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执着的理想追求者——萧涧秋

文学作品中有许多费解的“斯芬克思”谜,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即其中之一。小说主人公萧涧秋为什么中断与他挚爱的姑娘陶岚的爱情,出走女佛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个问题影响着对萧涧秋性格的基本评价。 《二月》写了两条线索:萧涧秋对文嫂的救助和陶岚的爱情。青年寡妇文嫂是北伐革命烈士的遗孀,丈夫是萧涧秋师范时的同学。文嫂一家贫病交加生活难以为继的悲惨遭遇,引起萧涧秋强烈同情,出于友爱和人道主义,他向文嫂伸出了援助之手,表示将自己收入的一半资助他们,并要带女孩采莲上学。萧涧秋不仅在物质上给文嫂一家以关怀和帮助,还在精神上给她们以巨大的启发和感召,鼓励她们坚强地活下去。但被称为“世外桃园”的芙蓉     

毒草怎能吐芬芳——从《早春二月》的主要人物看影片的思想倾向

《早春二月》放映以后,受到了广大观众和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严正批判,它那件声光夺人的外衣正在被剥落,它所散发的资产阶级思想腐臭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嗅觉。但是要彻底清除这部影片引起的种种有害影响,也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现在还有一些人为《早春二月》辩护,为萧涧秋、陶岚叫屈。他们说什么“《早春二月》为我国电影界别树了一帜”;说什么“萧涧秋是进步的青年”,“心灵纯洁,人格伟大”,他“帮助”文嫂完全是“正大光明”的,“无私的”;说什么“陶岚是个要求进步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等等,等等。不难看出,对如何评价《早春二月》是有着原则分歧的,特别是:萧涧秋究竟是个革命者,还是个保命者?是个利他主义者,还是利己主义者?陶岚究竟是个追求“解放”的“勇士”,还是玩世不恭的极端个人主义人物?本文准备就上述问题作进一步的剖析。     

从罗亭与萧涧秋看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

本文以平行比较的研究方法,阐述了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亨》中的罗亭和中国作家柔石的小说《二月》中的萧涧秋两位主人公的异同,揭示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     

柔石《二月》的重新解读——兼与蓝棣之先生商榷

文章对柔石的《二月》文本进行重新解读 ,认为《二月》所叙述的不是一个爱情故事 ,主人公萧涧秋和文嫂、陶岚之间的感情不是以往研究者认定的男女之情 ;采莲则是萧涧秋追求的一种人生的终极信仰和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性意象 ,亦非萧涧秋的爱情对象     

有关人道主义的几个问题——在《早春二月》讨论中所想起的

影片《早春二月》的冲天臭气,主要是从萧涧秋身上。“怜贫惜苦的假仁假义”和“自我牺牲的世纪末神话”的脓疱疮口散发出来的,其次是从陶岚的“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脓疮里散发出来的。这些脓疮正是所谓“人道主义”的主要内容,不过假仁假义却是古已有之的。     

沉渣的浮泛——批判影片《林家铺子》的人性论思想

从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和《林家铺子》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在起作用: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在《北国江南》中,解决矛盾的基本动力是资产阶级的“人情”。影片中的“正面人物”银花,就是用无限的溫情,用哭鼻子揩眼泪的办法感化人教育人的。在《早春二月》中出现的是“君子”与“小人”的纠葛,“善”与“恶”的矛盾,以此来掩盖阶级     

诡辩与谎言——《早春二月》批判

《早春二月》篡改了二十年代的历史,把一个恐惧、逃避革命市侩的硬说成进步青年,加上了时代英雄的桂冠;在一片谎言的背后,尽情地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及个人主义的思想。与这种反动的内容相适应,它使用了一系列的诡辩手法。揭露这些手法能帮助我们认清社会主义条件下那些“冒充香花”的毒草的一些特点。这里我们将以文嫂之死以及王福生的失学这两个情节为中心,透视一下《早春二月》及其辩护者所进行的一些诡辩。《早春二月》挖空心思用文嫂之死以及王福生的失学作为“两根铁棒”,使萧涧秋     

属于姜文和王朔共同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导演姜文首次从镜前走到幕后,将王朔小说《动物凶猛》进行了改编。从王朔评价看来,《阳关灿烂的日子》是他所有小说中改编最好的一部,王朔对电影的喜爱溢于言表,甚至还友情出言了影片中两个军区大院劝架的调停者。导演姜文则作为影片的叙述者和成年的“马小军”娓娓道来属于王朔也属于他的那段少年时光。     

柔石在《二月》中的人道主义探索

中篇小说《二月》是柔石对中国知识分子人生道路思考的结晶 ,是对中国社会的人道主义探索。主人公萧涧秋的人道主义和牺牲主义是作者的写照和象征 ,在这个人物身上 ,寄托了作者过多的个人情感和理想     

“小齿轮”、“大齿轮”指的是什么?

鲁迅先生为柔石的小说《二月》,写了一篇序,叫《〈二月〉小引》。叙文中有这么一段话: 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 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 这段话幽默而又风趣,乍看一遍是不容易理解的。有些评论《二月》的文章,在分析肖涧秋时常引用这段话,但对原意都避而不解,有的作了一些解释或分析,但不中肯,我认为甚至违背了鲁迅的原意。如把“大齿轮”理解为社会,或“火热的革命斗争”,因此得出结论,认为由于肖涧秋没有走向社会,没有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因此悒郁、苦闷,没有前途。     

《伤逝》的圆形结构

《伤逝》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中的精品，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它向来以其深刻的思想意义和抒情诗般的格调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和读者的喜爱。周作人曾认为“《伤逝》这篇小说很难懂”，是“鲁迅作品中最是难解的一篇”，他解释说，“《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借假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其实，《伤逝》并不难懂，也不是鲁迅作品中最难解的一篇。只是周作人作为“兄弟恩情断绝”的一方，站在他的角度来解释鲁迅作品而别有会心，或别具用心。这种解释是不符合小说的实际描写的。与周作人仅从一己的经历、体会或企图出发狭隘…     

刘绍棠及其创作特色

刘绍棠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作家,是一位有着独特的生活经历,走过独特的创作道路并已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的小说家。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刘绍棠出生在北京通县的儒林村。在小学读书的时侯,他就学着写了不少“小说”,十三岁时,便在《北京新民报》上发表了两篇小小说。从此,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两年后,他写的短篇小说《新式犁杖》获得《河北文艺》小说创作三等奖。次年,他创作的《青枝绿叶》、《摆渡口》与《大     

拓荒者的历史功绩

郑振铎在《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序言”中指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这时期最大的收获之一,奠定了中国小说研究的基础。”鲁迅是中国小说和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拓荒者。把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放在“五四”新文化革命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对我们深刻了解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旗手”和他对研究我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功绩,都是很有意义的。     

“相因”不等于“相当”

《古今小说》卷二《陈御史巧勘金钗钿》:“梁尚宾听说,心中不忿,又见价钱相因,有些出息,放他不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许政扬校注本释云:“相因:相当。”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相因”条说解介同:相当。”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相因”条解说亦同。又《醒世恒言》卷三《卖油郎独占花魁》:“刘四妈道:‘此言甚妙,卖了他一个,就讨得五六个。若凑巧撞得着相应的,十来个也讨得的。这等便宜事,如何不做?’”此例中的“相应”《小说词语汇释》也释为“相当”。以上两家对这个词的解释,可能是这样推导出来的:相因=相应=相当。其实不然。     

“右丞相即正丞相”质疑

现行高中语文课本第四册,有一篇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课本对文中“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一句中的“右丞相”没作注释,可能编者认为无注释之必要。而时雁行同志发表在一九八0年《语文学习》第十一期的《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一文中,对“右丞相”却作了解释。他说:《<指南录>后序》开头,文天祥自述道:“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讲授这句话,只要让学生理解,“丞相”是封建社会最高官     

“桃园结义”的三种读法——兼论《三国演义》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桃园结义”在《三国演义》中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意义,有关它的不同解读,能够反映《三国演义》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其誓词是真话还是套话,事关小说文本的“对外宣传”和“衷心底蕴”是否一致,进而关系到小说的成书方式以及罗贯中的“主体性”;有关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的讨论,常常徘徊于对原著的还原理解和对消极影响的担忧之间,这是“历史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矛盾;无论推崇《三国演义》的精髓是谋略,抑或以《红楼梦》为参照系批评它是权术大全,“泛谋略化”和“去诗心化”,皆未搔到《三国演义》的真痛痒.     

“萧涧秋”与“林妹妹”的艺术人生

电影演员孙道临和越剧演员王文娟于20世纪60年代喜结秦晋之好,当时,全中国几乎无人不晓《早春二月》中的"萧涧秋"和《红楼梦》中的"林妹妹"的这段姻缘。之后,两位艺术家携手走过了风风雨雨的47个春秋……     

试论作为艺术手法的"陌生化"在《老人与海》中的运用

“陌生化”理论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一面重要旗帜。而“陌生化”作为一种手法具有艺术的普遍性。海明威可能并没有直接受到“形式主义”的影响 ,但他的艺术创作不可能避开一般艺术手法的运用。他的《老人与海》巧妙地体现了“陌生化”手法 ,从而成为一部划时代的不朽之作。文章试图从该艺术手法在《老人与海》中的运用 ,探讨这部小说的艺术魅力     

郑州大学广大师生举行了各种学术讨论会

自1964年10月以来,郑州大学中文、历史、政治等系广大师生,先后对《早春二月》、李秀成的评价问题,和冯定同志在《共产主义人生观》等书中所散布的错误观点,进行了讨论和批判。中文系师生在讨论《早春二月》时,一致认为:这部影片把二十年代的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者,当作一个“革命英雄”在六十年代加以美化,向观众推销兜售,这是阶级斗争在文艺领域内的反映,是资产阶级和我们争夺青年一代的严重问题,必须彻底批判。     

《长明灯》探微

鲁迅先生的《长明灯》写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最初分四次连载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至八日的《北京民国日报副镌》上。小说刚刚问世,李大钊同志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鲁迅先生发表《长明灯》,这是他继续《狂人日记》的精神,已经挺身出来了”,①这个评价,可以给予我们很大启示。如果我们细细品尝一下这篇作品,就可以发现,它不仅在创作上有着不同于鲁迅其他小说的独特的艺术成就,而且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和鲁迅与外国文学的联系,也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样是鲁迅留给我们的艺术宝库中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