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哲学研究中的几个核心问题

几十年来,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气候哲学也逐渐成为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目前,气候哲学研究主要围绕气候模型、气候变化中的不确定性、气候科学的共识与异议,以及气候政治与伦理等几个方面展开。气候模型是气候科学中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工具,关于气候模型的哲学分析集中于气候模型的本质、检验,气候模拟中参数化、调整的科学意义,气候模型与经验的关系等问题。不确定性是气候科学研究和气候争论中的核心要素,相关的讨论主要涉及不确定性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来源,不确定性的管理与决策等方面。气候科学共识的形成及其意义,如何看待气候科学异议和怀疑,是当前气候哲学讨论的另一重要话题,气候科学家和哲学家们进行了广泛调查和深入讨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各国政府和社会在政治上有一套广泛认可的哲学框架,英国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和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了各自的气候政治学,产生了广泛影响,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应对。     

浅析我国碳税制度的构建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目前,世界各国纷纷出台相关制度,其中碳税的征收被国际社会公认是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有效手段。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中国一直积极推动公约和议定书的实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任重道远,我国可以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具体国情进行碳税制度的构建。     

基于全球气候保护指数的气候减缓努力评估

当前全球距离实现 2°C 和 1.5°C 温控目标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而各国对于气候变化减缓所做的努力也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识别出需要进一步加强努力的国家以及各国在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努力至关重要。在综合考虑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各国气候行动的异质性以及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构建全球气候保护指数（GCPI）,以定量评估各国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程度。该指数涵盖低碳技术、低碳能源、低碳经济和气候政策四个维度,包含15个指标。通过对覆盖全球85%以上二氧化碳排放的60个国家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根据各国的得分表现,识别出卓有成效型、积极进取型、稳中有进型和潜力待放型四类国家,并进一步探究各国在不同维度的具体表现,为未来需要加强气候行动或开展合作的领域提供政策启示。研究发现:丹麦、爱尔兰、中国、英国、德国等国总体而言付出了极大努力以应对气候变化,但各国的气候保护努力各有所长,结合自身发展特点与优势领域的多边合作有利于共同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实现互利共赢。     

“碳政治”下的中国战略抉择

所谓"碳政治",又可以称之为"气候政治",就是指各国围绕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所形成的国际政治,而国际上关于温室气体排放又按照二氧化碳来计算,故称之为"碳政治"。无论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如何,"碳政治"将会成为未来20年     

气候正义下的国际碳排放权及其分配

科学界对气候变化的研究经历了从争议到达成共识的过程,IPCC报告的发布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普遍关注,促使各国对以气候协议方式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达成一致。对各国来说,作为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指标,就是一种权利,其分配的公平问题已成为气候协议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国际碳排放权的分配应遵从合国际法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和国际帕累托主义原则,通过国际社会以公约缔约方大会、联合国专门机构大会的形式通过碳减排协议,分配国际碳排放权。     

气候政治博弈对伦理共识的诉求

气候问题不只是一个技术和政治问题,还是一个伦理问题。气候政治博弈之所以迟迟没有结果,就是因为国际社会缺乏一定的伦理共识。伦理共识的达成应该优先于解决气候问题的政治技术方案的形成,因为任何技术、政治谋划的合法性都将接受伦理道义的考量,这也凸显了伦理共识在气候政治博弈中的价值性。不仅如此,国际关系的向善之道、人类共同利益的定在、普世伦理的兴起也为伦理共识的达成提供了现实依据、利益基础和理论依据。气候谈判中达成的伦理共识应该为:"平等而又差别"的正义原则、"区别而又共同"的责任原则、合作优先于冲突原则以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原则。     

国际气候政治中的负外部性权力及其影响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中各国的温室气体减排进程缓慢。文章通过“负外部性权力”的视角分析这种国家行为体削减自身负外部性意愿和行动力不足的问题。在特定条件下,负外部性形成一种权力资源。其发挥作用的原理是产生负外部性的主体可以凭借负外部性为条件与其他行为体讨价还价以增加自身的获益或使自身处于有利地位,因此负外部性具有关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属性。在气候政治中国家行为体特别是排放大国倾向于使用负外部性权力影响总体谈判进程和其他行为体以获取利益。通过案例研究,文章认为在国际气候政治里美国主要是消极使用负外部性权力,欧盟则是积极使用负外部性权力的典型,而中国也拥有越来越多的负外部性权力资源。为了更好地解决负外部性问题,应当承认负外部性权力存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并在合理限度内对其进行使用。      

世界气候的国际政治学分析

文章通过对气候政治的生成原理考察得出,气的剧烈变化尤其是温度的变化,使得由气而生成的气候成为当下国际政治的首要议题,然后通过考察气候政治的历史,系统地论述了气候跟国际政治的紧密联系。最后,通过对气候进行爱因斯坦式的哲学玄思,试图从哲学上为各国政要、国际组织、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及一切有研究兴趣的同僚提供思想上的启示和路径,并明确指出,如果人类真的要直面气候的话,要面对的必然是气候对人类全方位的影响,而不只是面对气候变暖对人类的影响。     

群体化: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选择

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问题中的热点与难点,且由于其长期性、不确定性和公共问题属性而成为典型的政治议题。全球气候问题呼唤全球气候治理,以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形成了"抱团打拼"态势,群体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这种路径选择,源自结构和进程层次。全球气候制度结构是一种松散耦合的机制复合体,对参与主体缺乏有效的规约,变革成本较高,存在多层治理和复杂决策的困境;新兴大国的主体进程,则表现为协调作用突出、基础四国松散联合主导、多群体间相互重叠,因而群体化参与全球气候政治实践平台。     

气候伦理是否可能

气候伦理是否成立?这主要涉及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气候问题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还是人类活动所导致的?如果气候变化只是或主要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为此而设计某种伦理应对就必定落空;如果气候变化一定会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气候伦理就有了存在的前提。第二,气候变化是自然科学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如果全球变暖是一个政治陷阱,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国际伦理,而不是气候伦理;如果全球变暖与二氧化碳排放完全相干,那么,气候伦理的前景无限。第三,全球变暖是不是一定会导致恶果?如果不会,则不存在气候伦理问题;如果会,气候伦理是个体性伦理还是集群性伦理?这是一个需要争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