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产权、预算软约束和中国上市公司杠杆治理

《:杠杆治理、预算软约束和中国上市公司绩效》一文指出,债务融资非但没有提升我国的公司治理水平,反而扩大了经理的代理成本(田利辉,2004)。本文进一步探讨债务融资和经理代理成本协同关系的产生原因。通过实证分组分析我国上市公司,本文发现,随着银行贷款规模的增大,在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中,经理层的公款消费和自由现金流增大,企业效率和公司价值下降;在民营资本主导的上市公司中,上述关系并不显著。本文论证,借款企业和贷款银行共同的国家所有产权是银行贷款和企业经理腐败协同关系存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杠杆治理扭曲的制度原因是预算软约束。     

上市公司家族控制与股利决策研究

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存在两类代理问题,即经理层与股东的代理问题和控制性家族与小股东的代理问题。我们对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股利决策的研究发现,我国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股利决策并不是为了解决经理滥用自由现金流的风险,而是和控制性家族自身利益最大化有关。当其拥有现金流量权越高时,公司越倾向于分发较高比例的股利,非理性分红的欲望也越强;同时,其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分离程度越高时,公司越倾向于不分配或分配较低比例的股利,非理性分红的欲望越弱。实证研究还发现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利用股利决策对净资产收益率进行调控以达到监管层关于再融资的要求。     

上市公司债务融资代理成本动态研究

本文基于西方的杠杆治理理论,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代理成本进行分阶段和分类型的系统研究.结果表明99年前,总体上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随杠杆比率增加而增加,且显著正相关.99年后,随着预算约束日趋强化,代理成本增加幅度有递减趋势.通过结构分析进一步得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变化规律主要是因国有控股公司代理费用不断变化所致,而社会控股公司的代理成本稳中趋降,且弹性较小,国家宏观调控与监管效应习益发挥作用,但西方的杠杆治理在中国仍失效.近年来的国有控股公司代理成本增幅出现小幅上升,可能源于监管效应下滑和股权分置改革所增加的制度转换成本.     

创业投资的治理作用：基于代理成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选取2004年至2012年中国沪、深两市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1 216家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工具变量等多种统计分析方法,从代理成本视角探讨创业投资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作用。从总体上检验创业投资参与对中国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进一步检验创业投资的参与程度和背景特征是否影响其治理作用的发挥。研究结果表明,有创业投资机构参与的上市公司,其代理成本显著低于无创业投资机构参与的上市公司;创业投资的参与程度越深,即创业投资机构家数越多、持股比例越高、投资期限越长,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就越低;与本土背景的创业投资机构相比,外资背景的创业投资机构更能降低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研究结论对上市公司、创业投资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大股东掏空视角下的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

基于代理成本的视角,分析大股东掏空对经理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及内在机理,并以2008年至2011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OLS模型实证检验大股东掏空、经理薪酬与盈余管理间的内在联系,并考察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大股东掏空对经理薪酬与盈余管理影响的系统性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中国上市公司已基本建立有弹性的业绩型薪酬体系,但是大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掏空行为也会降低经理薪酬激励的有效性,并引发经理与大股东合谋进行盈余管理的新的代理问题;产权性质对大股东掏空、经理薪酬和盈余管理间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中掏空行为对经理薪酬业绩敏感性以及经理薪酬与盈余管理间敏感性的影响表现得更加突出。     

信息透明度与经理薪酬契约有效性: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3-2006年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信息透明度对经理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试图从经理薪酬契约角度重新诠释信息透明度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信息透明度能够显著提高经理薪酬契约的有效性.具体而言,信息透明度越高的公司,经理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经理薪酬与盈利业绩和亏损业绩之间的非对称性越小.研究还发现,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对经理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更加显著.本研究论证了信息透明度在减少股东与经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降低公司代理成本中的重要作用.     

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来自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资本结构如何影响代理成本是资本结构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以2000-2005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实证分析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负相关,而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正相关;第二至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呈负相关,对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效果要好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者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正相关;社会公众股比例与上市公司代理成本不存在相关性;债务总体水平与代理成本正相关,但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的程度要大于民营上市公司;银行借款比例对代理成本的影响要好于商业信用比例.这两种债务比例对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效果影响要好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流动负债比例和长期借款比例与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正相关.总之.民营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要低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的政策意义在于:完善资本结构有助于我国上市公司改善治理结构、降低代理成本;我国政府要进一步推进民营化改革,以不断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质量.     

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分析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我们将持股比例达到或超过30％的股东定义为控股股东。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有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无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控股股东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者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控股股东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者的公司。而且，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还发现，不同类型的控股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其市场价值也显著不同。特别地，政府作为上市公司最终控股股东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家族、外资和集体企业作为最终控股股东的公司。本文将有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相对于无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的市场价值折扣率定义为控股股东的代理成本。平均而言，这种代理成本高达13％-24％。以上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确实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当政府作为上市公司的最终控股股东时，这种代理问题更加严重。     

ERP系统的实施与代理成本——基于中国ERP导入期的证据

截止到2006年,我国企业基本完成了从认识ERP到导入ERP的过程.通过ERP系统的实施,越来越多的与企业运营相关的信息,如财务信息、物流信息等都通过ERP进行处理和优化,这样不但可以减少管理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代理成本,也可以降低股东计量、控制管理层行为的监督成本,进而进一步优化代理成本.基于此,本文研究了导入期ERP系统的实施对于我国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实施了ERP系统的公司,其代理成本显著降低;但是,实施了ERP系统的国有控股公司,其代理成本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实际控制人直接持股可以提升公司价值吗?——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投资者保护的加强,越来越多的实际控制人选择直接持股上市公司,本文试图分析这种新生的持股方式能否降低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从而提升公司价值。我们通过对2004~2012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发现自然人直接持股公司比金字塔结构公司具有更高的会计业绩(ROA和ROE)与市场业绩(Tobin’s Q),并证实了直接持股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提升企业价值的3种路径,即直接持股公司发生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概率更低,实际控制人更愿意长期经营;大股东占款比例与关联担保发生概率更低,大股东侵占减少;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能够激励其更加关注公司业绩及市场价值。本文从股权安排的视角发现了一种降低代理成本的机制,给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路径,拓宽了两权分离理论的研究框架。本文的结果对未来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安排与资本市场监管提供了参考和建议。     

融资约束与代理成本对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基于双边随机边界模型的实证度量

在有效地控制企业最优投资水平的前提下,本文将融资约束与代理成本同时纳入到前沿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Two-tier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框架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程度进行了实证度量,并探讨了各种财务因素对融资约束与代理成本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融资约束的存在使得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较最优水平低了37.5％,而代理成本导致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超出其最优水平的30.6％,两者的净效果使我国上市公司整体上表现为投资不足,投资不足率为6.9％.此外,流动资产净额和资本存量的增加有助于缓解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而规模较大、持有较多自由现金流的公司内部代理问题更为严重,并且不同规模和地区之间的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     

现金股利政策、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

从现金股利代理理论的视角考察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经济影响,为资本市场股利政策改革提供重要依据.基于2004年至2012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管理费用率、资产周转率和其他应收款占比度量上市公司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和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成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现金股利通过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影响上市公司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现金股利显著降低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继而提高上市公司绩效,两类股权代理成本在现金股利影响公司绩效的过程中发挥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现金股利政策从总体上表现出治理效应占优.适度的现金股利不仅有利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而且有助于公司价值的提高.     

公司融资结构怎样"摆平"治理结构

我国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上的融资途径主要是发行股票和发行企业债券。而公司治理结构的根本目的是在尽可能降低代理成本的前提下使公司管理者积极服务于所有者权益最大化。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融资结构与公司治理结构及其有效性密切相关。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现状按照资本结构理论,在税收不为零的情况下,由于债券有“税盾”(债务的利息可以计入成本,冲减税金)作用,企业通过债券融资可以增加企业的价值,这样就形成了“啄食顺序理论”。企业理性的融资顺序应为:内源融资>债券融资>股票融资。然而我国上市公司的…     

现金股利的异常派现、代理成本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现金股利的异常派现行为体现了公司内部人利益,是一种非理性派现行为.本文采用2010-2012年中国沪市和深市3414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异常派现、代理成本和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基准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异常高派现会减少公司内部人所控制的现金资源,增加公司的代理成本,降低代理效率和公司价值.正常派现会增加代理效率与公司价值,是一种理性派现行为.加入交乘项的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控制结构哑变量会影响异常高派现公司的代理成本,也会影响异常低派现公司的代理效率.股权性质哑变量不会通过派现行为对公司代理效率产生显著影响,仅有私有性质哑变量通过异常低派现,降低公司的代理效率.     

股权分置改革后控股股东代理行为实证分析

本文借助所构建的控股股东代理行为指数,对股权分置改革后的控股股东代理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通过控制上市公司董事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间接侵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比较普遍;大股东间的股权制衡对控股股东代理行为有抑制作用;增加独立董事比例、保障中小股东的投票权,减少隶属于控股股东单位的公司董事数量,建立适度规模的董事会有利于抑制控股股东代理行为。     

管理层股权激励

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实践中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涌现。为了提高股权激励的有效性,以委托代理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进行分析,上市公司在实践中股权激励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资本市场建设还不完善、股票期权制度不合理、缺乏有效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考核指标落后等,建议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完善现行的股票期权制度、建设上市公司经理人才市场、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等几个方面完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机制。     

终极所有权结构和债务期限结构选择

终极所有权结构如何影响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是公司治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以2003年～2005年只发行A股的824家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随机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终极所有权结构与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权越大,掠夺的成本也越大,上市公司会使用更多的长期债务;两权偏离度越大,债务融资的代理成本会越大,上市公司会使用更多的短期债务;家族式控制股东弱化了两权偏离带来的掠夺效应,政府式控制股东加剧了两权偏离带来的掠夺效应.     

外戚“干政”?姻亲涉入与家族企业代理成本

由血缘与姻缘关系所缔结的家族企业一直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但长期以来姻亲与血亲成员被完全等同，假定他们在目标、决策行为等方面具有同质性.本研究以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姻亲家族成员作为分析对象，基于社会嵌入理论提出了姻亲代理人假说.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姻亲方成员涉入企业将显著提高家族企业的代理成本，姻亲代理人假说得到验证；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中立的父辈对家族冲突起到显著的缓解作用，有助于弱化姻亲成员涉入企业所产生的代理成本.另外，实际控制人的配偶涉入和血亲涉入会产生不同于姻亲涉入的代理成本，不同亲缘关系远近的血亲与姻亲参与治理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代理成本；女性家庭地位与公司非家族大股东的制衡将对姻亲涉入所带来的代理成本起到不同的作用.本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家族企业代理问题的研究成果，对家族企业建立完善的治理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浅议优化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在我国，由于大中型上市公司一般是由国企改制上市，这些公司主要为国家控股，因此一股独大，内部人即国企上市公司经理或董事控制现象严重。由于内部人比外部人拥有信息优势，加之内部人一般为经理人员，有很高的经营技巧，因此内部人掌握控制权有助于上市公司迅速发展，但是由于经理人员和股东即国家的目标效用不同，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行为有可能偏离股东的要求，     

国企分红、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

代理理论是否能够解释我国国有企业收益分配政策,是国有企业收益分配和公司治理领域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以代理理论为基础,运用2003~200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政策与高管人员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相对非国有最终控制的公司而言,国有最终控制公司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程度与公司业绩负相关,而支付现金股利可以显著降低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程度。这表明国企分红在抑制在职消费的同时,减少了代理成本。这为我们从优化公司治理、约束管理层代理动机角度思考国有企业收益分配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