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辙对荆公新学的批判

荆公新学与苏氏蜀学、二程洛学是北宋中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术派别。苏轼兄弟出于从指导思想上否定王安石变法、廓清蜀学的发展道路、与新学争夺儒家道统的正统地位的动机,对新学展开了学术批判,其批判集中在新学搞学术专制及其流入佛老上。     

宋代蜀学转型的再探讨

宋代蜀学转型有三个大节点：两宋之际二程洛学传蜀,南宋前期南轩之学返蜀,南宋后期朱熹闽学传蜀;三大节点并非孤立的,且其发展变化,都同书院有密切关系。另外,文章还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1.关于谯定与“涪陵学派”;2.“二江九先生”之名的由来;3.渊的学术活动;4.阳枋的学术活动;5.巴蜀学者之间的传承、交流与合作。     

试论“洛蜀会同”

洛学和苏氏蜀学（简称苏学）是崛起于北宋中期的两大学术流派，因学术思想的严重分歧而导致了一场著名的政治斗争，即洛蜀党争。党争之后，二学继续相斗，并在南宋中期达到高潮，其标志就是以洛学为衣钵的朱熹做《杂学辨》，力攻苏学。伴随斗争的同时，二学也在逐渐地融合，尤以刘光祖、李壁、李埴、魏了翁等人为代表，其表现形式是，以洛学为基准，吸取苏学的部分思想，统一到理学的轨道上，这就是“洛蜀会同”     

《宋元学案·蜀学略》辨正

《宋元学案》附录的《苏氏蜀学略》是清代学者全祖望补撰的。他违背了黄宗羲原著的宗旨,又依照理学宗传拟定苏氏蜀学的学术渊源,并以为蜀学出于"纵横之学"而"杂于禅";这些都是极不恰当和非常片面的。然而若将今本《宋元学案》视为宋元学术思想史,而不仅仅是理学宗传史,则它又具很丰富的学术思想史料的价值。《蜀学略》是第一次将蜀学上升到学术史的高度,这对晚清以来将蜀学作为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术的复兴,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略论宋代眉山苏氏家学

以三苏为代表的宋代眉山苏氏家族 ,重视以良好的教育振兴家族 ,使苏氏子弟幼承庭训 ,学有家法 ,人人俊秀 ,个个饱学 ,形成著名的苏氏家学。一脉相承的苏氏家学可分为两个方面 :诗文传家 ,重视经史。家学的传承 ,使苏氏家族人才迭出 ,并维持较高的社会声誉 ,成为其家族发展的文化保障。同时 ,苏氏家学对世人亦有相当的影响。     

苏轼哲学思想探讨

作为北宋文坛上开宗立派的文学家,苏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作为宋代思想界的主要学派——蜀学的领袖,苏轼在哲学史上也占有一席地位,这一点,一些年来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蜀学不但在北宋思想界同关学、洛学、新学一样具有重大影响,是同洛学争夺正宗地位的主要对手,就是到了南宋,朱熹还十     

宋代眉山苏氏家法试探

以文学、政事彰显于史的宋代眉山苏氏家族,在传统宗族社会建设方面也作出了有影响的贡献.眉山苏氏家族重视宗法礼制教育,素有孝友传统,其族人多忠信孝友、乐善好施,形成代代相承的苏氏孝友家法,传递着两宋时期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共识,对苏氏子孙的发展与家族的昌隆是一个积极的推动.     

宋代巴蜀学术文化述略

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峰时代,也是蜀学发展的极盛时期.此一阶段,巴蜀大地社会安宁,经济富庶,加之本地的尊儒重教传统,带来了巴蜀文化的发展和蜀学的繁荣.本文系统总结了宋代四川地区在家族文化、经学传承、史学创新和小学研究等方面的成就,系统展示了此期巴蜀文化的面貌和蜀学繁荣的历史.     

郑伯熊与南宋绍淳年间洛学的复振

洛学在宋室南渡以后的复振是道学运动的一个关键问题,郑伯熊是这一时期洛学复振的重要参与者.郑伯熊以他对洛学所阐发的儒学精神的笃信固守矫治绍兴年间形成的佞谀士见,同时行道济世以求儒效日白于天下,并通过阐释儒家经典来传承洛学的主张.他的活动一方面推进了洛学在绍兴淳熙年间的复兴,另一方面促使他所继承而呈衰歇的永嘉学术得以重光,整个道学运动与区域思想之间在互动中得到推进.     

尊经书院对晚清巴蜀地区文化教育的影响

晚清巴蜀地区地理封闭,传统蜀学凋零,同时新学不昌,薛焕等人请建新书院。光绪元年,尊经书院招生开学。从成立到改制,尊经书院只存在二十七年,而在此期间,它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良好的学风,成为蜀中文化教育的楷模。传统蜀学不仅得到继承,更与湘学交汇,有新的发展。同时,在晚清内忧外患之际,新学传入蜀地,尊经学子们以尊经书院为基地将新学广泛传播,推动社会风气的转变,而后尊经书院改制成学堂,也促进巴蜀地区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