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赋研究三辨

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大体处在同一发展阶段，其上层建筑方面的落后只是相对的；屈原继承了楚文化中的进步传统，并探索着以变革求富强的新路；扬春时判定屈原为反对统一、维护落后文化的悲剧角色，并不妥当。《离骚》“上下求女”喻指“求合于君王”；王锡荣以“前四次求女”喻“为国求贤”，“远逝求女”喻“为己求主”，不符合《离骚》前后的逻辑关系。洞庭湖除会湘水北入大江外，并无另外的出江“湖口”；“庐水”与“庐江”非为一水，其发源地亦不在一处；赵逵夫关于《哀郢》“西浮”新说，和在江西西部有“另一个陵阳”的推断，均难成立。     

戴震诗说研究

戴震诗说研究可从四个方面入手:一、宗旨为孔子的“思无邪”说,此宗旨源于戴震根深蒂固的尊经意识。二、方法为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而知人论世为戴震说诗的主要方法。三、从与《孔子诗论》相较中可窥,戴震诗说与《孔子诗论》同异互见。四、评价戴震诗说之得失,并对其失作深层意义上的挖掘。     

屈赋的比兴艺术

比兴方法是形象思维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也是我国古典诗歌极为突出的传统表现手法。刘勰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起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沈祥龙也说:“或借景以引其情,兴也;或借物以寓其意,比也。”这就是说:诗人摄取并描绘外界的物象来寄托内心的意愿,叫做此。因接触外界景物而激发内心的感情,叫做兴。托物寄意,触物起情,比兴互陈,既能帮助诗人完成艺术的创造,又能使读者深刻地认识现实,并产生强烈的联想与共鸣。     

屈赋与酒

我国是源远流长的诗国,又是历史悠久的酒国。纵览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诗”与“酒”的关系在众多诗人身上确乎如影随形,须臾不可分离。诗借酒力,酒助诗兴,在“酒”的芳醇刺激下诞生了我国古文苑大量优秀的名篇佳作。此种有趣的规律性的文化现象究竟如何溯源?笔者于反复捧读屈赋之际,得出了如下的判断:正是我们民族文学之父屈原在他的煌煌巨构中承继了《诗经》“宴饮诗”的传统,创制了“酒诗”、     

屈赋消极因素论

对于屈赋的积极因素,两千多年来不乏研究。但对于屈赋的消极因素,却缺乏深入的探讨。其实,只有分析了屈赋的消极因素,才能全面地深入地认识屈赋,才能透过文学现象去探讨文学的本质与发展规律。随着劳动诗歌向演唱与宗教祭祀诗歌的发展,《诗经》那种四言句式也显得越来越不适应。屈原在诗中所创立的以五、七言为主的句式,开创了一种诗歌形式的新纪元。但这种句式显示其长处时,不足之处也显示出来了。这个不足,主要表现为句式的不够规则与对汉字的音韵在诗句中的运用规津未能充分认识与运用。     

从南方的神话、民俗看屈赋——屈赋新探四则

<正> 1 《天问》:“白蜺婴茀,胡为此堂?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王逸释曰:“蜺,云之有色似龙者也;茀,白云逶移若蛇者也。言此有蜺茀,气逶移相婴,何为此堂乎?盖屈原所见祠堂也。臧,善也。言崔文子学仙子王子侨,子侨化为白蜺而婴茀,持药与崔文子;崔文子惊怪,引戈击蜺,中之,因堕其药,俯而视之,王予侨之尸也。故言得药不善也。”(《楚辞章句》)后来学者大多从之,其实这是主观臆测,扦格难通。首先,“盖屈原所见祠堂也”之说,正如郭沫若指出     

屈赋楚简补证

在充分运用近年出土的楚简、汉简等文献材料的基础上,我们对《楚辞》文献中某些疑难问题,如《离骚》“帝高阳”、“三后”、“謇謇”、《九歌》“成堂”、《悲回风》“居戚戚”等作了比较详尽的补证,以做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     

戴震的心知论

<正> “以理杀人”是戴震对程、朱等理学家“人道”的批判,也是对于“天道”的批判。戴震不同意宋儒所说的“得于天而具于心”的理的先天性,认为天为自然,道理、理念、原理来自自然,而为人心所具有。然而如何穷理?理学家提出各种各样的主     

试论屈赋的文化特征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具有自己的文化特征。诚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是包罗万象的,其内容庞杂交错,纷呈繁复。其中既有历史的、时代的、民族的、地域的和阶级的种种差异,又包含着进步与落后、明哲与愚昧的各种文化因素和成分。但不管怎么说,总有它的基本特征。比如...     

屈赋中的楚婚俗

王逸《离骚序》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侠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讬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自汉以降,人多宗此说,这是因为屈原确实是借香草美人来谈政治,所以前人读屈赋就只重屈原为何比兴,而不重此兴材料本身。如果撇开他借美人香草所发的政治牢骚,就易看出这些假神怪传说、讲男女恋情的文学描写其实是当时楚婚俗在屈赋中的反映,可以把它看成楚婚俗的资料。本文对之略加钩沉,以见楚风俗一斑。     

戴震与理学

戴震既终结了理学又没有终结理学。从价值观的层面看,戴震与理学同属中国传统道德理性主义价值系统,故戴震没有终结理学;从政治层面看,戴震揭露理学“以理杀人”的社会政治作用,可以说戴震终结了理学。     

戴震的新人性论

在中国哲学史上,戴震是第一个从理性的立场为人性学说立论的哲学家。他把人的自然属性提升到人的本性高度,视之为＂人之为人＂的根本。并通过对宋明性理之学独到的批判中,显示出他的新人性论的内涵：如对＂理＂的新认识;理欲之辨的新见解;智愚观点等,从而将中国传统人性论提升到新的高度。在当时,他的人性论具有反封建的启蒙意义。     

戴震自然观的特色

戴震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他的自然观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王夫之的气论,吸取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对气化之“分理”作了更为细微的考察,强调不同的过程有不同的规律。     

戴震哲学思想新论

戴震哲学思想新论葛荣晋，屈桂英戴震是我国十八世纪一位著名的唯物论哲学家，本文拟就如何揭示他的唯物论思想体系及其内在逻辑结构，发表一孔之见．一“万物本于气”的天道观戴震的唯物论哲学思想体系，是以他的“一气分化论”为基石．在回答宇宙万物本原这一根本问题时...     

戴震方法论浅析

乾嘉时代,由于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和高压文化政策,许多文人学士不得不钻进故纸堆里,整理、爬梳浩如烟海的古籍,发思古之幽情。他们虽然失去了明末清初时代象顾炎武、黄宗羲那种“经世致用”的锐气,但在整理古籍方面却积累了一整套的科学方法,特别是作为哲学家和一代经学大师的戴震,其成绩尤为显著。     

胡适的戴震哲学研究:拒斥形而上学

胡适从杜威实验主义思想出发,对戴震哲学作拒斥形而上学的解读,认为戴学是真正具有拒斥形而上学品格的新理学。这一研究具有反“五四”前后兴起的玄学之意义,具有启蒙精神     

屈赋文化精神的历史沉淀

屈原是楚民族的文学家,也是中华民族的先哲与歌手。与先秦诸子相比,他留给后世的不是放言高论的理性文章,而是灿烂辉煌的诗篇。就屈赋二十五篇中所表现的内容看,则又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即对楚文化内涵的揭示和屈子个性精神的表达,自汉以来,随着国家的统一,南北文化交融的加速,楚声文学与北方文学的逐渐合流,屈赋文化精神以整体力量作用于后世的可能性便逐步消失。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却受到了不同的选择和发扬,从而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换言之,华夏整体文化的最终形式,实与屈赋文化精神的历史沉淀是分不开的。本文便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些探讨。     

戴震的理欲观

戴震的理欲观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一反程朱理学的理欲对立说,提出了一种新的理欲观——理欲统一观。 戴震认为,理是人们对世界上万事万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是一种必然之则。他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要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     

屈赋中的神女形象探析

神女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意象,也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心目中难以割舍的情结。神女意象的形成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神女首次大面积地出现在文学中是在被称为中国浪漫主义源头的屈赋中。屈赋中的神女一扫之前文学作品中神女面目可憎、神鬼不分的形象,而被赋予了极为丰富的情感内涵。文章主要剖析屈赋中神女的原型,并分析屈赋中的神女"美"和"情"的情感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