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贬琼期间践行《周易》中正观初探

苏轼贬琼期间为海南作出过巨大贡献,表现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这都与苏轼固守与践行《周易》中正观密不可分。中正观强调为人的不偏不倚,胸怀正道。苏轼本着无心正静、循理无私修养德行;本着刚健中正、守正敬慎为海南民众做事;遵循蒙以养正、中道行正开创海南文教风气。所以,《周易》中正观对苏轼贬琼期间的立身处世有着较为直接的思想指导意义。     

论元杂剧中苏轼戏的结尾

苏轼作为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天才式人物,在诗、词、文、赋、书法、绘画领域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纵观苏轼的一生,其思想比较复杂,集儒、释、道于一身。元杂剧《苏子瞻醉写赤壁赋》、《花间四友东坡梦》、《苏子瞻风雪贬黄州》对结局的处理就将苏轼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释苏轼《王安石赠太傅制》中的"微意"

苏轼《王安石赠太傅制》是讨论王安石、苏轼二人关系乃至元祐更化之初政治变化的重要文献.古今学者对于该文理解不一,乃至有完全相反的认识.其原因在于对于制词本身所具有的显、隐二义认识不足.赠官制书,表面上是褒词,不失王言之体,但苏轼采取寓贬于褒、明褒暗贬的写作手法,表达了个人对王安石学术和新法的否定,这也意味着苏轼与王安石二人的关系虽已缓和,但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和解.     

人生交响曲中的双重旋律──论苏轼仁政爱民的政治思想和随缘放旷的人生态度

苏轼在朝为官,直言谠论,主张推行仁政,重视民心;任地方官时,爱民如子,政绩卓著。仁政爱民的思想是贯穿苏轼一生的一条主线。苏轼从小就具有浪漫气质。乌台诗案后,他更以老庄哲学修补自尊、自信,构筑一个新的超脱的精神世界。惠州、儋州之贬后,他依然保持着生命的活力、稳定的心智。这种随缘放旷的人生态度,是贯穿苏轼一生的又一条主线,它与仁政爱民的政治思想并行不悖,构成苏轼人生交响曲的双重旋律。     

韩愈刺潮与苏轼寓惠对地方文化影响比较论

起衰拯溺的韩愈和风流超旷的苏轼是唐宋而降中国文化史上的两座大山,他们是中国文人中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两人都有过远贬岭海的共同经历。韩愈的贬潮与苏轼的谪惠,对潮、惠两地的地方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人们的心目中矗起了一座丰碑,这是两人的共同之处;但因思想个性、生活经历、贬谪身份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两人对潮、惠两地的文化影响又有其各自的特色。     

苏轼南贬儋州经行路线考论

苏轼一生南羁北宦、颠沛流离,其中南贬儋州乃宦迹的最后一站。他于绍圣四年（1097）四月十九日离开惠州,同年七月二日到达儋州;元符三年（1100）六月上旬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一月四日到达大庾岭,结束了岭南贬谪生活,回到内地。其间所经行的路线、交游的人物及创作的诗文,班班可考,无不彰显了诗人坎坷的心路历程与丰富的情感内涵。我们通过察考苏轼南贬儋州经行路线,兼及其交游人物与所作诗文,对深化晚年苏轼研究,探讨宋代交通与文学关系研究均不无禆益。     

苏轼贬谪词的意象衔接研究

苏轼贬居黄州时所创作的贬谪词中,对自我流贬情景的描述和贬谪心绪的抒写呈现出对自我人生悲剧的淡化和对流贬逆境的顺适与超然.以韩礼德的语篇衔接理论为指导,把意象分为描绘性意象、拟情性意象、预示性意象和比喻性意象, 来探讨意象在苏词语篇中的衔接与连贯作用.     

论苏轼在黄州的思想及创作

黄州之贬，短短五年，却是苏轼一生中的重要时期．本文从探讨苏轼思想中懦、道、佛三者的位置及相互联系入手，分析了诗人在逆境中通过对人生的思考领悟，从而升华出的一种伟大的人格，一种生命的愉悦；其次，分析了作为这一过程之写照的苏轼在黄州的创作，总体上呈现着旷达适意而隐现忧伤的境界．这两点正是苏轼给予中国文化史的卓越贡献．     

苏轼黄州佛禅"功业"述论

苏轼一生经历丰富,无论在朝为官,还是到外地任职,都有诸多利国利民的政绩.但是,他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却把自己的"平生功业"归结于遭贬谪的黄州和岭海时期,对经世治国的功业只字不提,说明其"功业"标准已发生质变.苏轼在黄州建立的功业,除文学业绩外,佛禅"功业"应当是重要内容,因为贬居黄州期间,苏轼宣布"归诚佛僧"、自号"东坡居士"、广交僧人禅师,在学佛习禅的道路上取得了标志性成果.     

佛道思想与苏轼仕途生涯

宋人罗大经引述朱熹批评苏轼兄弟的话说:“‘二苏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倾危变幻之习,早拾苏(秦)张(仪)之绪余,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谓此文公二十八字弹文也。”“苏轼早期文章,颇有《战国策》纵横议论之风,这一点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至于苏轼与佛老的关系,在他遭贬以后,对佛道典籍的兴趣明显增浓,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苏轼接触佛道典籍并醉心于其中的思想,实际上可以追溯到他儿时在家塾学习时,苏轼对于庄子思想和文辞的喜     

屠格涅夫文学批评的美学观念与实践品格

屠格涅夫不仅是享誉世界的著名作家,而且还是一位批评大师。他立足现实,根据文学的时代使命,继承别林斯基的批评观,自觉从事文学批评活动,对文学批评的性质、功用、标准和批评家的素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就俄欧文学及作家作品展开了广泛的评论,其有关的文学批评充分体现了他文学批评的美学观念和实践品格。     

杨慎对苏轼文学家族的批评

作为有明一代非常重要的巴蜀文人杨慎,学问博洽,茹涵既富,根柢盘深,方能在七子笼罩文坛之时,独立门户,有所创获.故杨慎的文学创作是基于其自身的文化积淀,其中之一是潜在地受到蜀文化的影响.杨慎对蜀文化的发展传承展开分析,又特别是对宋代三苏的文学成就展开全面批评,其中的重点是对文风和学风的批评.     

论王充“疾虚妄”、“务实诚”的文学观

王充在<论衡>中提出的"疾虚妄"、"务实诚"的思想,是其文学批评理论的基本原则,在这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王充提出了一系列文学批评理论的原则和方法.如真实、准确、独创的文学创作原则;质文相称的文质观;语文一致、通俗可晓的文学语言观;"实诚在胸臆"的作家修养观等.     

杨慎对苏轼文学家族的批评

作为有明一代非常重要的巴蜀文人杨慎,学问博洽,茹涵既富,根柢盘深,方能在七子笼罩文坛之时,独立门户,有所创获。故杨慎的文学创作是基于其自身的文化积淀,其中之一是潜在地受到蜀文化的影响。杨慎对蜀文化的发展传承展开分析,又特别是对宋代三苏的文学成就展开全面批评,其中的重点是对文风和学风的批评。     

感受批评：王蒙的文学批评范式

王蒙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实践相兼相融，其书写视野和致思路径独特而新颖。作为最为典型的作家批评者的王蒙，他将感受和对话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范式，颠覆了苦大仇深似的学术陈见，彰显出一位优秀的小说理论家和出色的批评家双重角色的智慧和才情，确立了王蒙在中国当代批评史上特有的地位。     

论王船山文学创作与批评之关系——以和韵诗、仿体诗、谐趣诗为例

王船山是文学批评的大家,其诗歌创作在明清之际也自成一体。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关系可引领我们探寻王船山诗学的奥秘。通过对王船山和韵诗、仿体诗、谐趣诗的研究,发现其诗歌创作与批评的若干背离之处,联系王船山思想性格及诗学变化历程进行深入讨论,可以看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背离,一方面根植于王船山性情之豪逸与时代责任感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是因为王船山晚年对早期性格与思想的全面反思与矫正。     

"挂笔"宣言:大江健三郎后期小说创作的新策略--兼论大江健三郎"后期作品的风格形式"

大江健三郎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出人意料地发表的“挂笔”宣言,其实这是他后期小说创作的新策略,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摆脱渐趋僵化的“大江式”的小说模式,重新寻找自己的“后期作品的风格形式”。大江后期创作的风格形式主要表现为:确立“灵魂”主题在创作中的核心位置;创作前以宣布“挂笔”的方式,清空自己的心灵;构思上努力打破时空界限,以寻求“可以从全方位来表现”灵魂主题;叙事上则表现为一种结构与解构并举的风格。     

论沈约文学活动的影响

沈约是齐梁之际的著名诗人和文坛领袖 ,其文学活动包括诗歌创作、提励文学新人、参与文学集团与倡导以“三易说”为主要内容的文学思想四个方面。他所提倡的“四声” ,引起了声律说的广泛流行 ;求真向俗的文学思想更在当时起到了革除晋宋诗歌生涩僵硬的弊端的作用 ;而这种文学思想却又导致了后代诗人对沈约的批评与冷落。     

浅谈王蒙文学批评的个性特征

王蒙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也是一位具有深刻艺术鉴赏力和判断力的文学批评家,是作家学者化的典型代表。他以宏阔的社会经验和人生经验为依托,以自身的创作实践为基础,展开了颇有实效性的批评,形成了王蒙的“这一个”。王蒙的文学批评,不是单一的理论的纵向延伸,而是现实背景上的多维展开,本文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和阐述力图能够呈现一个相对全景的批评家———王蒙。     

从对屈原的评价看汉代人的文学批评思想

汉代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反映了汉人的文学批评思想和文学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以人品定文品,肯定屈原及其作品者目之为“忠贞之臣”,而贬之者则说他是“狂狷之士;司马迁透过屈原的作品发现了一个“怨”字,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的创作动因论;以儒家诗教原则和儒家经典为标准对屈原作品进行评判,反映出汉代以政教为中心的实用批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