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法律行为命名错误

法律行为是大陆法系(尤其指德国法系)各国的民法及其理论中的一个极其抽象却又十分重要的法学概念。但由于其汉字字面意思丰富而被有意无意的歧解甚至混用,尤其在被加上“民事”二字以区别于其它法域之法律行为而成为民事法律行为时,就已经使法律行为这一民法术语变质。因此,民事法律行为的命名是错误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基本原理释论

1978年以来的全方位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大发展.伴随着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变迁与转型,中国也开始了被称为“中国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法治实践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法律体系,从而也就内在地蕴涵了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境况即中国国情直接相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基本原理.在宏观上,这一基本原理主要包括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当代最新成果为思想指导的法律概念论、法律渊源论、法律价值论、法律责任论、法律运行论和法律发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原理表达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将法律作为治国安邦的基本方式的政治智慧,是其对自身执政合法性的合乎文明发展基本规律的一种高度自觉的自我认知.     

中日商业银行法律监管框架比较研究及启示

本文介绍并分析了日本商业银行法律监管框架,并对中日两国从监管主体、运行环境、实施绩效等方面进行了比较,进而在借鉴日本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法律监管框架的政策建议.     

论在法的运行中法律概念的界定

法律中存在着大量的法律概念,这些概念构成了法律体系的基础,法律概念也是法的三个基本要素之一,在法律中,无论是法律规则,还是法律原则,都需要一些重要概念的支撑。法律概念在法的运行中具有重要价值和作用,可以统一人们对某些概念的认识,指引人们正确地理解和适用法律,只有借助法律概念,立法者才能制定立法文件,司法者才能对事物进行法律分析并作出司法判断,老百姓才能认识法律,法律研究者才能研究、评价法律。以此避免了在法律运行中不必要的争论与混淆,从而促进了法的运行的效率性与正确性。     

＂Precedent＂ in the Narrative of Chinese Legal History

中国法律史叙事中，以西方概念体系为基本框架的填充式方法，值得深入反思。中外学者关注的“判例”堪为典型。这一近代概念很可能来自日文汉字，用以适泽西文。叫顾西欧英、法两国的历史和现实，判例作为以个案方式凝聚法律群体共识、指引未来案件裁决的形式，始终具有重要作用。这一功能，与中国古代法中的相关制度有部分共通之处，可以成为构建普适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一；同时，中国的相关制度具有特定的体制背景和功能。将普适功能与特定功能相结合，“双向功能主义”可能可以避免西方中心和概念纠结，转向功能性问题的探讨和解释，以逐步构建中国法律史叙事的新框架     

把法律作为修辞——法治时代的思维特征

鉴于我国司法过程中政治修辞、道德修辞的过度使用,部分学者主张在法治社会中应该把法律作为修辞来构建法治时代所需要的法律思维方式.把法律作为修辞要求法律人在进行法律思维的时候,把法律概念当成思维的关键词,应该把法律规范当成思维的根据,运用法律逻辑和修辞的方法证成、表述法律命题.把法律作为修辞的问题意识除了要抑制过度的政治、道德修辞外,还针对法律人思维过程中的法律沉默,要彰显思维过程中的法律话语的权威;要在法律思维中把逻辑与修辞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使司法更讲法说理.在法律思维中树立把法律作为修辞的观念,对法律文化的重建,特别是对法治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     

法律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分析

法律意识形态是法律意识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法律思想.法律意识形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意识的最重要的属性在于,法律意识形态具有价值性.法律意识形态的价值性表现为法律意识形态体现人们的法律价值观或者政治倾向性,决定法律活动的发展方向.法律意识形态反映人们有关法律问题的基本立场、态度、价值观或者政治倾向性.法律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在法律领域的体现,是法律意识的核心内容.法律意识形态对法律活动具有方向指引作用,是法律意识中最具有指导意义的组成部分.统治阶级的主要法律思想就是社会的主流法律意识形态,决定着法律意识和法律活动的发展方向.     

论法律推理中的利益衡量

法律推理中的利益衡量是法官解决疑难案件的重要思维视角和思维方法,本文探讨了法律推理中利益衡量产生的司法实践条件和理论背景,分析了它的概念及运行过程,阐述了研究法律推理中的利益衡量问题所具有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法律语言的模糊性

语言是交际最重要的桥梁和工具,法律的制定和公布都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法律的目的是规定权利和义务,而法律语言是法律的主要表达形式。因而,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要求法律语言必须精确、严谨。然而,在法律语言中,模糊词语或模糊表达也规定着诸多法律条款和具体事由。大量的模糊语言存在于法律语言中,对法律语言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从语言学、语言哲学、认知学、法学的角度对法律语言模糊性及其意义进行探讨。     

法律方法的概念及其意义

对法律方法概念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它是建立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法律方法是方法论中的特殊领域,其特殊性表现在法律原则、规则与程序本身就是维护权利、保障秩序的方法,所以法律方法是" 方法"中的方法;法律方法既强调了对法律规则与程序权威性的尊重,又必须是对规则的灵活与智慧地运用.各种法律方法,我们在对其研究的时候是单独的方法,但法律人运用的时候却是综合性的,从这个角度看,法律方法的实质是法律思维方式.     

舆论与法律的博弈——从李昌奎案看中国司法独立

中国刑法规定的死刑有两种,即死刑立即执行和缓期两年执行（即死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或者死缓由法官自由裁量,两者之间并没有一个公开的、明确的标准。李昌奎的案件有自首和积极赔偿以及邻里纠纷等情节,不管是判决死刑立即执行还是死缓,法律适用都是正确的。云南省高院以法律适用错误为由再审,这个理由很让人疑惑。再审改判死刑立即执行的结果也是民意与法律博弈的结果。这个结果将司法独立这个制度性的法律论题再次摆放在了中国人的面前。     

论法律解释的限度

司法权的本质是一种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是一种服从法律的解释,这一服从主要体现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法律文本含义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法律解释中的法律意义的考量必须以法律文本含义的客观性为前提.法治要求法律解释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应该捍卫司法克制主义的法律解释立场,反对过度解释法律.     

“法制”与“法治”概念分析

“法制”与“法治”是法学和法律生活实践中两个十分重要的术语和概念。这两个概念,由于其意义有相似之处,在汉语中又属异字同音,因此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往往感到难予区分,以至于经常混用。鉴此,认真分析     

道德价值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道德价值问题,近年来在学术界和伦理学界引起了重视,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道德价值问题更加突出出来。什么是道德价值?道德价值具有哪些特征?道德价值这一重要概念要不要引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道德价值科学体系的框架是什么?本文想就这几个问题。试述管见,以期指正。     

国内法律方法论研究的兴起及其原因

近几年来,在我国法学研究中关于法律方法论的讨论业已成为一种时髦,法律方法论在我国的研究经历了从法律解释学的衍生,中国学者对法律方法论研究的开始关注、重视和法律方法论研究的基本框架的建构以及初步发展的过程.法律方法自身的科学性使得法律方法的研究能够兴起并持续发展具有了可能性,中国学者对国外相关研究的译介与传播为其在国内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法律方法重要的法治意义更加凸显法律方法论研究的必要性。本文力求从宏观上对这一研究状况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并对背后的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     

共同的基础和阶级上的对立——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法律中“人民”一词的使用

本文通过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主要法律文本中的＂人民＂一词及相关词语使用的统计,描述其在双方法律中使用的特点,然后通过分析双方对＂人民＂一词使用的共同基础和阶级对立,指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革命的共同历史背景和国共两党各自代表的阶级利益的完全不同。     

法律文化层次论--兼论中国近代法律文化演进的若干特质

法律文化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法律文化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层次--法律组织机构、法律设施,心物层次--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心理层次--法律价值观、法律意识、法律思维.中国近代法律文化经历了表层变化、表层深化、深层结构的变化三个演变历程,它是在西方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交融过程中整合而成的.法律文化的演进始终与政治密切结合在一起,法律从属于政治;近代80年间,法律文化变迁的内容也是丰富多样的,在类型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当代中国检察制度的设计理路及改革历程

当代中国检察制度是以列宁法律监督思想为指导、在学习和借鉴前苏联检察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之后还吸纳了大陆、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制度中的一些合理性因素,同时承继中国政治法律文化传统并结合基本国情实现了历史性的变革.改革贯穿于当代中国检察制度发展的全过程,这是经济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司法制度改革的内在要求和法律全球化的必然反映.建国60年来,中国检察制度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1949年11月--1982年12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初步建立;二是1982年12月--1997年9月,检察职能、职权及其运行程序逐步得到完善;三是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推进司法改革"的任务至今,检察改革进入创新发展检察管理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的关键性阶段.深入研究当代中国检察制度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以及检察制度改革方向和路径的进一步确定.     

为什么法律监督要有更优越的地位?

监督和制约是防范权力滥用的两种制度模式.监督和制约的区别在于,监督是外在的,而制约是内在的.内在制约能否成功取决于权力的平衡,外在监督能否成功则取决于监督者是否拥有更优越的地位.法律监督是中国宪法对人民检察院根本功能的定位,这就决定了法律监督机关比权力机关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具有更优越的地位.当前,强调法律监督地位的优越性并不是要刻意去创造什么新的政治地位,而是要充分确认中国宪政框架中已经形成的法律监督地位的优越性,切实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能建设.这是确立法律监督权威的关键以及法律监督的迫切性之所在.     

慈善概念的移植何以未完成:一个政策过程的分析

寻求法律移植与习俗的有机统一无疑是中国法律现代化最为重要的问题。由于缺乏微观政策过程的分析,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本文从法律现代化和法律多元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以《慈善法》中“慈善”概念的形成为例,探讨了法律移植与习俗如何通过立法体制影响法律的形成。研究发现,习俗通过回应性立法的制度安排以及立法者的双重身份被纳入到决策中。法律移植的慈善概念则通过法律专家与立法者的深度互动产生作用。然而,立法过程中提案与审议的分离以及政治官僚制的决策模式使得形式理性法律的建构面临双重消解。因此,促进立法体制的优化才能实现立法中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效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