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法"的文化溯源

"春秋笔法"是在宗周神权-王权的相互制约下形成,它有扬善抑恶、监督王权的神圣功能,同时也有诉诸宗周王权统治的政治性质."春秋笔法"的渊源和文化性质决定了所谓"书法不隐"只是后世不断期望达到的完美境界.在现实实践中,由于王权制约和史官的无奈,"春秋"类史籍必然带有迎合王权、美化王政、遮蔽历史的一面."春秋笔法"在发挥其"大义"功能时,有时却恰恰与历史的正义相悖.史官可以借用文字是与上天沟通,提供天帝与后人仲裁的功能,通过记录的途径来美化君王、遮蔽历史真相."直书"背后也隐匿着价值判断的偏颇、对历史事实的隐匿与遮蔽.     

神话历史视域中的《春秋》阐释:"元年春王正月"的创世神话隐喻

前人已证明,＂元年春王正月＂并不是《春秋》所独有的记载体例。那么,为何史官要在开篇和每位国君即位时都要反复写该句？《春秋》学家们从＂元年春王正月＂衍生出的各种＂大义＂的文化逻辑是什么呢？从神话历史视域剖析,＂元年春王正月＂将国君即位时间、物候时间、神圣时间三者相重叠,其神话叙事模式潜在地将宇宙和王权统治隐喻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周而复始的过程,它包含了＂天-地-神-人＂的互动可能,从而为后人阐释出＂正＂和＂统＂提供了强有力的文本逻辑。     

《春秋》学中的“属辞比事”

"属辞比事"是<春秋>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早期,学者们对"属辞比 事"的理解还比较简单,宋代以来,"属辞比事"四个字变得复杂迷离起来.反对以书法义 例说经的学者中,有的认为"属辞比事"就是通过比观<春秋>所记之事,在对事实的把握 中明大义;有的主张对<春秋>所记之辞与事,以"礼"为据明褒贬;有的认为"属辞比事 "就是分析与综合的理解方法.而主张以书法义例解经的学者,或认为"属辞比事"是一种 探明事实以求大义的方法,或认为是一种阐明<春秋>书法的方法.在书法与史法之间采取 调和态度的学者认为,"属辞比事"首在阐明<春秋>书法,但并不专就文字上立褒贬,而是在此基础上推考事迹,明嫌疑是非.     

关于《史记》与《春秋》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继承了<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精神,司马迁是以孔子第二自居的,故<史记>是第二部<春秋>.这种现点的偏差在于:既没有考虑到春秋与西汉两个时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巨大差异.也没有顾及到司马迁与孔子千差万别的个人经历.孔子对春秋"乱世"无能为力而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通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来达到"祖速尧舜,宪章文武"之目的,其着眼点在来世;而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史记>之创作目的一为"宣汉",二为整合学术,为西汉统治者"献治安策",以适应西汉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其着眼点在当世.     

经史之辨：王闿运《春秋》三传观

王闿运是清末著名经学家,以推尊<春秋>公羊学而闻名于世.他在<春秋>是经而不是史的"经史之辩"基础之上,对<春秋>三传进行褒貶尊黜,认为<公羊>、<榖梁>相发而并存,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春秋>三传现.     

试论中古早期西欧的"王权神授"

中古早期西欧"王权神授"的神权政治理念起源于基督教的<圣经>之中,在基督教的神权政治文化传统中,蕴涵着浓厚的"王权神授"的政治理念,"王权神授"的理论是通过教会为国王施涂油加冕礼而具体地表现出来的,它赋予了世俗权力从未有过的神圣,但也给它加上了从未有过的束缚.涂油加冕典礼为以后罗马教会的教权高于俗权的主张提供了口实,同时也为教权与俗权之争埋下了隐患.     

《吴越春秋》标志被动句研究

被动句是上古时期才出现的一种句式,<吴越春秋>作为成书于东汉的一部著作,其中的被动句全面地反映出了上古时期被动句的各种情况:"于(於)"字式;"见"字式;"为"字式;"为……"式;"为……所"式;"为所"式;"被"字式;"受(于/於)"式等.对<吴越春秋>的标志被动句进行穷尽性的调查分析,对于研究古代汉语被动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五始"的时间政治建构与道义价值诠释——以公羊学"元年春,王正月"为中心

公羊家提倡改制,"元年春,王正月"寓意新王即位当更元建始,以示禀受天命、王权合法、一统于君.重新纪年,赋予其"天地之始""岁之始""人道之始""政教之始""一国之始"之义,倾注以王道正义的价值理念,传递"天下更始""成与维新"信息.从"天端""王政"到"诸侯即位""境内之治",隐藏的是王道逻辑.《春秋》"王鲁""据鲁"...     

《春秋穀梁传》的作者为穀梁子

真正意义上的<春秋穀梁传>当始于穀梁子,穀梁子从传说的子夏所传之笼统的<春秋>阐释之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了<春秋穀梁传>.穀梁子对于<春秋穀梁传>的开创之功是不可抹杀的,可以说穀梁子是<春秋穀梁传>的第一作者,<春秋穀梁传>最初的古文文本的写作年代当在战国中期.     

《春秋》书名语源考

<春秋>书名语源,有从春夏秋冬中节取春秋二字的"错举说",有保持传统仍称一年为春秋的"传统说".考三代历法,夏有冬夏而无春秋,商有春秋而无冬夏,周因夏商而置四时.三族之中,商人是最早使用成熟文字,最有文化,最早有典册的民族,周初鲁国史官当由商人担任,故其著史书,当因商人历法传统而名<春秋>,后孔子、墨子、左丘明等东鲁儒生,均因商人历法传统和鲁<春秋>历史传统,袭用旧名."春秋"成为史书通名,虽与孔子<春秋>、左氏<春秋>有关,更与鲁<春秋>、商人历法传统和历史传统乃至整个殷商民族的先进文化密切相关.     

董仲舒经学对历史的理解——以天人、古今关系为视角

天人关系和古今关系是中国传统学术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前者涉及历史的动因问题,后者则关涉历史之变化。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认为,孔子通过作《春秋》以寄寓其对天人、古今关系的深刻认识。那么,服膺于《春秋》的董仲舒,是否也通过其经学来表达自己关于天人、古今关系的理解呢？通过对董仲舒的＂道＂和＂统＂学说的系统梳理,我们可以得出肯定的答案。董仲舒认为,在历史进程中既有保持相对稳定的＂常＂,也有时时变动的＂变＂,＂常＂与＂变＂之间又存在紧密的关联,而无论＂变＂与＂常＂,又都可以从天人关系上寻得依据。董仲舒经学的上述认识,无疑表现出对历史的丰富理解。     

“《春秋》五例”与“隐义以藏用”：“《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话语的会通

＂《春秋》五例＂和＂隐义以藏用＂在＂道—圣—文＂的话语模式中逐渐成为中国文人公认并效法的权威学术话语。首先,与《春秋》笔法贵曲相似,古代文论家们认为文学创作应采用一种曲折迂回的言说方式,即不能直说,而必须绕着弯儿说。其次,与《春秋》笔法用晦涩相似,古文论家也崇尚含蓄蕴藉。第三,与《春秋》笔法之贵曲用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褒贬劝惩相似,有些文论家强调曲折迂回,崇尚含蓄蕴藉也是为了更好地＂美刺箴诲＂。而中国文学作品中影射技法的产生和兴盛,则既受《春秋》笔法尚＂隐＂观念的影响,也是封建专制强权政治压迫文学的结果。     

论春秋《公羊传》对儒家民族伦理思想的阐释

《春秋》在汉代公羊家的视阈中是一部蕴涵微言大义的经学宝典。公羊家通过《春秋》之辞、笔削和书法阐释的《春秋》之义具有表层与深层两层含义。其中蕴含的体现于春秋《公羊传》中的儒家民族伦理思想集中于夷、夏可以互变、两者同样可以进化的夷夏观,它反映了古代中华各民族之间不断交流、融合和统一的发展趋势．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成为儒家民族伦理学的精华。春秋《公羊传》的民族伦理思想来源于孔子,发端于《春秋》,由于其本质是一个民族文化认同、道德自觉问题,因而在实践中对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莺要的影响和作用。     

试论春秋公羊学派对历史文本的认识

春秋公羊学派在诠释历史文本《春秋》的基础上构建起了一个思辨的历史哲学体系。对于经典文本《春秋》,他们一方面十分重视,认为《春秋》是圣人所作,“《春秋》慎辞”;另一方面,出于构建理论体系的需要,他们又努力摆脱历史文本的限制,提出“实与而文不与”、“见其指者,不任其辞”、“《春秋》无达辞”等诠释命题,试图超越历史文本,建构历史哲学。     

再看《春秋》笔法——以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对国君死亡事件的记录为视角

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在记载国君死亡事件时采取了不同的记述方式。《系年》在记述一国之君杀另外一国之君时均用＂杀＂字而非＂弑＂字,基本句式为＂某杀某＂,这与《春秋》经传的记载类似。但《系年》在记载国君被该国臣子所杀的时候,几乎都用＂杀＂字,这与《春秋》采用＂弑＂字表明褒贬明显不同。《系年》对孺子王被灵王所杀,灵王被公子比所杀均未非常明确地采取＂某杀某＂的记述方式,这可能源于《系年》的记述者为楚国人,所以对本国国君的遇害采取了＂内讳＂的方式。对＂弑君＂事件的不同处理,可从另一侧面佐证孔子对《春秋》确实进行了修订及＂《春秋》笔法＂的存在。     

“《诗》亡然后《春秋》作”申说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一表述包含了两个前后相联的意思:其一重点在于"《诗》亡",即何以"《诗》亡"是"《春秋》作"的前奏;其二重点是"《春秋》作",即何以《春秋》继"《诗》亡"而起。这两个问题与早期史鉴思想及儒家教化思想密切相关,并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崔子方的《春秋》学

崔子方是北宋苏氏蜀学派的重要人物,以《春秋》学显名。他在认可《春秋》最大程度保留“鲁史”成分的基础上,极大强调了经文所含王道大义。为此,他发明了独特的经义表述和经文解读方法,并在解释中表露出独具特色的思想认识。     

《三国演义》的“春秋特征”及其成因

《三国演义》一书深受《春秋》的影响,具有比较明显的"春秋特征"。《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观念是"春秋大义"的体现;小说中一字而寓褒贬的"春秋笔法",对历史材料的"笔削"以及"简而有法"的叙事方式都明显地受到《春秋》的影响。罗贯中作《三国演义》与孔子作《春秋》有着相似的创造动机;《春秋》本身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另外,我国古代文学有文史不分的传统。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三国演义》"春秋特征"的形成。     

胡安国《春秋传》的礼学观

<春秋>与礼关系密切,礼的本末、常变关系,历来是<春秋>学讨论的热点.礼有本末之分、文实之别,礼有常亦有变.胡安国的<春秋传>提出了"正身治人礼之本、威仪文辞礼之末"的思想,强调"礼以敬为本"观点.胡安国认为,礼之"本"与"实"是不可更改的"礼之常";而礼之"末"与"文"则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的"礼之变".在"礼之常"与"礼之变"之间,有一个基本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那就是"变而不失礼之正,则犹可矣"、"变而不越乎道之中".     

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

明代春秋学对明代文学变迁的影响甚大，以春秋学为代表的明代经学受理学影响，呈现衰落之势。为救经学之失，因史证经成为普遍认可的解经方式。明代学术重心随之发生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换，由此引发史学的兴起。而在阳明心学影响下，以史证心的史学观念兼之以文辞论的流行引发了由史学向文学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