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韬经济思想的时代特征

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王韬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一方面,他传承了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把开放改革的呼唤传遍中国知识界;另一方面,他站在更高的基点上,以更广阔的视角,触及到许多林、魏等不曾触及到的课题,开拓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崭新天地。王韬在经济思想领域里的心历路程,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从传统到近代的转折路程。因此,考察王韬的经济思想有助于剖视和把握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一、“商为国本说”     

报章政论体的开拓者王韬

王韬(1828—1897),初名利宾,字兰卿,号仲弢,别号弢园老人。江苏长洲(今吴县)人。王韬是中国近代史最早提出“变法自强”的少数有识者之一。比康有为、梁启超要早上十年,是近代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同时,王韬也是一位文学家,写了不少文言短篇小说和散文。在散文领域,他最值得称道的成就是,开拓了报章政论体。他于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张政论报。王韬自任《循环日报》总司事,主持报务,并且发表了为数众多的“社说”(即“社论”)。其中,《变法》(上、中、下)、     

王韬变法自强思想述评

王韬特殊的经历,使他有幸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学贯中西的学者、著名政论家和早期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面对西力、西学东渐这千年未有的时代变局,王韬呼吁变法自强,试图通过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发展民族工商业,兴学育才,改良政治,从而达到“借法以自强”的目的。王韬的变法自强思想,迄今仍具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治中以驭外”──王韬政良思想的主旨

王韬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过去人们在论及其思想时，往往专注于他的“变法自强”主张，而对他强调的“治中以驭外”未予充分重视。须知“治中以驭外”正是王韬改良思想的主旨，是他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今试加论述，以就教于方家。王韬出生于一个破败的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家庭，1849年22岁时，迫于生计到上海，在英国人办的墨海书馆从事编译西方书籍等工作。此时的上海，已在1842年《南京条约》中规定辟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又因1845年的《上海租地章程》而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强占的第一个租界，是殖民者飞扬跋扈的所在…     

王韬的重商主义思想及其近代影响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恪守“重农抑商”的准则。早期接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的王韬在1862年之前也持此观点。但由于他的旅英、旅日的特殊经历,促使他的思想发生变化,产生了重商主义思想。他的重商思想是对英国重商主义的继承,王韬还根据当时的国情提出了“重商”的对策。他的重商思想对近代中国人传统商业观念的改变及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评辜鸿铭的易学思想——兼论中国文化的核心

提起辜鸿铭,学者皆谓其是个古怪人物,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守旧派。其实,在近代他还是颇有远见的,他的一些言论探讨的正是儒学现代化的问题。他的最大贡献是向西方“输出”东方文化,西方人早就把他与印度的泰戈尔并称为近代东方文化的两位代表,而且“泰戈尔只是一位诗人,而辜鸿铭除了是哲学家、文学家外,还是一位政论家”。庚子年前后,他在参与中外交涉中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情感,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以西学折服     

龚自珍论:亦“开风气”亦“为师”

龚自珍是中国近代文化史初始时期亦“开风气”亦“为师”的先驱人物。虽然我们在他的诗文中 ,找不到直接论及“现代化”的语句 ,但可以明显感觉到 ,他思维的脉搏与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之际社会肌体的新陈代谢息息相关。具体而论 ,首先 ,他开启了对内“变通”、“更法”的风气之先 ;其次 ,他开启了对外“筹边”、御侮的风气之先 ;最后 ,尤具学术与政治双重意义的是 ,他开启了知识分子依本传统文化研讨现实问题 ,“喜以经术作政论”的风气之先     

从追求功名到职业立身——王韬教育经历与教育思想简论

王韬是中国近代早期启蒙思想家群体中极具个性的人物。他独特的教育经历和中西互译的著述实践 ,使他的教育改革思想优于同期的其他教育改革者。在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的起始期 ,他对西方文化与教育的介绍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知识背景。尤其是他独立思考的思维方式 ,虽有激进 ,但不走极端 ;虽有保守 ,但不顽固 ,为后人正确对待“古今”、“中西”教育问题留下了创造性的思想方法。他的教育经历和主张 ,为中国传统文人从求学、治学的功名模式向求学、治学的职业模式转变 ,树立了一个新的“学贯中西”的文人典范     

王韬及其对法国大革命的述评

今年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本文仅就王韬最早系统向中国人民介绍这一伟大革命的有关同题,略抒己见,以兹纪念。一、亲履法国大革命故乡的王韬其人王韬是19世纪中叶极少数到过西欧的中国人之一。他生于1828年(清道光八年),虽然祖居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最先发展的东南沿海的江苏长洲(今吴县),但是从小却受的是传统文化教育。18岁时,以第一名考中秀才。以后多次应考,屡试不第。因为家道没落,“以衣食计”,于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赴上海,进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所办“墨海书馆”,帮助英人整理《瀛海笔记》、《英国志》等著作,并翻译《数学启蒙》、《遐迩贯珍》等。这在当时的中国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也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而上海因“名流硕彦接踵来游”①,王韬又有机会与其交往,使他更萌生了近代的革新意识。象所有中国近代先进人物走过的历程一样,王韬面对的是内     

王韬哲学思想新论

王韬是晚清改良主义思想家的巨擘,中国传统观念向现代思想转变的津粱,反思现代性的前驱。作为其改良思想和中西文化思想之理论基础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道一观”、“尚智论”和“一我论”,由之反映出王韬的思想并未根本超逸中国传统的范围,但较其前辈更进一步打开了自两宋以降闭合的传统思想格局,接纳了更多的近代西方思想,由此启导了他的后辈。     

论孙中山的精神和理想

论孙中山的精神和理想崔建伟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之一，他所开创的完整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他的学说，他的理想，他的精神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旗帜。在长达４０年的...     

伏羲图腾的文化史意义

在中国原始文化史上，“伏羲”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符号。他不仅仅是一位上古帝王，也不仅仅是一个神话人物。他的传说不仅在一个地区流传，也不仅在一个时代流传。如果将古籍记载、民族学材料、考古学材料综合起来，可以发现，“伏羲”在时间跨度上纵贯了采集狩猎经济到...     

蒲殿俊与新文化运动

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和四川保路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蒲殿俊已受到史学界重视。但是,对其在辛亥革命以后的活动,特别是他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贡献,由于史书记载语焉不详,文史学界亦缺乏必要的研究,故而形成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个空白点。本文试图着笔于此,错谬之处,敬请学者方家指正。     

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

十九世纪中叶,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工作时期,通过英美新教传教士了解到日本社会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开始逐步改变中国文人对日本传统的“社会集体想象”,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关注日本明治维新的人士之一。60年代初到香港以后,他通过与日本人密切接触,对日本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明治维新之后正在崛起的日本开始跃跃欲试向外扩张,而昔日高高在上的大清帝国却一步步衰弱下来;二者地位近乎戏剧性的变化,使得王韬笔下的日本形象充满了矛盾。王韬对日本认识的演变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颇具代表性,反映了晚清这个新旧交替的特定时代中国文人日本观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时代条件与王韬的史学

王韬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史学界对此早有定评。以往,史学界对王韬史学的解部侧重于有代表性的史著、历史观和史学思想,忽视了从文化视角透视王韬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本文结合王韬所处的“三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时代,着重论述“由睁眼看世界到走向世界”思潮决定了其史著的世界史意识;同时,本文阐述了王韬的多元历史观,以说明时代条件的影响。     

“四川近代人物”开栏语

自西汉文翁兴学始，巴蜀大地人才辈出，固有“人文之盛，天下莫与京焉”之说。后“唐皇幸蜀”，更有“天下才人皆入蜀”之兴盛。然近代以降，外侮不断，民生多艰，泱泱帝国残败，对川人政治、文化心理形成巨大冲击，其忧虑愤然尤以文人志士为最。在近现代维新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护国护法、抗击外侮和国共之争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巴蜀之士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有的抱儒治世冲出夔门而成蛟龙，有的守道言佛潜心治学敢为大师，他们济苍生于政治权力中心，或治问学游弋于政治主流之外，默默地为保存华夏文化根脉做出自己的贡献。巴蜀大地，历来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晴雨表，又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之说。四川近代知名人物的活动广泛涉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和教育等领域。发掘和研究四川近代人物，管中窥豹，可透过他们的人格风貌、命运遭际，探索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许多在近代文化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或成为批判贬低的对象，或被屏蔽于主流传媒而鲜为人知。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这些在近现代史上叱诧风云的人物，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以至有“重写现代史”的主张(谢泳)。为此，本刊特开辟“四川近代...     

康有为早期大同思想的形成及其与第一次上书的关系

康有为是清末民初对中国思想界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他既是继承中国“圣经贤传”传统旧学的“殿军”式的人物,又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开山鼻祖。因此,对于他的早期思想的探究不仅对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学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深入了解近代中国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经验教训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容闳与近代“西学东渐”

容闳是中国近代“西学东渐”，即将西方近代文明输入中国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早年留学美国，没有同时代中国人身上过重的传统包袱，所以能毫无顾忌地向中国引进西方文明。他提议并帮助洋务派建成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新式军事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建议并竭力促成了中国派出近代第一批公费留美学生，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生和发展。     

中国文化史的过去和现在

(一)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史学的人,谁都知道中国文化史并不是近年才出现的一门新学科。尽管“文化”一词至迟在西汉晚期已经习用,但如今常说的“文化”,却是随近代“西学”输入的一个舶来概念。关于它的涵意,八十多年来歧义时出,难以确定文化史的界域。然而,有一点却是众人所见略同,即文化是一个整体,一个烙上人类实践活动的特殊印记的整体。因此,所谓文化史,便是综合考察这个整体的发展过程的历史。     

反思与融汇：王韬与格致书院改革

王韬是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既通晓儒学,又深悉西学。晚年的他在格致书院进行了教育改革实践,他不断地反思当时中国教育的弊端,吸取了西方先进的教育主张,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就:重构知识体系,扩充格致学科;调整教学策略,整合先进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创立新型学业考核制度——考课制。王韬的这些教育改革主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