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病隐喻与性别身份建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肺病”意象分析

肺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常见的疾病意象之一，社会性别作为社会象征系统中重要的文化符码，它与肺病隐喻这一叙事／知识话语系统密切相关。肺病隐喻具有性别化的倾向，这种倾向直接影响了男女两性不同的性别文化身份建构模式。肺病隐喻的男性叙事主要关注肺病的道德内涵和社会化倾向，通过肺病隐喻完成男权社会的主体文化身份的建构，进而由肺病隐喻的审美化、意象化取向实现对女性身体的想象和规训；肺病隐喻的女性叙事割断了肺病与女性身体之间的审美想象，企图摆脱男性叙事的扭曲和遮蔽，实现现代女性自我身份的认同。     

论20世纪女作家的历史女性叙事

五四以来女作家走进了历史女性叙事的行列,打破了男性独霸历史叙事的局面,女性对自身历史的叙述,不仅使女性群体获得了表达自己的机会和权力,而且也构成了对男权话语的挑战、修正、颠覆、补充。在这百年中,女作家对历史女性的叙述与阐释也受社会风潮、时代话语的规约,但是,对女性命运的关切和自我主体的探索始终是女作家历史叙事的中心。     

论文学叙述与性别建构

人的自我主体性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核心理论,而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少数男性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之上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瓦解了人的主体说,认为主体是被建构的,而不是完整独立、恒定不变的.女性主义者将这些研究成果纳入性别研究领域,提出主体性是男权压迫和男权控制的形式,作为人的主体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性别主体.也是被建构的,而文学叙述是现代性别建构的重要场域.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性别权力秩序和男性主体地位的确立,在于掌握了话语权的男性建立了一套"男性化主体"的自我再现系统,而女性的屈从和他者地位的形成,也是在于女性被剥夺了再现自我和他人的权力.     

肺病隐喻与性别身份建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肺病”意象分析

肺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常见的疾病意象之一，社会性别作为社会象征系统中重要的文化符码，它与肺病隐喻这一叙事／知识话语系统密切相关。肺病隐喻具有性别化的倾向，这种倾向直接影响了男女两性不同的性别文化身份建构模式。肺病隐喻的男性叙事主要关注肺病的道德内涵和社会化倾向，通过肺病隐喻完成男权社会的主体文化身份的建构，进而由肺病隐喻的审美化、意象化取向实现对女性身体的想象和规训；肺病隐喻的女性叙事割断了肺病与女性身体之间的审美想象，企图摆脱男性叙事的扭曲和遮蔽，实现现代女性自我身份的认同。     

身体叙事及色情文学的性别倾向批判

身体是性别文化的载体,男作家关于女性的身体叙事往往呈现了男性对女性肉身的"窥视",情色意味较浓.而女作家的身体叙事则往往与女性自身的整体存在密切相关,强调的是一种复杂的情感与意义的表达,呈示了审美体验的身体性,是一种非"私人化"的"集体型叙述声音";传统色情文学基本上是男性创作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男性读者的"窥视欲",呈现了明显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     

被书写的叛逆:质疑"娜拉精神"

娜拉,作为中国女性觉醒和"五四"叛逆精神的表征,在进入中国语境后发生了未被觉察的精神变异,从而显示出女性解放话语的裂痕.从易卜生笔下决绝的"女儿娜拉"到进入中国的软弱的"妻子娜拉",表明"娜拉"作为一种被书写的叛逆精神浸染着浓厚的传统色彩,而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女性新文学作家对于娜拉的自我书写,则显示出与时代主流话语的疏离.     

个人主义与性别权力——胡适、鲁迅与五四女性解放叙述的两个维度

五四时期,女性解放因被统一到"人的解放"议题而得到前所未有的推进.而同时,五四新文化"新/旧"、"个人/家族"及"传统/现代"的文化批判模式,使易卜生<娜拉>一剧旅行到中国之后,其冲突核心的性别等级问题,演变为青年个人自由与家长专制之间的代际冲突,以及迷信与科学之新旧文化矛盾.胡适戏仿易卜生<娜拉>而写的<终身大事>,作为五四女性解放叙述的始作俑者,极富象征性地体现了五四文学个性解放叙述的特征及盲点.鲁迅的<伤逝>,以对五四主流论述的质疑,叙述女性"出走之后"的困境,揭示了五四个人主义价值论中隐含的性别权力,以及新文化启蒙话语中的父权意识,表现出对五四新文化"进化"与"二元"思想模式的警惕与自省.     

国产动画电影的新女性叙事困境

受到女性主义思潮和文化消费市场的影响，国产动画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开始发生改观。近年来，多部以女性为叙事主体的动画电影先后上映，以颠覆传统的女性人物塑造和迎合市场的女性话题讨论，尝试塑造出观照时代审美的新女性形象。这些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并未挣脱传统男性话语体系的桎梏，既定的性别窠臼仍然存在。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构建更广泛的性别话语体系，探索符合时代需求的性别叙事新美学，创造出具有性格魅力和审美张力的女性形象，中国的动画电影工作者还需进一步探索。     

身体叙事中的性别主体辨析——重读茅盾的《蚀》三部曲

一、作为“现代现象”的身体话语 在追求个性解放的现代文化语境中,一些男作家关于新女性的想象集中体现于女性身体的话语呈现,也就是说,在两性情爱格局中,身体符号成为“揭出一时代心理冲突的叙事焦点”。正如布鲁克斯所指出的：“在现代叙述文学中,主角通常渴望某个身体（最常见的是另一个人的,但有时候也是他或她自己的）,而那个身体对于主角来说显然象征着‘至善’（ultimate good）,因为它似乎拥有着——或者它本身就是——通往满足、力量和意义的钥匙。在阅读的层面,认识那个身体及其秘密的欲望就转变成了另一种欲望,就是想要掌握文本的象征体系,其内涵、快感和意义之创造的关键。对于身体的欲望也许意味着承诺进入象征秩序的‘存在的理由’。”     

国产动画电影的新女性叙事困境

受到女性主义思潮和文化消费市场的影响,国产动画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开始发生改观。近年来,多部以女性为叙事主体的动画电影先后上映,以颠覆传统的女性人物塑造和迎合市场的女性话题讨论,尝试塑造出观照时代审美的新女性形象。这些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并未挣脱传统男性话语体系的桎梏,既定的性别窠臼仍然存在。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构建更广泛的性别话语体系,探索符合时代需求的性别叙事新美学,创造出具有性格魅力和审美张力的女性形象,中国的动画电影工作者还需进一步探索。     

简论“五四”女作家小说的叙事特征

“五四”女作家的小说叙事具有独特的“自足性”.她们以作家主体为话语中心,以个体的感知替所有角色代言,小说中各种叙事技巧的使用皆为达到个体言说的快感.从叙事视角看,作者、叙述者、被叙述者的身份不断出现重叠、错位和流动.从叙事结构的安排来看,作者惯用书信、日记等体裁推进情节发展,交代故事背景,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女作家对小说叙事结构的安排,同时又给单纯的以“心理-情绪”为中心的结构以物化的情节形式.“五四”女作家这种叙事上的“自足性”与她们当时“边缘化”的生存心态和女性意识有着直接的联系.文章力求通过对“五四”时期女作家代表性小说的叙事特征的分析,展现其背后隐含的“五四”知识女性独特的生存境遇和社会心态.     

发现与逃离:“娜拉现象”之女性意识透析

“娜拉现象”作为二、三十年代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试图构建一个觉醒的女性群体,并有意强化其女性意识,它揭示了现代新女性在发现人的存在与价值并逃离传统的同时,也逃离了女性意识的真正自觉。其女性意识是追求个性解放与自由的“五四”时代精神在女性领域的具体体现,表达了对旧道德秩序的强烈批判和对新道德观念的热切呼唤,而并未达到当代女性文学女性主体自我确认的高度。     

论《宠儿》的身体叙事与主体建构

托妮·莫里森的代表作《宠儿》运用感性、物性的身体为叙事手段和叙事对象,使蓄奴制时代美国非裔尤其是非裔女性的历史际遇和现实体验得以由不可言说变得可以“言说”,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白人种族主义对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主体的剥夺与压迫,同时展现了后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身体为武器和战场展开的抗拒与颠覆;《宠儿》文本也得以借助身体叙事建构黑人女性写作的主体,消解西方理性传统和男性中心文化。     

他者与自我:从蘩漪到曹七巧

蘩漪和曹七巧两位“疯女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同遭遇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它昭示了以男性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对女性的角色的期待和认知,透露了现代文学史建构中存在的男权话语,表明了自我社会性别的建立与认同的过程,也是一个权力运作的过程。蘩漪是男性自我的他者,曹七巧是女性自我的替身。     

饥饿、欲望与疾病——鲁迅小说的女性躯体叙事

在鲁迅女性身体叙事的文本中,透过对女性饥饿之躯、欲望之躯和疾病之躯的叙述,使女性身体承载了"思想启蒙"的隐喻,肯定女性的生存权利和生命价值,并书写了男性角色在对待女性问题上所作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女性饥饿之躯的叙事,揭露了男权社会的经济剥削造成女性物质生存困境的罪恶,女性必须争取平等的经济地位,才能真正成为和男性一样的主体性而非只是客体的存在。女性欲望之躯的叙事,揭破女性的欲望压抑与男性的欲望消费的阴谋,发现其中的性别寓言以及男权权力话语的分散与播撒。女性疾病之躯的叙事,由女性身体的疾病痛楚透析疾病的文化隐喻,由人的生理疾病联想到人的精神疾病,从原来的医治人的生理疾病转变到对人的精神疾病的治疗。     

清末民初男性精英与留美女生性别话语间的宰制与协商

清末民初,女子缠足的意象参与国家形象的建构,郁结男性精英的文化焦虑,促生强国保种、贤妻良母的国家主义父权话语.民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交错扭结的权力/知识生产机制,男性精英话语呈现明显的文化宰制,留美女生的性别话语对此则作出遵从、协商与调适,采取保守而非激进的姿态,建构自身的职业女性认同.     

视角的"言说"——徐坤小说女性主义叙事模式解析

徐坤前期作品中性别置换视角模式的运用与超越，是一种“花木兰替父从军”式的写作策略，是徐坤以迂回战术实现对男性权威的拆解与颠覆，同时作家也借助这一策略在主流话语中为自己赢得了一份言说的权力，树立了自己的话语权威；接着徐坤转用女性视角模式，以理性目光不断审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处的逼仄境遇（失语、失声、失身）和女性自身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女性言说与男性叙述的冲撞－对曹遇剧作的女性主义解读

曹禺剧作中存在着女性言说与田性叙述的冲撞，一方面，曹遇不仅使其笔下的女性拥有了一定的言说空间，还极力使好民们成为文本的代言者，成为田性中心话语的有效解构者，另一方面，在女性言说的背景与缝隙处，曹禺又不期然地进行着鲜明的男性叙述，流露出作者对传统男权意识的承继，曹遇剧作中女性言说的贞显表明了作者追逐时代精神的自觉努力，而男性叙述的存在则显示出传统文化的沉潜与观念更新的艰难。     

心灵的守望与诗性的飞翔──论现代儿童文学女作家性别意识的文化成因

女性与儿童文学有着天然的不解之缘。五四时期，女作家就以齐集性的创作为中国现代意义的儿童文学作了筚路蓝缕的开创。本文就这一现象，从历史发展和文化发展的角度，探究现代儿童文学女作家性别意识的文化成因以及女性性别本身对于儿童文学的影响和意义，从而把握儿童文学女性文本的特质。     

论五四时期的“易卜生热”及其文化逻辑

本文首先梳理易卜生在20世纪10-20年代被翻译到中国的情况。一系列纸面的知识生产和舞台的话剧表演,逐渐建构了易卜生在现代中国的独特位置。接着讨论五四时期促使"易卜生热"生发的历史语境。从思想革命、戏剧改良、写实主义等角度,揭示选择易卜生的文化逻辑。易卜生能够被五四知识者选择作为文化资源,因为他正好契合了五四文化精英们的期待视野,提供了他们能引以为用的象征资本。"易卜生热"是五四的知识/权力机制的具体体现。追踪和重构易卜生跨语际进入中国,被传播、被言说的历史,为更细致地思考作为话语实践的"娜拉"故事,如何受到现实环境、对话机制的影响与制约,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