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2011-2018年省份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和多重中介模型探讨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农村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在考虑城镇化、经济增长等影响贫困因素的基础上,减贫效应依旧显著;数字经济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显著,即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家庭增收和弱化收入差距的渠道影响贫困,但数据资源配置不均带来的数字鸿沟可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相对贫困的治理难度.     

经济增长是否一定有利于减少贫困——近期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对于经济增长是否一定有利于减少贫困的问题,国外相关研究始终存在争论。最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贫困地区增长差异的两个主要来源:增长的部门构成和多种因素的初始状态。如农业和非农业增长对减少贫困的地区间差异,以及财富分配的初始状况、基础教育水平、城乡差异、城市化水平和非收入因素等对减贫成效的诸多影响。此外,还就减贫的非均衡性和测度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回顾。经济增长无疑对减贫具有积极推动作用,这是贫困减少的必要条件,但是经济增长并非是贫困减少的充分条件。在这一过程中,增长性质、结构,初始条件,市场效率以及政策取向等经济、非经济因素都会对减贫成效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1978—2004)

1978年以来,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经济仍然保持快速增长,减贫却出现了放缓的趋势,并出现了一些新的贫困型态。增长质量下降与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的贫困人口受益比重下降以及获取收入机会的减少,是中国减贫放缓的重要原因。中国应该构建新的减贫战略,内容包括调整国家贫困线,实施有利于减少贫困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重视弱势群体社会参与机会的增加,提高贫困人口能力等。     

经济增长与减贫关系的实证研究——以青海玉树为例

经济增长对减贫的影响和促进使得二者间有着重要关系。但传统理论主要关注增长和分配,在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中表现出局限性,因此必须结合发展模式对其进行再认识和新扩展。通过选取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为实证研究对象,进行静态模型的回归分析发现,2004到2009年当地名义人均GDP年变化量与贫困发生率年变化量之间出现了反常的正相关关系,即人均GDP增长的越快,贫困下降的越慢。研究一方面表明整体经济发展指标会掩盖与贫困群体直接相关的农牧业因素,另一方面指出政府支出支配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城乡分割时会导致减贫与经济发展的互斥,因此,国家的扶贫政策应该更加注重瞄准贫困人群。     

地方财政支出与益贫式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经验研究

财政政策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社会保障支出等手段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减轻贫困人群的生活负担,还能通过对教育、医疗、卫生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提高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减少能力贫困的发生。经济增长则可以通过带动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减轻贫困,但是这种作用对于不同地方财政支出项目而言有较大区别的。此外,由于中东西部贫困发生的原因不一样,经济增长通过地方财政支出对减贫的作用也大相径庭。     

税收促进贫困治理的政策分析:路径、效果与创新

贫困治理,关系到个人生存以及社会的稳定发展,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最主要形式,无疑是农村贫困治理的重要手段。税收依托优化扶贫资源配置、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经济增长等路径,促进减贫,但由于政策零碎并内涵于少数税种之中等原因,减贫效果隐形间接且不显著。建议通过构建扶贫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完善地方税体系、提高直接税比重等措施,对促进贫困治理的税收政策进行创新。     

新疆城镇贫困的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该文利用2002—2013年新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组数据,计算了新疆城镇FGT贫困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对贫困指数进行分解,探索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线变动对城镇贫困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2002—2013年,新疆城镇FGT贫困指数大体经历了三个峰值,总体呈下降趋势,基尼系数先升后降,2010年以后下降速度尤为明显。对FGT指数分解后发现,经济增长对降低贫困规模和贫困严重程度效果明显,收入分配的改善对降低贫困人口内部不平等程度效果最好,贫困线上升导致的FGT指数上升幅度与经济增长降低FGT贫困指数幅度大体相当。为有效解决新疆城镇贫困问题,应继续实施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对穷人有利的收入分配相结合的反贫困战略。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迁与贫困治理

本文考察了2010-2016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构成对减贫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部门构成与减贫效应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首先,随着农业部门比重的下降,经济结构的变化会对减贫产生积极的影响。农业发展是减贫的良好指标,但农业部门在经济中所占比例的增加将对减贫产生不利影响。第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对减贫有积极影响。但地区人均经济总量的增加对于减贫的作用呈现出递减态势,其根源在于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在地区经济增长中城市起到关键作用,而乡村的经济实际上较为薄弱,因此地区人均经济总量的增加并没有大幅度的减少贫困。第三,城乡差距与贫困率成同方向变动,说明城乡差距越大,贫困发生率越高。第四,经济发展方式对减贫有重要影响。在经济发展中,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减贫效应的提高,而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其减贫效应是不显著的。     

中国经济发展影响农村贫困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农村贫困。以经济增长、农业发展和外贸扩大作为速度因素,以农业结构交化、非农就业发展、城乡居民比例变动和所有制结构变迁作为结构因素,以收入差距扩大和通货膨胀作为质量因素,撇开观念和制度变迁,运用SURE和SYSTEMGMM法,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农村贫困的因素分析表明,经济快速增长是推动农村贫困减少的主要动力,收入差距扩大则弱化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同时农业、非农就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也对农村贫困减少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中国贫困及减贫变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视角考察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再生产理论视角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贫困和减贫的历史变迁。以国家贫困线标准审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困及其减贫演变推进,实际上就可理解为从单一经济收入贫困的简单再生产,扩大到除了考虑经济收入以外,还包括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公民权利等多维综合因素的扩大再生产视角。而立足国内减贫发展态势,将贫困及减贫问题置于国际视野之下,从全球更大范围思考及应对贫困难题,则是中国大国责任在减贫领域的重要体现。     

经济集聚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基于川渝地区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对比分析

经济集聚和乡村振兴作为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重点问题和现实诉求，二者能否"相得益彰"备受关注。虽然现在脱贫攻坚任务业已完成，考虑到"贫困陷阱""顽固贫困"以及"贫困代际传递"等关键问题仍然存在的客观事实，实现传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破除连片特困地区的相对贫困桎梏和防止返贫的关键突破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文章在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下探讨了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制，认为经济集聚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但对邻近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对称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同时具有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特征。作者以西部经济最活跃、贫困问题相对突出的川渝地区218个区县为样本，将反映地理和经济特征的空间权重矩阵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对全部样本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民的增收减贫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存在路径依赖和"滚雪球"特征，具有长期的正向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可以显著促进农民增收，但其短期效应并不显著，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仍然是较长时期内地方政府必须加以重视的工作重点。对传统贫困县和非贫困县两类地区分样本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典型的空间非对称性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的特征，经济集聚不仅不能有效促进边远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农村居民收入状况的恶化。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认为在肯定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积极作用的同时，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后脱贫攻坚时期，既要不断增强经济集聚的广度和深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又要重视经济集聚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在减贫效果上的差异，合理调整政策，有意识地将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扶贫和深度扶贫政策相结合，切实做到持续改善贫困县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     

中国西部反贫困动态——基于效用理论的VEC模型实证分析

以福利经济学的反贫困思想为基础,通过建立社会效用分解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西部地区的反贫困动态和绩效。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的反贫困总体成效显著,而经济增长是其减贫的主要推动力;当前西部经济已显现出"亲贫式"的增长态势;收入分配不公仍然是阻碍西部减贫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近年其对减贫的影响随着收入差距的缩小而逐渐减弱;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加对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     

共同富裕目标下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实现路径 ———基于生计多样化视角分析

生计多样化是农户分散风险冲击、增加家庭收入的重要生计手段,有助于提高 底层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助力农户脱贫增收.但生计多样化能否缩小不同收入群体之间 的收入差距,取决于现实中生计多样化对农户整体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全国性家庭调查 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生计多样化对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 响.研究发现:生计多样化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 具体地,多样化生计活动突出表现为“益贫性”的特点,在缩小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方面作用显著.基于收入结构的不平等分解结果显示,务工收入对家庭总收 入不平等的贡献最大,务工收入的增长有助于改善总收入不平等状况.特别地,对于生计多 样型农户,务工收入增加１％,总收入不平等会减少４％.此外,分区域分析发现,生计多样 化能够明显改善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但对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由此认为在 低收入的农村地区应提倡生计多样化,以有效推动相对贫困治理、促进相对低收入群体加快 迈入中等收入群体.     

农旅融合减缓农村贫困机理与实证研究

在构建农旅融合减缓农村贫困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匹配CFPS微观数据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数据,测算农村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进而采用包含交互效应和中介效应的Probit、Tobit模型,从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两个层面验证农旅融合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及内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农旅融合能够减缓农村收入贫困,但其减缓农村多维贫困效果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旅融合减缓农村收入贫困起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对农旅融合减缓农村多维贫困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农村居民工资收入水平和人均资本是减缓农村收入贫困的重要传导机制,但其对农村多维贫困的传导作用不显著。因此,在深入发展农旅融合时,“因症施策”“多措并举”方可有效减缓农村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     

城乡收入差距解释变量的实证研究

从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相关假说出发,对国内外学者有关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分析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人均GDP对中国现阶段的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主要是农业从业人口比例、政府财政支出、人力资本等内生的因素。     

中国农村公共转移收入的减贫效果

根据中国住户收入调查（CHIP2013）数据,本文研究了中国农村公共转移性收入的减贫效果。 本文首先分析了不同类型公共转移性收入的分布特征,包括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在不同收入组的分布、在贫困和非贫困家庭的分布等等。最后,估算不同公共转移项目的减贫效果。根据评估,当前中国公共转移性收入发挥了一定的减贫效果,使得贫困发生率下降了4.26个百分点,但仍存在低保瞄准率低下和转移收入水平偏低等问题。     

国定贫困县农村扶贫资金使用效率评价——基于湖南20个县2006―2011年的数据

以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为基础,构建农村扶贫资金使用效率的投向结构和来源结构模型,并运用湖南省20个国定贫困县2006―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不同投向和来源扶贫资金的产出弹性和贡献率都较低,扶贫资金使用存在结构失调和效率缺失。其中,科教文卫投入的产出弹性及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较高,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产出弹性和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均为负;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资金仍然发挥着主渠道作用,其产出弹性和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远远高于其他来源渠道。因此,农村扶贫资金要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应加强投向结构因素、来源结构因素与其他黏合因素的有机协调,并开辟新的资金渠道,加大投入,优化内部结构。     

基于显著性检测和超像素分割的本色织物疵点检测系统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数据,从收入不平等视角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1%,居民发生相对贫困的概率降低32%,数字普惠金融有效缓解了个体的相对剥夺状况,原因在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了家庭风险管理能力、缓解了融资约束、并促使家庭社会资本拓展。研究也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缓解效应也存在城乡群体和年龄群体的差异。因此,让数字赋能扶贫,是治理相对贫困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