅写出了别具特色的赠答诗,而且也写出了不同于传统特色的爱情诗。同时,特殊的地位、频繁的社交,形成了女冠见多识广的人生阅历、与众不同的心理框架和洒脱旷达的思维方式,这使女冠们对世态人情、爱情婚姻、社会人生的体验和感悟较之世俗女性更深刻,表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女性意识,为唐代文学添写了绚丽的一笔。作为创作客体,女冠的身份行为也影响了男性文人的小说创作,使他们改变了以往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传统,为唐代文学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女冠的创作在唐代文学中应占有一席之地。     

唐代女性的书法教育

唐代女性的书法教育虽然在许多方面还无法与同时代的男性书法教育相媲美，但无论从哪个阶层看，唐代女性与以往相比都接受了更多的知识教育和文化熏陶。她们的书法教育或者来源于书馆、师长，或者来源于家庭、朋友，总之在她们非凡的才华和不懈的努力下，唐代社会涌现出一大批工于书法的女性，这说明了唐代女性书法教育的发展。     

老年妇女的家庭状况

对60岁以上的老年女性而言,当她们脱离工作岗位或基本不再从事生产劳动之后,家庭是她们生活的主要空间。由于她们自身的特球状况,她们在家庭生活方式和家庭关系方面也表现出不同于其他群体的特点。     

论唐代女性教育与女性的诗歌创作

唐代女性教育的主要内容有道德礼法、经史、诗歌、女红,这些教育内容对她们的诗歌创作都有一定影响。道德礼法教育使女性的诗作频繁出现"三从""节义""移天"等道德礼法内容;经史教育使女性在诗歌创作中大量化用经史语典,或借用经史语典言事抒情,或化用经史语典巧妙措意;唐代女性诗歌教育在内容上主要是学习男性诗人诗作,在方法上主要为诵习抄写,这样的教育特点使她们的诗歌多有借鉴和模仿男性诗人诗作的特征。同时,唐代女诗人又以其特有的女性视角,为唐诗创作提供了新的关照事物的角度,使诗歌表现出独特的女性书写特质;女红教育使唐代女性诗歌中出现了较多诗歌与女红物事并现的女红化呈现方式。     

论唐代女冠诗人的社会交往与创作的关系

李冶、薛涛、鱼玄机都是唐代著名的女冠诗人，也是唐代女性诗人中最高成就的代表。她们亦道亦妓的生活方式、自由而广泛的社会交往，对她们诗歌篇什的丰富、艺术水平的提高、题材的扩大、内涵的深厚以及作品的流传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论张爱玲《传奇》中的母性批判

张爱玲的小说中出现的母亲大多是有悖于伦理常识的形象,她们构成张爱玲式的"巫母群像",这种母亲形象表现出张爱玲对传统母性观的批判。此倾向的形成,与张爱玲对其母亲的情绪记忆密切相关。同时,张爱玲对母性的批判也暗含着她对女性及人性层面的理性思考与感性期待。     

论唐代女冠及其对唐代文人创作的影响

女冠的繁荣是唐代出现的一种特别的社会现象.唐代女冠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十分活跃地参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尤其是与当时的文人群体交往十分密切.唐代女冠的大量出现与当时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她们的出现不仅丰富了唐代的社会画卷,而且也为唐代文人的创作提供了可贵素材,是唐代诗歌发展的一种重要推动力.     

唐代女性诗歌中的道教情怀初探

唐代是我国道教最为鼎盛、道教信仰最为虔诚的时期,在其三百多年中,统治者对道教都大力提倡、倍加尊崇。与统治者大力提倡道教的举动相呼应,唐代社会形成了一股求道学仙、追求现世幸福、永恒生命和自由心境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同样也影响了唐代女性,从而使她们的诗歌和心灵世界弥漫着迷蒙的道教情怀。     

论王昌龄诗歌在唐代的接受

王昌龄在唐代的接受情况研究分盛唐和中晚唐两个阶段。从诗歌选本的选录数量来看,与同时代他人相较,王昌龄诗歌入选数量属中上之列;就入选诗歌内容来看,盛唐时多为"风骨清俊"之作,且其诗被推为"风骨"、"声峻"、"雅正"的代表,中晚唐选诗则多为"清词丽句"。王昌龄诗作中最富有盛唐之音的作品是最能被大家接受的作品,至中晚唐,随着政治环境和士人心态的变化,王昌龄的直意高歌已失去存在的土壤,只能被束之高阁。     

再论唐代律赋的体式标准

唐代律赋讲究四声八病,这正与永明之后的骈赋相同,说明律赋在声律方面以骈赋为标准,所以声律并不能代表唐代律赋的特质。相对而言,从产生、发展及时人的重视程度等方面来看,限韵却是律赋不同于骈赋的地方,所以律赋的根本特征是限韵。     

略论宋代书法美学精神影响下的米芾及其书法艺术观

书法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在经历了唐代楷书的高峰期后,到了宋代在行书上有了更大的创新,书风也由唐代的＂尚法＂转为＂尚意＂。尤其是＂宋四家＂在这个转变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米芾身为四家之一,集古出新,高举张扬个性的大旗,他的书法艺术观个性鲜明,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王忠嗣御边

唐朝的民族政策较为成功,但唐朝几乎没有停顿过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冲突、战争。由于唐王朝的外在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唐朝的外务一直以北方为重点,而西北则是重要的一环。玄宗时期,吐蕃成为唐朝经略西北最强悍的敌人,因此,唐朝对陇右、河西等西北地区的经略便显得格外重要,而经略西北的具体措施等又因主持西北大局的不同个人而不尽相同,王忠嗣是其中较有特色的一个,他的"持重安边"与唐中央的政策相左,也不同于当时大多数的边镇将领,却是对唐朝冒进的边疆政策的修正,符合唐朝的现实。     

河洛绘画论略

河洛地区是中国绘画的发源地,河洛绘画的发展历史展现出河洛地区绘画艺术的杰出成就。上古时期以原始绘画为表现形式;汉代则出现了精美的墓室壁画和画像石;魏晋南北朝开始出现成熟的人物画;隋唐时期,道释人物、青绿山水的发展达到高峰;五代宋元时期最大的成就是山水画和宗教人物画;金以后随着洛阳政治文化地位的下降,绘画尤其是文人画逐渐衰落,但民间绘画、宗教绘画依然较为活跃。河洛地区绘画发展史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龙龛手镜》所收唐讳字形论析

《龙龛手镜》搜集了大量写本佛典中的异体字,唐讳字形也在其列。从避讳学与文字学交叉的角度来看,这些字形的分布特点既与唐代避讳的规避对象、祖庙推崇、起伏概貌等情况基本契合,较好地保存了唐代避讳制度施加于写本文献的影响痕迹,也反映出唐讳字形的真实变化情况。不过,囿于编纂初衷与文献性质,《龙龛手镜》在处理所收唐讳字形时存在分类标准不一致的问题,部分唐讳字形的收录考证也有待商榷。这些情况透露出《龙龛手镜》在避讳制度的认知上可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以致影响了正字标准的合理取舍。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曲词发生史研究的学术史误区

目前学界关于词的起源问题众说纷纭,甚至对词的界说也歧见颇多。其实,词是借鉴近体诗格律以词调来定型的诗,以近体诗格律将其定型化,来表现其原本产生时期的音乐性,这是词的特征表现。在此界说以及对二十世纪以来关于词源问题的各种说法加以述评的基础上,论证词体产生于盛唐宫廷文化,词体发生的诗歌史原因,在于宫廷音乐消费由六朝乐府歌诗,向初唐近体歌诗,再向盛唐声诗转型之后向曲子转型的产物;音乐史原因,则是宫廷音乐经历魏晋南朝的清乐、北朝隋代初唐的燕乐,再到开元天宝的重归清乐,经历法曲中枢,引导了声乐消费形式的曲子的出现。     

论晚唐时期刘白诗人群的文学活动与诗词创作

白居易、刘禹锡在晚唐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与其在中唐时差别极大,元白诗派就此进一步发展为刘白诗人群。刘白诗人群最主要的诗歌创作活动有联句、诗歌赠答、诗歌别集和唱和诗集的编定三项,而诗歌内容主要是歌咏闲适生活;其词体创作则是就曲填词,著作也颇多。由于该诗人群在诗词方面的创作均取得了一定成就,因而对宋代诗词也产生了相当影响。     

汉末河汾名士风气的演化与“林宗巾”效应

河汾文化是隋唐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将其源头追溯至汉末魏初,探讨其时河汾文化的形态,其中又以名士为考察中心.认为名士经由汉到魏,由汉代以经术、道德为依据转向汉魏之交的尚侠义、尚谋略等标准.其中构成河汾文化形态的太原郡更能反映此时期的变化,太原郡士人郭林宗倡导了此时期的人物评议之风,不单是汉末名土的代表,也更好地呈现出了河汾地域文化的形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