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科学方法论”思想与中国传统治学方法

在科学方法论的建构中,胡适把杜威的整体哲学化约为方法,并以此来观照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在西学观照中与中学双向互动,相互改造,由“五步法”改造为“三步法”,再由“三步法”演变为“十字法”,最后到“四字诀”。胡适重构方法论的思路已从标榜西学到融合中西,终至偏向传统朴学。由于胡适的中西文化融合只限于文史治学领域而无法完全达到哲学层次,因而很快被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方法论所代替。     

浅释声乐教学艺术与方法论

声乐教学艺术是一门科学,是一个严密的,有规范、规格要求的特殊艺术教育系统工程。每一个声乐教师都应努力研究其规律及内涵,去发现、创造有创见的声乐教学艺术与方法论。     

试论声乐演唱中的“情”与“技”

声乐演唱作为艺术种类之一,在人类向往美、追求美、创造美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声乐演唱中“情”与“技”的两种不同概念,阐述了“技”为“情”而存在,“情”因“技”而升华,“技”是手段,“情”是目的,“声情并茂”才能达到“情”与“技”的完美统一。     

论《资本论》中的科学抽象法

《资本论》的方法,最根本的是唯物辩证法。但唯物辩证法不只是《资本论》的基本方法,也是一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方法。对于任何一门科学的方法论的研究,不应该只是停留在唯物辩证法这一作为指导的、基本的、一般的方法论上。因为各门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从而有其特殊的方法。对于以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关系为对象的《资本论》来说,有其特殊的科学抽象法。此外,还有历史的方法、归纳法、演绎法,甚至采用一定程度的数学方法、图表方法,不过这些方法均受唯物辩证法统率。可以说,《资本论》中存在着以唯物辩证法为“纲”,以科学的抽象为主干,以其他的方法为“目”的方法论体系。这个完备的方法论体系是与《资本论》的包罗无遗的、庞大的理论体系相适应的。本文不拟论述《资本论》中的辩证方法,而只是对它的科学抽象法进行一些探讨。     

文艺学走向科学化——“文艺学与方法论”讨论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江苏省社联等十二单位发起的“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讨论会”,4月15日至22日在扬州举行。专家学者和后起同仁,在自由的学术气氛中就许多大家共同关心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切磋。现将涉及的主要方面综述如下。一、方法论和方法、方法论和本体论,与文艺学(一)不少同志的观点是这样:方法论可以分为“原方法论”(即哲学方法论)和具体学科方法论。原方法论是哲学性的反思,是关于用什么方法去认识世界的一种高度抽象的理论,是对认识活动和思维规律的一种“检讨”;而具体学科的方法论,是回答把哪些特定的手段作用于某学科的研究对象以及作用于程序的问题。方法就更具体地指手段、门径、程序     

系统科学方法论与文学艺术

新时期文艺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系统科学方法论在文艺评论和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引进和应用 ,文章对系统科学方法论与文艺学的关系从三个层次进行了论述 :普遍意义的系统科学方法论 ;一般意义的系统科学方法论 ;具体文艺学范畴研究意义的系统科学方法论。并介绍了系统科学方法论与文艺学联姻所引起的文艺学哲学美学方法论的嬗变、演进趋势、存在的问题 ,认为随着世界范围内的信息时代成为人类发展的“大趋势” ,人类便会在超越知性分析时代进入理性的自由王国 ,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理性改变 ,科学与艺术的对立会逐渐消除 ,它们都必将向着“美的规律”靠拢 ,系统科学方法论与艺术的审美方法具有内在的同一性。系统科学方法论在中国当代文艺研究中的运用及发展 ,也要经过实践和时间的无情检验 ,要在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中去判定     

模糊语义研究方法论纲

研究模糊语义必须以查德的“模糊集”理论作指导．运用现代语言学和现代语义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来进行研究。这样也就使得研究方法具有多角度、多层次的特点,从而形成一个方法论系统：从整体方法上看,可实行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描述相结合、一般规律研究与特殊规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具体方法上看,应该注重模糊语义学的“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属性,强调不同学科之间的渗透,融合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知识,来对模糊语义展开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论中国古典园林置石创作中的“无为”艺术哲学观

中国传统艺术中存在一种“无为”艺术哲学观，根源于老庄的“无为哲学”,自唐宋以来逐渐突显。它与“有为”不同，是一种非自我意识、非执于法、非功利性的观念，指向一种无法被人的智识所穿透、出自本然的自发性创作方式。张涟“高坐与客谈笑，但呼役夫，某树下某石置某处”的园林置石艺术创作状态正是对这一观念最为生动的诠释。以此状态为媒介，我们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这种“无为”艺术哲学观：首先，它是一种“变识为知”的认知观，强调对无身理智的打破，凸显“智的直觉”;其次，它是一种“遗技合道”的技法观，区别于“技中见道”,其所突出的既不是罔顾法度，也不是心为法执，而是法随心转的状态；第三，它是一种“法天贵真”的性情观，标举独立自由、纵恣不傥的艺术人格，将古典园林置石艺术引向对生命本真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无为”艺术哲学观正是中国古典园林置石艺术中追求不似之似、不假斧凿、不求名石等新风尚的根源。     

从庄子的“技”看其关于文艺美的思想

庄子对自然无为之“大美”的无限推崇与礼赞,以及对“六律”、“文章”、“五采”的激烈抨击,往往导致人们得出庄子只是推崇自然美而否定人为的艺术美的结论。其实,这是忽视了庄子在文中屡屡言及的“技”,技,即指技术、技艺,是属于艺术范畴的问题。由于艺术美的产生,必然要经过“技”来实现,因此,庄子对于“技”的看     

艺术无规律

本文认为:“艺术规律”是人们长期习惯使用的一个模糊概念。规律这一哲学概念用于艺术本身是一个错误的结合,是人类的一个失误。因为无人能对“艺术规律是什么?”作出明确而合理的解答。由于艺术是主观化的客观,是特殊形态的人为,艺术是可以超必然的自由王国,是自由的象征,艺术创造是个体活动,标新立异是艺术的生命激素,因此艺术无规律,艺术创作也无规律可循。     

论方法：定性调查中“共述”、“共景”、“共情”的递进

文章首先提出社会科学研究中“论方法”的重要性,旨在弥补“方法论”与“调查方法”割裂的现状,强调要在具体方法的操作中分析其方法论内涵与来源,在方法论的指导下改善现有的方法。文章进而基于实地调查经验,具体分析了定性调查中“聊天”、“旁听”、“体验”三种方法的特点及其方法论意义．扩大了“主体”与“互动”的概念,突出了研究者与被访者之间共述、共景、共情的重要性。唯有此,才能更加充分地实现定性调查方法论中所强调的“整体性”原则,才可能突破被访者“无可表述或无法表述”的局限,更加接近“主体呈现的真实”。     

论苏轼的艺术辩证法

在对文艺基本问题进行判断和解析的过程中 ,苏轼常常以哲理思辨代替直觉感悟 ,以开掘物理代替经验描述。因此 ,尽管他不可能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揭示文艺的一般规律 ,但仍能以朴素的辩证思维来分析和总结自身的创作感受。他充分注重了“形”与“神”之间的层次性及其不即不离的相互依存关系 ,以一种辩证的艺术认知范式阐释了“形神皆备”的创作原则 ;他深刻揭示了“道”与“技”的相关特质 ,并艺术地发现和把握了两者之间的逻辑关联 ,进而提出了“道技两进”、“心手相应”的观点 ;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外枯而中膏 ,似淡而实美”、“精能之至 ,反造疏淡”等一系列见解 ,充分注重了对平淡与绚烂审美范畴各个因子之间逻辑联系的细微把握 ,从而揭示出了其内在结构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苏轼还坚持“尽其自然之理 ,而断之于中”的为学之道 ,在尊重和重视前人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 ,力主求新达变、革故鼎新 ,并将之贯通和转化为艺术创造中的自觉精神     

古今融汇出兴辞--对文学属性的新思考

单纯的法今和法古取向已无法适应今天理解文学的特殊需要,应当从新的古今融汇角度思考文学的属性.文学是一种感兴修辞或兴辞.文学的兴辞性是指文学具有感兴与修辞相互涵摄的属性,文学是一种感兴凝聚为修辞、修辞激发感兴的艺术.兴辞在阐释当今中国文学现象时具有特殊活力和应用前景,以及来自传统而又能融入现代的深厚力量.     

意象的方法论意义与诗画互补之美学意蕴的形成路径

意象对于诗画互补的哲学意义在于以意象为核心的诸范畴为诗画互补这一美学现象的生成提供了方法论意义：在意象的类二元组合构架下,一方面,“意”将人们的创作思维经验性地引向诗,“象”将人们的创作思维经验性地引向画;另一方面,在意象的组合构架下,人们不再局限于“象”对“意”进行言说的经验习惯,也意识到“意”对“象”的规定性。于是,在方法上人们经验性地将抽象形式存在的“意”置换为特殊的艺术存在形式“诗”,将抽象形式存在的“象”置换为特殊的艺术形式“画”;同时,意象之“意”与“象”的结合亦被经验性地转变成诗画的融合互补。     

生命艺术:健康的与病态的--尼采的生命艺术论

尼采的生命艺术论与生命存在论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方法论关联.他的艺术论可概括为五大命题,仔细区分他有关健康艺术和病态艺术的论述,我们有理由对海德格尔的尼采论提出异议.     

什么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美学—艺术学方法论问题

方法论思想和原则,对于一种理论学说和理论思潮具有更深层、更为根本的逻辑结构意义。这一识见的重新获得,激发了美学—艺术理论界积压已久的理论热情。“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终于被不同的解释者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方法论。然而,我们要问: 我们对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有正确的概念吗?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这一方法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阐释精义究竟是什么?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在美学和艺术理论中是否已获得应有的展开? 勿庸讳言,这些问题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艺术理论的研究中,在方法论更新的热潮中,仍是一个最不清晰的领域。甚至可说仍是一个理论“黑洞”。解开这个谜团,已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再也不能延误的期待了。     

中国古典美学的空间情结与方法论意义

“空间转向”对现代学术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和西方都有其理论话语.西方的认识论哲学和现代性进程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空间本体的话语言说;而中国古典美学是空间性美学,在传统文论、文学、哲学中对“空间”的体察和钟情俯拾皆是.整个古典美学从文艺活动到艺术思维,从诗性话语到思想传统,都体现出浓厚的空间特质,主要表现为“散点流观的审美表征”、“境由心生的主体空间”和“诗性同情的空间思维”.古典空间美学的精神实质和方法论价值在现代美学建构中继续发挥作用,经由“体验”为核心的美学方法论到“同情”的普遍性原则,再以“反思”的形式进行检验,形成了“体验——同情——反思”的方法论模式.而这一方法论有效弥补了现代美学哲学方法论与科学方法论的弊端与悖论,最终通达美学本体特质的审美至境与古典梦回.     

“语言混乱”与法律人类学的整体论进路

半个多世纪以来,“语言混乱”一直困扰着费孝通先生式的知识分子。这种困扰是因为舶来的“实证科学”教条与“在地”的信念和知识之间无法“视野融合”引起的。为解决这一困扰,可以当代的整体论哲学观察和解释中国社会的规范秩序或者“法”。以这一新整体观为原则,不但可以解释和理解当代中国“法”的实践意义或“真”,而且可以为当代法律建构带来知识论注视的“转向”,即从纠缠于实证法学与自然法学、现代司法论与本土资源论等的虚假对立中脱出,转向注视法律与价值的整体性和实践性的关联。在具体的方法论策略上,可以用整体论界说法律人类学的传统方法论——延伸个案方法和栖居进路,来阐释实践案例。     

哈贝马斯“合法性”概念的语用学分析

自然法和实证主义对法的“合法性”的认识是从语义学的范围中得到的，它们把法律作为一个封闭性的知识系统来认识，不但无法还原现代法治和真实面目，更将使对现代法治和认识陷入黔驴技穷的方法论困境。而哈贝马斯则用语用学的方法证明了法的合法性来自法律商谈的立法程序，他把法律作为开放和行动系统来保证人们表达自由和权利。本文主要探讨了几种方法对法的“合法性”认识，最终认为从语用学角度来探讨法的“合法性”是一种极具创造力的方法。     

徐复观对庄子美学的发明及其误读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出版的徐复观先生的<中国艺术精神>一书,对庄子美学做了深度的发明,于奠定庄子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开山地位厥功甚巨.徐氏把庄子美学诠解为中国艺术精神,企图在技的层面上与道会和,导致如下连续的困境:(1)把技外见道误读为技中见道,合乎常识然而却违异庄子本意;(2)引入现象学的纯粹意识以解读"心斋",将之定义为审美观照,成为技中见道说的反证;(3)把"天地精神"读作艺术精神,颠倒了庄子思想中自然对艺术的优先关系;以艺术取代审美,就无法在审美与自然的共通关系之中来为庄子美学作出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