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性叙事”的话语形态分析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从前 30年中被打扮成“革命感情”、“阶级友谊”到 80年代的“性启蒙” ,再到 90年代商业经济背景下的女性身体写作与欲望写作 ,“性叙事”的生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消解神圣”与“除蔽还原”的过程。与之相应 ,也出现了五种叙事话语形态———国家神话、启蒙话语、权力话语、私语独白、复调话语     

中国共青团话语的百年嬗变:主题、特征与启示——以历次全国团代会报告文本为考察中心

中国共青团话语是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共青团、如何发挥共青团功能的话语统称,话语主题的变迁折射出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职能定位、发展方向的变迁。团代会报告作为共青团建设的重要政治文本,能有效反映不同时期中国共青团的不同话语主题。建团百年来,中国共青团话语主题历经“革命话语”“建设话语”“改革话语”到“复兴话语”的嬗变;实现了话语指向上从“革命先锋”到“时代新人”、话语内容上从“外来话语”到“本土话语”、话语形式上从“动员话语”到“引领话语”的“三个转向”。新时代中国共青团建设是百年奋斗历程的续写,应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支撑、以“听党话跟党走”作为价值前提、以勇于自我革命作为发展动因、以尊重青年主体地位作为实践指向,充分发挥自身话语优势,为新时代中国共青团建设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革命话语残骸的终结——漫谈《坚硬如水》的革命话语书写

新时期以来,对革命话语进行再处理并意图解构主流话语是文坛一个热点,但是这种历史不自觉很快消沉下去,成为一个盲点。在此种背景下出现的《坚硬如水》把矛头重新指向了所剩余的革命话语残骸,并试图绕过先前种种革命话语的处理方式,只从话语自身来解构话语。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的运用实践

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正确处理了无产阶级同农民阶级的关系,解决了工农联盟问题,实现了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列宁在正确处理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关系的同时,还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在不同时期制定了对资产阶级的不同政策,正确处理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同时,列宁还特别注意协调工人阶级执政党与其他阶级、阶层的关系,壮大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调动了广大中间阶级、阶层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从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的转变--中国政治话语的语义分析

建国50年来,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经历了从革命话语体系向建设话语体系的转变.本文分析了这两套政治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并对其特征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革命话语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交流方式,这套话语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保证社会、个人与国家权力话语的高度一致,以适应国家在经济上的高度集权管理和在思想文化上的严格控制.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话语是围绕"建设"或"现代化"而建构起来的,它包括"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四个语义场.     

当代文艺批评话语的特征与形态

作为一种指向价值和认识的实践活动,文艺批评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话语特征和话语形态。当代批评话语的特征主要呈现为批评写作的表述方式、文体结构和思想指向;文学批评的话语形态则是生动性、形象性和逻辑性并重。这种特征和形态使得当代文艺批评既具有了"感人"与"服人"的阐释力量,同时其结论也因此具有了一定的开放性。     

隐喻:阶级话语的符码修辞——对萧红《手》的符号学解读

从符号学的角度审视萧红的短篇小说《手》,指出整个文本可视为由"手"这一主符码和其派生符码"笑"、"肺病"、"手套"、"《屠场》"共同构成的复杂叙事体,这些符码所具有的身体社会学层面的隐喻意义指向并构建了文本阶级话语的深层结构,使故事由主人公个人具体、特殊的遭遇上升到"个体对于自我阶级身份无望挣扎"的抽象、普遍的寓言层面。     

隐喻:阶级话语的符码修辞——对萧红《手》[1]的符号学解读

从符号学的角度审视萧红的短篇小说《手》,指出整个文本可视为由"手"这一主符码和其派生符码"笑"、"肺病"、"手套"、"《屠场》"共同构成的复杂叙事体,这些符码所具有的身体社会学层面的隐喻意义指向并构建了文本阶级话语的深层结构,使故事由主人公个人具体、特殊的遭遇上升到"个体对于自我阶级身份无望挣扎"的抽象、普遍的寓言层面.     

丁玲革命根据地时期小说的叙事话语和接受史分析

对丁玲革命根据地时期部分小说的叙事话语和它们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接受史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她的作品在生产和接受两个层面表现出的革命政治话语与女性话语的相互纠结、交汇相融又矛盾对立的复调关系。这种在文学话语中对革命政治话语与女性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丁玲的生命悲剧。     

从歌剧到芭蕾舞剧:论《白毛女》创作的叙事演变

歌剧《白毛女》作为延安文艺的代表作,是20世纪脍炙人口的作品。《白毛女》故事原型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几种具有影响力的形态,文章以40年代贺敬之和丁毅执笔的歌剧和"文革"时期出现的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作为研究对象,追溯其从民间流传到成为40年代延安文艺的代表作,又随着时代变迁走向革命样板戏的历程。深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干扰其版本变化和叙事细节的具体原因。以两部作品内容和形态的异同为切入点,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文艺政策和作品产生的影响力,从政治权力话语干涉和民间话语两方面分析了叙事产生变化的原因。     

《暴风骤雨》:乡村革命的多维镜像

作为乡村革命的仿像,<暴风骤雨>的文本深层隐含着相互作用的多种意识形态因素,使文本在社会重构、"新人"的重塑、社会心理重组等层面呈现出复杂的话语形态.在革命话语统一叙事的和谐表象下,文本呈现出多处叙述裂隙与深层悖论,赋予<暴风骤雨>复杂的意识形态内涵与丰富的历史和美学意义.     

“工农兵话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性”重构

延安文学在对文学语言的颠覆性实验中确立了"工农兵话语",并通过对其权威地位的确立,创造出新的文学话语体系。鉴于此,"工农兵话语"既是对"五四"后其他文学话语的转换,也是文学现代性重构中话语的转向。作为文学表意实践活动的话语,"工农兵话语"在语言表达和呈现方式可以分为三点:语言的革命进化观,语言的经验实证观,语言的实用目的观。三者之间以"工农兵语言"为扭结体现出内在的逻辑关系,遂使"工农兵语言"成为具有某种先锋实验性的语言资源,进入文学现代性重构的视域。从文学现代性重构角度看,"工农兵话语"是特定历史语境下顺时应势的"革命"选择,其中有合理的一面——文学现代性重构不可或缺的历史环节和现象级存在;同时,由于它谋求的是建立整齐划一的话语言说和写作秩序,从而一定程度上漠视了文学现代性重构的艺术涵容度和审美表现力,以及发展的诸种可能性。     

阶级话语和民族话语的纠缠——《对马》在中国

<对马>是左翼提倡"国防文学"时备受称颂的一部作品,细读文本,不难发现它主要是苏联国家意识的张扬.然而,很多左翼作家、理论家有意无意忽略<对马>中的苏联殖民话语,转而强调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步民族主义观,与此同时,对<对马>的解读,折射出党团组织介入文学的尝试.因此围绕着<对马>及其所引出的"国防文学",左翼内部产生了不同意见,并和国民党文人在民族话语上展开了争夺.对<对马>在中国的接受情形分析,可以看出左翼文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在民族话语和阶级话语上的复杂纠缠.     

话语分配与身体调控——论解放区文学中的性话语

话语的生产与分配是社会对身体进行调控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性话语方面尤其如此.在解放区文学的性问题上,革命话语、启蒙话语以及民间话语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无疑,解放区的启蒙话语在革命话语的支持下,对民间话语中的贞洁观念构成了一定程度的解构.然而,这种启蒙话语却可能因为与革命的要求相冲突而被否定.正是在革命要求的"圣洁"面前,民间话语中贞洁观念通过"革命"的幌子得以还魂,性因此也被逐渐排除在革命话语之外.通过消解启蒙话语、驯化民间话语,解放区的革命话语建构了一套符合自己利益的性话语生产与分配方式,从而实现了对身体的规训与调控.     

“革命”与“反革命”:1920年代中国商会存废纷争

在革命浪潮激荡的1920年代,许多政党与阶级竞相标榜自身的革命性,而将政治对手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以此打压竞争对手并争夺政治资源与社会地位。由于受到流行一时的革命政治文化影响,即使是在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之间,甚至也出现了类似你死我活的激烈纷争。例如,新成立的商民协会与清末即已诞生的商会,虽然都是商人团体,过去通常称之为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团体,但两者之间同样也围绕着所谓"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话语,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相互争斗,使商界内部一度陷于混乱纷争的局面。特别是颇有影响力的商会被扣上了"反革命"的黑帽,直接涉及商会存亡绝续的重大历史命运,因而在当时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     

反思及其僭越——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阐释焦虑与话语突围

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其话语结构、属性与功能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症候。随着80年代的终结、现代性的断裂、消费革命的发生与全球化逻辑的形成,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范式,最终陷入阐释的焦虑与贫困。本文考察了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现代性特质及其在当下的阐释焦虑,并从新的社会文化结构与话语生产机制出发,对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作出局部的话语修正。     

后殖民视野中的话语殖民及其实现途径——1940-196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人物话语分析

后殖民理论认为,文学作品在进行革命和现代性话语的书写中,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多种叙事策略,将后者所预设的一整套意识形态话语作为高级文化,系统改造作品中人物的语言方式和思维世界,从而将传统、本土话语逐步替换,已达到革命意识形态所设定的语言世界,形成对社会的系统改造。在1940-196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饱含革命意识形态内涵的新话语逐渐渗入乡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日常生活用语中。这种小说中人物的言说方式的变化,是革命和现代性话语对乡村话语体系和思维世界的一种征服,由此建构了革命意识形态的现实注脚,其实质是一种话语殖民。本文以后殖民理论中的话语殖民为分析工具,讨论这种文学现象的实现机制及其政治文化内涵。     

主体属性与话语表达:公众人物的影响力传播与构建研究——基于《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榜的分析

作为一种隐形资本的社会影响力,主要由主体的社会属性决定。与此同时,媒介可通过话语对公众人物的社会影响力进行传播和重构。本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围绕《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榜(TIME 100)进行数据分析,以上榜公众人物及其被评价文本为研究对象,以公众人物的影响力如何传播和构建为研究问题,从内容分析的角度探究高影响力人物的主体属性,从文本分析的角度研究影响力的话语表达。研究发现:榜单具有明显的地域和性别偏向,性别差异逐渐缩小;不同类别的话语表达指向不同的资本类型;对于中国公众人物影响力的话语表达强调政治与经济的全球影响和国际地位的上升,同时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污名化;在社会影响力的话语表达风格上,呈现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的话语权力落差。     

在场与追忆——《东方杂志》建构“辛亥革命”话语的历程

中国近现代期刊史上,《东方杂志》是见证与传播"辛亥革命"政治事件的重要文本。清末,它以立宪派的舆论机关身份在场参与了具体的政治变革活动,并以"选报"的体例广泛记录与"革命"相关的历史事迹,对"革命与改良"的重大政治议题发表了自己的声音;民国以后,它以公共媒介的定位对"辛亥革命"进行持续的追忆,不断激发"革命"符号中的价值元素,从而在其存世期间较为完整地建构了自己的"革命"话语系统。《东方杂志》这种成功的传播现象,既在丰富"革命"话语的内涵与文本样式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也为中国近现代报刊媒介如何进行长时段的、有效的社会舆论动员与思想启蒙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参照。     

宋代贫困解释中的话语体系构建与权力关系

伴随私有制的产生与阶级阶层分化,贫困问题一直存在于自商周至隋唐的古代社会。至宋代,由于土地制度的变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非身份性贫困成为了必须予以正视和干预的社会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其中,关于贫困的解释即贫困致因成为当时社会中上层关注的重要议题。具体而言,宋代主流社会意识形成了三种主要的贫困解释:天命说固守传统秩序,结构说强调国家体制,材性说突出个人能力。实际上,每种贫困解释背后都有一个明显的阶层指向,成为该阶层表达利益诉求的言说工具。对此,可以认为,贫困问题在宋代社会分层的大背景下成为社会中上层构建自身话语体系和权力关系的载体,亦推动了唐宋以来新的社会传统的构造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