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伤的行旅--论侨寓者返乡

"返乡"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叙事母题,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早就得到了十分成熟而完整的表现.在中国古代,"独在异乡为异客"生存体验,或许主要源于封建士子漫长的游仕经历和出仕异乡的羁旅行役.知识者的"侨寓"身份由此确立.20世纪30年代,在关于乡土小说的论述中,鲁迅"侨寓者"概念的提出,是对乡土小说中离乡者身份认同焦虑的理性把握.在以<故乡>为代表的一批乡土小说中,乡村失语是返乡者最为沉痛的乡村发现.而在新时期以来带有现代主义特点的乡村叙事中,有些作家如莫言对传统的乡村叙事模式也存在一种有意消解倾向,表现出一种"反乌托邦"叙事.     

“种的退化”与莫言早期小说的生命意识

“种的退化”是莫言早期小说创作中一个原创性的叙事情结,这一情结不仅构成了莫言早期小说创作的生命意识,而且也在整体上奠定了莫言小说创作的生命基调。以“种的退化”为基点,莫言早期小说对民间社会中原始生命力的萎缩和异化表现出某种忧患意识。莫言早期小说中的审父意识和儿童本位观念是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五四”启蒙传统的回归与重构——“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认同困境及其叙事表征（之三）

“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叙事,既回归了“五四”新文学的“人学”话语和国民性改造主题,又延续了传统革命叙事中的“阶级”“人民”话语并在“新时期’’路线话语中得以历史化展开。较之“五四…‘新时期”初期的启蒙叙事显示出一种特定历史意识和文化逻辑统摄下的选择倾向和问题意识。     

论儒家启蒙精神——以宋明理学为视角

近现代中国学界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启蒙话语叙事,这种叙事内含冲突与分歧。现代西方思想家托多罗夫关于启蒙运动的反思已经指明了启蒙精神的普遍性,与康德的“普遍启蒙”观念相呼应。接续这一启蒙精神的论述,以理学为媒介,可以揭明儒学内涵的启蒙精神。程朱理学对师道和启蒙精神的阐发,阳明心学提出的“蒙体”观念,展现了儒家启蒙精神的内在丰富性。尤其是“蒙体”观念揭示出了“启蒙”还应当包括对文明本身的反思和批判,这是西方启蒙观念比较欠缺的维度。由此可见,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本就富有启蒙这一“精神气质”,儒学也是我们可以用来观察和反思现代世界的一种“态度”。     

地方籍·地域性·文化叙事与经典

“地方籍”作家不一定都是“地域性”特别强烈的作家,而且,并不是任何乡土性、民族性强烈者,都能成为中国有代表性的作家,还要看是否具备与世界相通的文学精神。中国现代极富地域性的作家中,出自沿海一带较发达农业地区的少,而从偏僻的乡土所谓“边地”走来的却相当多。这造成一种“五四传统”,即在批判封建性的落后、愚昧当中更接近中国的本相。包括由乡土加深了解中国都市的特色;由地方文化的不平衡性,更好领会现代中国的复杂性;由边地民间文化资源的丰富性,体察到中国文学在向世界开放的同时,总是具有一种不断“寻根”的倾向。我们不妨将地域性作家的“寻根”看作是一种文化态度。但凡具备“大文化叙事”品格的作品,就可能成为“经典”。这种经典文学从“地域”出发,最终是应超越“地域”的。     

论20世纪乡土文学的创作心态与叙事方式

20世纪20年代乡土作家放逐与回归的心态,呈现出思乡与归乡的叙事方式;30年代左翼作家的革命与京派作家的超脱心态,形成了激愤与宁静的叙事方式;50年代翻身当家作主的心态,形成了乡土文学创作的翻身叙事与颂歌叙事两种模式;80年代回忆与反思的心态,形成了乡土抒情、乡土反思两种叙事倾向;90年代强调生命体验与融入野地,呈现出家族叙事与归乡叙事两种模式.20世纪乡土文学具有由个人化叙事向民族化叙事的发展趋势、呈现出乡土写实与乡土抒情的两种叙事方式、创作的手法呈现出不断开放与丰富的趋向.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创作在不断发展兴盛中,仍然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莫言小说的现代质

莫言小说有“讲史”冲动,但绝少对现代性的简单认同.在莫言的历史叙事中,截然对立的新旧模式失效了,习以为常的历史主体不再是自明的显赫存在,小人物甚至“历史反角”的出场搅动起历史长河的大小波澜,讲史者角色的替换实际上使历史变得歧义丛生而又意味深长.莫言小说可以说是“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莫言整个的小说叙事也正是凭借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抵达了历史的敏感细微之处,同时也获得了尽情言说的叙事快感.莫言小说所焕发出来的民间神韵与狂欢气息更新了中国小说的文体气质.莫言的叙事解放与文学想象表达了审美救赎的可能性.     

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民族国家的想象与中华民族的认同——论五四文学与杭战文学中的乡土叙事

在近代中国由"乡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文学特别是乡土文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干历史语境和时代精神的变化,从五四到抗日战争,乡土文学的叙事主题经历了一个由"启蒙"到"救亡"的变化.五四时期的乡土叙事,不仅是对农民自身的启蒙,也是对在"乡土中国"之上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召唤.而抗战文学正是通过对"救亡"的叙述,最终完成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形象的重构和确认.     

重审中国近现代启蒙话语

中国近现代启蒙主要是知识和思想的普及.自洋务运动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经过启蒙,中国在输入和接受西方现代知识并融合中国传统知识精华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现代知识谱系,从而整体性地置换了传统的四部之学.在启蒙作为知识谱系建构的意义上,中国近现代启蒙具有强烈的知识性,在知识性的意义上具有理性.启蒙从根本上是一种话语,作为话语,它是思想形态,但这并不是说启蒙与社会实践无关,恰恰相反,启蒙话语与一般哲学思想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是玄思性的,不是抽象问题的抽象思考,而是指向实践,始终与社会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既来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从而具有实践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