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征赋》创作特色论略

西晋文学家潘岳赋的成就很高,刘勰在《文心雕龙·诠释》篇赞潘岳的纪行叙事大赋"策勋于鸿规",高度评价了潘岳创作纪行赋的文学功绩,并将其列为魏晋赋首之一。潘岳纪行赋的代表作《西征赋》体制宏大,善于用典;丽而不浮,清新明快;借古讽今,关注民生;叙事议理,彰显了民本思想,拓展了赋的表现境界。《西征赋》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从洛阳到长安,自商周至西晋近千年的历史画卷,尤其是作品中民本思想的展现,更增添了该画卷的历史厚重感。     

汉代纪行赋中天气的表达和意义

天气进入中国古代文人的视野由来己久,它出现在诸多题材中,尤其被纪行文学施以浓墨重彩。从《诗经》《楚辞》中涉及行旅的篇章到汉代的纪行赋,形诸笔端的风霜雨雪有着清晰的演变脉络。其一是从浮泛抽象嬗递到真切具体;其二是从以哀景衬乐意过渡到以哀景写哀情。这种文学现象既是历史时期气候条件恶化所致,也是纪行文体征实特征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行文中天气隐喻的需要使然。其中的天气隐喻体系又为情绪升降的表征、政治形势的比附、沿路氛围的营造而服务。汉代纪行赋在识史和补史价值之外,兼有首次在文学史上将天气描写的真实性和文学性完美契合的坐标意义。     

汉魏六朝纪行赋论略

纪行赋是汉魏六朝赋的一大门类,滥觞于《楚辞》中的《涉江》《哀郢》。第一篇纪行赋是西汉末年刘歆《遂初赋》,两汉是其确立期,建安三国是其发展转变期,它的繁荣出现在两晋,到了南朝,纪行赋的创作逐渐减少。汉魏六朝纪行赋有几个突出的特点：乱世、衰世是其产生的温床;内容上比起其他题材的赋作更侧重纪实,当然还有怀古、抒情的成分;艺术上虽然各个时期不尽相同,但主要是融记事、怀古、写景、议论、抒情于一体;叙述结构主要以纵向的、时间的顺序展开。     

纪行赋中的道里信息——以沈炯《归魂赋》为例

作为一种纪实性的行旅书写,纪行赋天然地成为历史地理研究材料。赋文既沿空间展开,一篇纪行赋就是一条具体的交通线路,这条线路上不仅有山形水文、州县郡国,还镶嵌着邮传亭驿、桥栈关津、田畴古迹,就连路况险易、城池兴衰等即时状态,亦在在可见。纪行赋又多喜就途经地的本地典故发挥议论,也就是说,它还提供多重时间维度中的地理信息。以上这些特点,使纪行赋与纯粹的“地理类”文献相比,别具一种史料价值。以沈炯《归魂赋》为例,可以看到具体交通线路在复杂历史情境下的使用情况。      

纪行赋在建安时代的变奏及其成因探微

生发于《诗经》《楚辞》及汉初骚赋中涉及行旅的纪行赋,以西汉刘歆《遂初赋》为卓成一体的标志,之后在东汉勃兴。建安以降,纪行赋虽仍保有两汉同类题材作品中叙行与述志、时间与地理交织互见的书写传统,但整体上已然展露出记录征伐、昭示军力以及同题共作的倾向。这些在主题、基调、功能上的赋风突变,与东汉末年中原战乱频仍、曹魏邺下文人集团昌隆兴盛这两大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前者提供了纪行述志的基础,也改变了赋作素材和风气;后者创造了同题共作的契机,又激发了赋家批评和交流。     

潘岳赋论

潘岳与陆机齐名,是西晋最著名的文学家。他的赋在六朝时期就极受推重,刘勰称之为“魏晋之赋首”(《文心雕龙·诠赋》),今存中国第一部文学总集萧统《文选》选录他的赋多至8篇,居周、汉、魏、晋、宋、齐、梁历代作家之首。尽管年代久远,存文不易,可潘赋流传于今者仍有20多篇。这些作品大体上可以分成抒情、纪行、咏物三类。本文试为论述,以求专家匡正。     

追步前贤不乏创变--论扬雄赋

扬雄对辞赋创作空间的开拓主要表现在创立了"都邑"与"逐贫"两种题材系列,其次是兆示了"纪行"赋因地怀古模式的出现;其他题材的赋,作者比肩司马相如、东方朔诸家又有所创变,故在汉赋史上赢得崇高地位.     

江山入赋——宋代纪行赋中的文本风景与历史地理

有宋一代，纪行赋完帙多达15篇，数目冠绝历代，且粲然可观，不乏自撰成后就广受好评的名家佳构。例如邢居实的《南征赋》，苏轼就假他人语盛赞其“亦足以藉手见古人矣”，黄庭坚亦称述其“笔墨山立，自为一家”。宋代纪行赋体格高古、文风遒健，对舟行路线、川流景观、水文特征及江河水系的叙述尤其细腻、密集，这一方面与纪行赋“因地及史、叙行述志”的文体机制以及宋人好藉“水”进行创作和论文的风尚有直接联系；另一方面也与宋代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其文本面貌受到行政区划因革、疆域边界改易、地形水势变迁、政治氛围更替等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爬罗剔抉宋代纪行赋文本背后的文化语境和史地信息，曾经湮没的山川形貌、人物风土、节序物候等，多可据此得悉。 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华北一景——越南如清使臣纪行诗中的雄安书写研究

越南燕行使臣有创作中国纪行的传统,其形式则包括纪行散文、纪行图和纪行诗。由于雄县归义驿是18世纪中越贡道上的重要驿站,越南如清使臣在奔赴北京途中往往取道雄县,形成了对雄安地区的观察与接触,催生了越南使臣纪行诗中的雄安书写。以文学地理学的视角考察现存的四首雄安地区纪行诗,可见越南使臣的雄安书写具有鲜明的地理风格,不仅从交通地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等多个角度,生成了交通枢纽、北方胜景和历史文化名区的文学地域形象,还以地理元素及其多种排列组合方式起到传情达意的作用,实现了多元化的使臣形象自塑。     

班昭文学作品述论

班昭有四篇辞赋传世,其中的《东征赋》是纪行题材中的重要篇章。现存的两篇奏疏也堪称散文佳作。班昭写作辞赋主要受家庭文学氛围的熏陶以及上层社会对辞赋喜好的影响,但由于思想上受儒家礼教的束缚,她进行文学创作的自觉性、积极性并不高,这使她难以成为与父兄比肩的大文学家。     

论屈原作品和骚体纪行赋

昔文士羁旅,多作行旅赋,经途草泽之际,或欣于山水之美,或怵慑羁役行难,途中之所见、所闻、所感,往往映射内心情志与理想。屈原一生三度遭遇放逐,足迹经湘江,越洞庭,渡沅水,彷徨山泽,无所告诉,因而写下《离骚》《涉江》《哀郢》《抽思》《远游》等诸多纪行之作,文采斐丽,寓意愤然,自汉代刘向继作《远游赋》之后,启示骚体纪行赋的写作。     

简论汉代纪行赋的话语策略及相关问题

汉代纪行赋依据赋作主题的需要,采用史地结合的话语策略,并对相关地域的历史故实采取选择性叙述。这种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相结合的叙事模式,既有效地避免了二者的局限性,也彰显了赋作者的赋才、史识,并满足了汉赋的政治功用性和援古陈情的作赋需求,最终达到了借史咏怀的作赋目的。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王北疆纪行诗

王珪使辽行程中写下的18首北疆纪行诗,因作者足迹的不断挪移,所以呈现出空间上的地理学特征;又因其抒情感怀以诗为载体,所以具有明显的文学意义。用文学地理学的视角观照王珪这组纪行诗,可以确证其由汴京出发最远至内蒙古赤峰市的使辽线路,并探寻王珪纪行诗作中冬春代序的物候景象和北国“江山”的文学建构,发掘诗作中以使臣情绪、思古幽情、乡愁意绪为代表的情感意蕴。     

论汉赋文化机制的多元性

昔人称汉赋为“一代之文学”,其中包含两层意义:一、汉赋恢宏先秦文学,有使赋体文学定型之功绩;二、赋在汉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是任何一朝所没有的.前一种意义内含了赋体文学的渊源问题,后一种意义又标明赋体文学定型于汉代这一文学现象,表现了汉赋在汉代的特异性和包容性.     

从歌功颂德到体物写志的嬗变——论汉至建安咏物赋的意义转变

中国辞赋文学以散体大赋为正宗,而以短篇小赋为别体.汉末建安之际赋体变革,咏物赋篇数增多,多为短篇且富有文学情趣,成为赋体文学发展史中的奇葩.汉代咏物赋在创作主旨上呈现出歌功颂德的倾向,辞藻华丽,而在东汉末期咏物赋开始向抒情的楚骚传统复归,形式短小,这种端倪在建安时期得以成熟,真正走向了体物写志,呈现出题材多样化、描写通俗化、语言口语化、审美抒情化的特点,成为赋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赋体起源和宋玉的文体创造——兼论汉代赋论家的赋体探源

赋体起源问题在学术界一直聚讼纷纭,迄无定论.弄清这一问题,能加深对于赋的文体特征的认识,更准确地把握赋体文学.汉代赋论家的赋体探源虽然受到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并有把文学体裁和文学方法、起源和来源等混为一谈的毛病,但他们都看到了楚地作家和楚文学与赋体文学的密切联系.不过,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无论是从文化精神还是从文体风格上都与赋体文学有较大差异,荀子赋作乃其晚年入楚所作,时间晚于宋玉作品,因此赋体文学的真正创始者是宋玉.赋的丈体特征反映了势尊道卑的政治语境下丈人参与社会生活的情感与心态,同时也显示了丈人由王者之师的角色期待向言语侍从之臣的现实处境转化的文化轨迹.宋玉的处境和心情对于后世丈人具有普遍的意义,他的文体创造开启了有汉一代之文学.     

试论高丽朝赋文学创作

高丽朝的赋只有40多篇,但是它们在韩国的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高丽朝主要是通过《文选》、学习并改良中国的科举制度以及苏轼来接受中国的古赋、律赋和文赋的.对于高丽朝赋文学的研究不仅可以考辨韩国古代赋文学的外在特点、内在风格及其与中国赋的关联,更可以发现高丽文人的情思及独特的审美理想与特征.     

传播与接受视域中的中古赋及中古赋论

在传播与接受视域中,唐至清代的接受者对中古赋作因采用了不同的批评标准和批评方法而产生了不尽相同的评价.其赋评基调大体经历了一条由贬抑到肯定的演变轨迹.中古赋论对于文学的自觉和审美的要求与重视,迥异于汉代赋论对赋之政治功利之用的追求,它是最早回归赋文学本位并初具自觉的赋体批评意识的赋学理论.中古赋论内涵丰富,对唐至清代赋学产生了深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赋欲丽”等赋学现在后世的回响;二是赋论批评形态为后世所承袭;三是赋学辨体理路在后世得以延续.     

朝鲜朝闵齐仁赋作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受容——以《酒赋》、《相马失之瘦赋》为中心

闵齐仁是朝鲜朝中期文人,《立岩集》收录其赋作16篇.以其《酒赋》和《相马失之瘦赋》为中心,从题材内容、典故化用和新儒学思想等方面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学对其赋作创作的影响以及闵齐仁赋作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受容.从中不仅反映出朝鲜文人创作与中国文学极为密切的关系,也体现出闵齐仁“文以载道”的家国意识.     

井上靖丝路纪行创作与人类理想社会的浪漫探索

井上靖凭借西域小说为学界和大众所熟知,纵观其跨越40年的西域创作,西域历史小说创作集中于其实地探访西域之前,自1965年访问中亚丝路遗迹,其西域创作转向纪行、诗歌体裁。通过对照梳理井上靖的西域创作,会发现他在丝路纪行、诗歌中回应了西域历史小说的想象,同时延续了历史小说中的自然、历史主题。井上靖借助最后的长篇小说《孔子》,将以文学想象建构的西域丝路时空进一步延伸至对人类理想社会的思考。井上靖的丝路纪行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学范本,具有不容忽视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