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区位因素探析

世纪之初以来,跨国公司加快了对内蒙古的直接投资步伐。基于对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的运用,探究内蒙古吸引跨国公司的区位因素。内蒙古丰富的资源蕴藏、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的政策激励、伴随内蒙古优势特色产业的持续发展而不断完善的产业集聚条件、迅速提升的GDP带来的广阔市场规模等因素是引导跨国公司选择内蒙古扩大战略投资的主要动因。内蒙古应不断夯实区位优势,以此拉动跨国公司的持续高效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与区位选择实证研究综述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及实证研究主要在宏观区位或微观区位层面分析国家、地区特征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本文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微观理论、宏观理论及综合理论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实证研究进行评述。分离散变量分析方法和连续变量分析方法重点介绍了既有研究的计量分析方法,并指出今后的研究趋势及方向。     

中国企业FDI的区位选择及其投资绩效的实证研究

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正确与否取决于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区域分布对其投资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比在发达国家投资的企业其经营绩效更优,在发达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比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企业其市场价值表现愈佳。进而构建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模型,并提出中国企业可以将发展中国家作为提高经营绩效的投资区位重点,将发达国家作为提高市场价值的投资区位重点。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因素的变化及其启示

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 ,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自由化的趋势为跨国公司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 ,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机遇 ,同时也在很大程度改变了传统投资区位因素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的影响程度及其性质。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因素的变化 ,对发展中国家引进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提供了某些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研究

运用经济区位熵和面板模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区位因素、劳动力因素和市场因素对西部区域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为此,应加强对西部区域政策的扶持和引导,改善西部区域的投资环境,加强西部区域人力资本投入,加快西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因素——基于福建省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区位熵(LQ)指标,利用福建省9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对福州、厦门、莆田、三明、泉州、漳州、南平、龙岩和宁德等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进行了测算,分析各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表明,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的优势正在或已经形成,但其地理分布不均衡,各种不同因素共同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其中,市场规模、人力资本、信息化水平和政府政策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正相关,而制造业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负相关。为此,应营造发展环境,落实支持政策,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从区位选择到空间集聚的逻辑演绎——探索集聚经济的微观机理

现代区域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缺乏相应的微观基础,无法从微观主体的区位决策演绎到空间集聚。本文旨在探索个体选址行为到实现空间集聚的内在机制,并基于空间互补视角探讨了空间集聚的条件———自然的抑或人为造成的空间互补利益可以加速空间集聚,并使之在这一区位形成维持和锁定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服务业产业集聚——基于服务业14个行业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4-2012年我国服务业14个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与行业空间集聚程度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集聚程度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集聚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低集聚程度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集聚的作用不理想。     

基于集聚效应的城市地价分布与城市空间演变

集聚效应导致产出外部性,使不同区位的生产力存在差异,各部门在地区之间的均衡分配即城市分区的形成,有赖于各部门聚集收益的强度以及对区位特征要素的特别需求.本文将集聚效应因素引入生产函数,构建了一个包含集聚效应影响的城市土地市场模型,分析基于集聚效应的各区位生产力差异、就业密度差异、区位成本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城市地价分布规律、城市空闻演变,以及企业和家庭的选址行为.     

外商直接投资在华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对影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经济因素进行分析,分别对中国30个省份从1997年至2002年FDI的区位分布进行了时间和空间比较。通过此项研究发现,中国不同省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基础设施、工业化水平、研发投入等方面对FDI吸引量产生正的影响,而在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素质等方面对吸引FDI产生负的影响,优惠政策的作用越来越不明显。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根据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有关理论,实证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整体样本的结果表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资源禀赋和对外开放水平等对直接投资流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治经济风险和文化联系的影响则不显著。样本分类后的实证表明: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投资布局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别,具体表现在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寻求和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寻求。并提出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布局的政策建议。     

跨国公司区位决定因素的变化--兼论作为东道国的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国际生产体系的不断完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在各国之间的分布呈不平衡的发展态势.这种地理分布格局的变化,标志着东道国投资环境以及推动国际生产区位选择的经济因素发生了改变,这反映出政策自由化、技术进步和企业战略三个层面的变化.所以,发展中东道国需要着力于产业群集、区位优势组合以及投资促进政策的发展,以便更好地吸引跨国公司和外国直接投资.     

要素集聚的产业地理效应

基于空间经济学理论,阐释了要素集聚的产业地理效应。要素集聚产生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形成产业区位;特定区位的要素集聚达到一定规模后产生拥塞效应,驱动产业转移;要素集聚与分散产生资源空间配置效应,形成多层级中心—外围的产业空间结构;而中心—外围的城市映射效应导致城市分层,并通过一定的产业关联形成城市层级体系。     

FDI区位选择中的环境管制因素分析

在影响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众多因素当中,环境管制是不容忽视并且日趋重要的一项.通过对2005~2013年我国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不难发现:环境管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明显高于对东部地区的影响.     

城市饭店业集聚形成机理及集聚模式——以广州为例

饭店业空间集聚对提升区域饭店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但有利于饭店企业降低成本并获得正向外部效应,而且有助于企业之间资源、信息和客源共享,形成区域品牌.论文主要探讨广州饭店业集聚形成机理以及集聚模式,研究发现,影响广州饭店业集聚的因素包括经济因素、空间因素、行为因素和人文因素,并且不同因素对饭店业集聚产生不同影响.城市饭店业初始集聚首先产生在优良旅游资源周围以及交通便捷的城市入口地区,然后通过自我累积循环效应和锁定效应推动饭店业集聚规模不断扩大.旅游者空间行为偏好和饭店企业区位决策行为是导致饭店集聚形成的内在诱因,政府行为以及城市规划是促成饭店业集聚形成的外在因素.根据影响饭店业集聚主要因素的不同,广州饭店业集聚模式分为交通导向型、资源导向型和商业办公导向型三种模式.     

"污染避难所"假说及其在中国的检验

"污染避难所"假说的理论依据是纳入环境要素的H-O理论,认为由于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故高污染产业必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我国是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是否已成为"污染避难所"?文中分析了我国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型并采用我国1999-2002年的相关数据对该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环境政策强度对外商FDI的流向影响很小,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并未出现明显的污染产业转移倾向.     

区位选择视角下产业集群形成的微观机制分析

本文以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为理论基础,借鉴Hotelling模型的基本构架,以区位选择的视角.加入集聚利益因子.分析了企业选址的分散行为和集聚行为,揭示了企业的区位选择与产业集群的关系,从而对产业集群集聚的微观机制进行了分析.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具有代表性的47个国家作为样本,基于近12年来我国对样本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研究我国2004—2015年间对沿线样本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的是,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对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具有显著负影响,表明我国倾向于向市场规模较小的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此外,东道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资源储备、基础设施水平、税负水平是吸引我国企业对其投资的重要因素,而市场发展潜力因素影响并不显著。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与区位选择

基于共建“一带一路”58个样本国的面板数据,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特征为逻辑起点,运用系统GMM回归法从动因层面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区位选择,结果表明,市场寻求与效率寻求动因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而资源寻求动因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不具有战略寻求动因。且不同区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具有异质性特征,如在独联体、中亚—西亚以及中南半岛等资源丰富的区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均具有资源寻求动因,而在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并不具有这一动因。制度因素的影响效应也存在区域异质性,如在中南半岛和孟中印缅两大经济走廊,政治制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在中亚—西亚经济走廊这一效应并不显著,说明该区域资源寻求动因的影响效应超过了制度层面的负向抑制效应。在制度质量较差区域的资源寻求动因,意味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面临着较大的环境风险。因此,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转型升级,实施多元化区位选择战略,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有之义。     

行业集聚与FDI区位集聚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等11省为例

本文试图通过对进入中国的FDI的区位分布和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行业空间分布的研究,分析FDI的行业投资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行业空间分布的变动趋势;通过格兰杰因果分析检验FDI的区位集聚与各省各行业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得出FDI与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具有很强的因果关系,但从行业分布来看该因果关系并不明显,其原因是FDI更看重一国的资源、人力、市场等因素,对其行业基础并不是很看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