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

胡适的所谓“史学”,主要是他的“考据学”。他的“考据学”,毒害中国史学界三十馀年,流毒至今未熄。现在一般人对於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言论,甚至文学理论,差不多已经完全丧失信仰。唯有对於他的史学,尤其是对於他的史学中的“考据学”,却认为还多少有些成绩。而对於他所提出的“考据”方法,更是多少有点留恋;这还是被他的“科学”词句所迷惑。实际上胡适的“考据”方法是     

中国传统考据学的结构、功能和误区(上)

考据,又称考证。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一种基本的操作技能或方法,考据即以理性的精神,审视、验证和鉴别历史文献之真伪和历史记载之虚实。 说到考据,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清朝时期的乾嘉学派,尤其是那些对传统考据学知之不多的人,往往把考据的专利归入清代学者的名下。这多少是一种误解。     

纠摘谬误 传信求实──吴缜《新唐书纠谬》新探

纠摘谬误传信求实──吴缜《新唐书纠谬》新探余敏辉两宋史学，著述宏富，流派纷呈，考据学异军起。诚如王国维所说：“考据之学，亦至宋而大盛。”（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宋代之金石学》）这二时期，考据蔚然成风，较有影响的史考佳著不断涌现，吴缜所著《新唐书纠谬》...     

王夫之在考据中表现的科学精神

<正>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唯物主义思想家、史学家,同时,也不失为一位考据学家。他所作的考证,以广博精审的史实为基础,作出合乎科学的论断,故精辟详明,不同臆断,堪称我国古代文化的的珍贵遗产。他对儒家经典,作过一番考据工作,著有诸经《稗疏》,校订和批评了汉、唐注疏家和宋代理学家解经释义的“正义”、“集注”、“章句”之类。他和当时著作《日知录》的顾炎武,开了乾嘉考据学派的先声。但他们讲“经世致用”之学,却无后世脱离现实搞烦琐考据的流弊。下面略举几个他在考释经史中表现科学精神的范例。一、《论语·宪问》:“羿姜射,奡荡舟。”《集注》云:“奡多力,能陆地行舟。”夫之《四书稗疏》指出,这是自古相传之讹。他说:“舟行于水者,非(人)力能运之。水本流动,舟寓于上,浮泛而无留势,故一夫之力,径尺之楫,可能万斛之舰,因其便也”。陆地涩滞,物在其上,因有堕性而静止不动。凡推移物体,必自外加     

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排拒佛释：乾嘉考据学风形成的一个新视角

排拒佛释：乾嘉考据学风形成的一个新视角路新生引言乾嘉考据学与宋明理学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观点的提出，首先肇始于钱穆。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说：“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清初诸大师“皆于宋学有深契焉。……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     

略论宋代的考据笔记

宋代是考据学发展的兴盛时代,考据学作为宋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代学术史上据有一席之地.其间宋代学者还撰写了一系列考据笔记.笔记因创作形式具有体例随意、不拘篇幅大小的特点,受到宋代知识分子的欢迎而被广泛采用,作为记录学术成果的载体.宋代考据笔记具有考证繁杂、不只专注于经史、考证中夹杂议论、考据与实证相结合、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相互之间多有学术共鸣与争鸣等特点.宋代考据笔记对中国古代考据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开启了考据笔记之先河.     

中国古代和近代史学批评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中国史学批评起于何时?自古以来未有定论。浦起龙《史通通释》序说:“自汉止立经博士,而史不置师,向歆《七略》不著类。至唐千年,人为体例,论罕适归,而史之失咙。”认为唐刘知几《史通》以前,没有史学批评。梁启超说:“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所赖以建设也。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则刘知几,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谱略》、《图雠略》;在     

论戴震《屈原赋注》的文学观点

学术界一般认为,考据学家与文学家治学异途,各有长短,无人能够兼而善之.,事实上,清代考据学大师戴震主张"义理、考核、文章"的统一.体现出对文学艺术方面的重视.其<屈原赋注>极力推崇屈原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表现了考据学者的文学评论现点.     

王夫之的考据学

王夫之具有丰富的考据学思想,并采用了一系列颇有借鉴意义的考据方法考订文献,从而取得相当大的成绩,这使他得以跻身于明清之际的考据大家之列。考据之学也是他义理之学的基础,其别开生面的义理的取得,即得益于他深厚的考据学功底。     

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之关系新论

学术界对于陈寅恪的学术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这两大学术传统的渊源关系的认识,大体而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多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或“陈氏一生治学,以朴学方法为主”的看法;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先是有人尖锐批评上述看法“尤其无根”,认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宋人的长编考异法”,近来又有“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亦可确言也”的论断,强调的重心完全转到宋代史学的影响,而乾嘉朴学的作用似乎被忽略不计了。然而陈寅恪与这两大学术传统的关系的实际情形却非如此简单明快,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陈寅恪著述中既存在着大量可称为“准长编考异法写成”的部分——持“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说者的重要依据,也同样表现出了对于考据的自始至终的重视、擅长和偏爱——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说者的主要依据。因此,我们有必要破除那种简单对立的认识框架,对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的关系作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略评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正> 梁启超(1873——1929年)在我国近代史上是一位具有多方面影响的人物,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本文仅就他在中国近代史学思想上的开创之功及其严重缺点和弱点谈些意见。清初的史学家们多治明史,其间每每寄托着他们的故国之思。后来清王朝加强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屡兴文字狱,把大多数学者赶到远离社会现实的考订古代文献的道路上去,形成所谓汉学,或曰朴学、考据学。汉学鼎盛于清代乾嘉时期,所以又称之为“乾嘉汉学”或“乾嘉考据”。此时,汉学已经衍变为太平盛世的点缀,完全丧失了明清之际一些进步学者们那种启蒙思想的光芒和经世致用的精神。到了近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打开了中国紧闭着的大门,中国史学家的注意力逐渐由远离现实的繁琐考据的道路转移到广阔     

章学诚的方志学——章学诚史学研究之五

<正> 章学诚(实斋)是清代浙东史学大师,是我国历史上后于唐代刘知几约千年的又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是可与刘知几的《史通》相比美的。他生当考据之风盛行的乾嘉时代,学问不合时好,而自己又不愿“舍己以从时尚”,因而一生当中,始终不得志,尽管直到四十一岁考取了进士,“自以迂疎,不敢入仕”。政治活动固然从未参预,就是史馆之职也未曾取得,所以平生精力,除了论史、讲学外,多用于方志的撰修和讨论上面。他把自己对史学方面的理论用于编修方志,并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加以自己实践所得,提出了一套修志理论,创立了修志体例,建立起“方志学”。     

清代山东“汉学”流变及学术成就

清代山东“汉学”的流变表现为 :清初 ,受实学思潮影响 ,考经证史 ,经史并重 ,旨在经世致用 ,此时的“汉学”可称为“经世的汉学” ;乾嘉时 ,经世的宗旨变为单纯的考据 ,学者致力于“阐许以通郑” ,小学取代史学与经学并举 ,“经世汉学”也蜕变为“考据的汉学” ;嘉道以后 ,治学重点转移到金石文字 ,金石之学遂成显学 ,是为考据汉学的余韵。尽管各期“汉学”旨趣有异 ,但在经学、史学、小学及金石学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論梁啓超的史学

自清代初年兴起的考据学,在封建統治階級的大力提倡和文字獄的压力下,至乾嘉时代已經發展到了極盛的境界。当时的許多知識分子,不僅用考据的方法研究經学,而且用同一方法研究史学。这种研究学問的方法,直到十九世紀末叶,仍然在学術界中占着極其重要的地位。梁啟超是在清代傳統的学術風气中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少年的时候,他先后跟着祖父和父親讀了不少的中國歷代史籍。十三歲的那一年,他“知有段、王訓詁之学,大好之”。于是,开始了同考据学的接触。十五歲,他离开家鄉新会縣前往廣州,入嘉慶年間前兩廣总督阮元所設立的学海堂肄業,孉曈栐b詞章之学。在这个階段中,他受到了嚴格的考据学的訓練。一八九○年,資產階級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領袖康有为开始在廣州聚徒講学。他在教学中,不僅     

如何应用与看待考据

考据一称考证,是自汉以来学者所普遍使用的一种整理文献的技能或方法,至清而成为专门之学——考据学。关于考据的兴起、发展以至成为专学等问题,我已在《清代考据学述论》(《南开》学报1983年第3期)一文中有所论述。现再就考据的基本方法及如何看待这一门学科略陈臆说。 (一)     

顾炎武与清初学风的转变

清初学界,名家并起,群星灿烂。综观当时学术趋向,大致有三端:旧有的理学以及新起与理学相对立的事功之学和考据之学。事功之学与考据学是有矛盾的,但在批判理学的活动中,两者却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思想家们为解决“当世之务”,常常要到古代经、子中寻找救弊之方,因而考据方法就成为征古通今的桥梁。顾炎武是当时这种学术路径的代表人物之一。     

论中国古代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秦“六经”亦经亦史的特点,决定了此后经史之间难以割舍的因缘关系;汉代是中国经学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史学标榜“成一家之言”之时,这一时期经学对史学思潮有重要影响,史家崇经意识非常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宋明时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化经学对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经史之学从清初提倡穷经经世和以古筹今的实学思潮,到清中期后兴起的今文经学派的援经议政和治史明道,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而乾嘉经学为考据而考据,史学也多由经学而入,受汉学藩篱所囿,只有浙东史学继承了清初经世思想。     

王国维、陈寅恪史学考据比较论

继承乾嘉学派无征不信的学风，借鉴西方科学的逻辑方法，用严密的考据进行史学研究，是王国维、陈寅恪治史的共同特点。由于治史范围和知识结构的差异，二人的史学考据又有各自的特色。王氏充分利用清代汉学家的小学成就，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手段，把地下材料和文献资料相互联系，进行严谨考据；陈氏则较注重发扬宋学精神，力求从原始史料中发掘义理内蕴。就各自的论著而言：王氏多归纳，少演绎；陈氏则在归纳之外，常用演绎。王氏多通过考据来论证“史实”；陈氏多通过考据发掘“义理”。王氏论著表现的是“精深”；陈氏则表现的是“通识”。二人史学考据的风格、方法及其所使用的材料也有所不同。     

试论鲁迅与中国文学遗产

自前年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在文艺领域内展开以来,我们在斗争的过程中,不断的发现问题,也就不断的会想到鲁迅先生。我们有的同志在胡适反动的考据学影响之下,单纯的认为考据文字总是或多或少的有它的科学价值,没有什么政治问题;而鲁迅先生早就在“算胀”(见花边文学)一文内,在肯定考据的用处的同时,就把胡适所极力推崇的乾嘉考据学派那种逃避现实、向统治阶级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