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的孤鸿——论苏词中所蕴涵的“孤独感”

北宋大文豪苏轼一生都处于不断地外放与贬谪之中.作为政客的他无疑是失败且落魄的,但同时,任谁也不能忽视他在文坛上"浑视百代"的光华.身兼政客、文人双重身份的苏轼,其文学创作不能不说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他在宦海沉浮的影响,他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词常常流露一种"天涯倦客"式的孤独感.     

名流印可、文人干谒与南宋诗歌风貌

文人印可延誉、干谒请托等行为与南宋诗歌风貌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杨万里品题延誉之高妙技法,成就了其独特风格的诚斋体;陆游注重社交酬唱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应酬之作在其集中占有很大比例,呈现出放翁之大家气象;姜夔为迎合名流的审美趣味而创作,其诗词展示了江湖谒客的人格精神、命运遭际和复杂心理。名流印可、文人干谒,客观上对当时诗歌风貌之形成起到了强有力推动作用,促成了整个时代诗歌风貌的嬗变。     

论苏轼的“归隐情结”及其文化心态

苏轼的“归隐情结”,不仅根基于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而且往往以政治失意为媒介,导源于身心相离的倦客心理。剖析苏轼“归心”与“壮心”、“忧心”、“倦心”动态交织的心路历程,对于探究宋代士大夫文人的文化心态具有重要意义。     

气候变化对宋夏战事的影响再议

针对《气候变化对宋夏战事的影响述论》一文中的不足,本文从三个方面进一步讨论了气候变化与宋夏战事的关系。第一,探讨了短期气象活动对宋夏战事的影响。第二,分析了战争强度大小与气候变动的关系。第三,在重建北宋和西夏各自的气温序列与水旱指数的基础上,探讨了宋夏两国各自的气候变动与两国之间战事的关系。     

地理交通视角下的五代巴蜀文学生态

五代巴蜀文学异质多元、波澜壮阔,存在不同文学版块之间的交流互动和输血重构现象.唐末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干戈扰攘、战乱频仍,许多文人为躲避战火的摧残纷纷选择入蜀避难.巴蜀地区关阁栈道、曲折往复的陆路交通地理以及溪流纵横、高山滩川般的水路交通条件,对入蜀文人的行旅创作和迁徙态势产生了深刻影响.入蜀文人深受中原文化的浸润与熏陶,他们对新奇陌生、亘古蛮荒的巴蜀文化带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抵触心理和隔膜情绪.入蜀文人颠沛流离的身世遭际以及对蜀地文化凄迷感伤的认知心路,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巴蜀文坛的审美价值取向与文学创作风貌.     

北宋入蜀文人群体述论

北宋入蜀文人群体不仅反映了北宋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风貌和特征,也体现了他们和巴蜀地域的密切关系。北宋文人以官员身份入蜀,在政治上富有较大的影响力,而且在文化上也具有较高的修养。巴蜀地域文化的特质,影响着他们的文学创作,形成其文学风格的多样性特征。     

南唐词的审美特质

花间词与南唐词,是五代词坛盛开的两束奇葩,虽然较多表现离别相思、儿女情怀,却展现出各自不同的气质风貌、艺术魅力.两者风格特征的区别,与巴蜀和江南地域文化的差异密切相关.通过与花间词的综合比较,彰显出南唐词独特的审美特质:富贵典雅之致、忧患感伤之意、主观情性之美、疏朗清畅之调.南唐词艺术为北宋文人词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典范意义.     

《文潞公集》版本考略

文彦博是北宋与富弼、司马光齐名的政治家,其诗文书法俱佳,在北宋政坛与文坛举足轻重。镜考《文潞公集》版本源流和比勘现存的版本,有助于分析研究文彦博的创作特色和思想理念,从而更好地去了解北宋中后期的文学发展脉络和社会政治文化风貌。     

北宋运河时代语境下汴水的新书写

北宋运河时代,文人对汴水的书写呈现不同以往的风貌与内涵。首先,汴水成为寓居、交游的生活空间,汴水书写走向日常审美化,展现了北宋文人主动欣赏与融入都城生活的姿态。其次,北宋文人在运河时代语境下对仕途迁转的体验更为丰富,对出入世矛盾的省察也更为深刻,其汴水书写体现了对仕功以外人生志趣的探索。最后,北宋神宗时期关于汴水治理问题的争论催生了以漕运话题为中心的汴水书写。北宋文人关注民生,以"平视"都城的角度书写汴水漕运,其选择具有高度的自觉性。     

试论北宋文人游仙诗

北宋文人创作了三百首左右游仙诗。北宋文人少数仍相信游仙之事并作诗纪之,大多文人创作游仙诗的动机与道教信仰没有必然联系,甚至对神仙道教产生质疑。他们或者在游仙诗中直接点明其疑心,或者在梦仙诗中间接表达怀疑态度,有些文人在游仙诗中甚至对神话故事、道教神仙进行戏嘲、调侃。而这些恰恰反映了北宋文人创作思想的变化。     

永乐筑城与永乐之战

永乐筑城与永乐之战是宋、夏战争史上很重要的事件,对北宋元丰年间所进行的宋夏战争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北宋统治集团欲图复兴、灵的计划受到挫折,宋夏对峙的局面得以继续保持。所以,这次宋夏之战历来为史学研究者所重视。但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北宋修筑永乐城以及永乐之战中北宋惨败呢?本文试就此进行一些探讨。一、关于永乐筑城永乐城,又名银川寨(在今陕西榆林县上盐湾乡上盐湾村),是北宋于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收复西夏所据银州后,为实施占据横山,俯视兴灵的战略方针,修筑而取代故银州的新城。据《宋史·地理志》载:“银州,元丰四年收复。五年,即永乐小川筑新城,距故     

中国战争小说创作的世纪回眸

20世纪中国战争小说是在近代反侵略战争背景和近代小说革命的浪潮中发端的,并义无返顾地担当起为社会政治服务的使命;受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20年代末"反战"小说曾昙花一现;20世纪中国战争小说的第一个创作热潮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和国统区各涌现了众多风貌各异的抗战小说,解放区战争小说则题材新颖、风格独特;50年代掀起了战争小说创作的第二个热潮;80年代中期之后战争小说创作逐渐摆脱了政治的单一影响而走向了多元.     

经学与文学关系的多维观照——以北宋古文理论与创作为中心

本文以北宋古文理论与创作为对象,探讨中国古代经学与文学的复杂关系.宋初文人的 "尊经"观念对古文理论产生不同导向,一些古文家在理论上为古文的发展开拓空间,在创作实践层面,文人对经典的体认深入古文创作,而古文技艺之进展,又反过来推动释经活动.当一家经学成为官学之后,古文家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文格,并未完全屈膝于国家意识形态之下.文本最后对"经术派"是否存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苏辙辞赋创作研究

苏辙辞赋创作的主要体制形式有文赋、骚体赋和四言赋。苏辙的辞赋创作是其生活理趣的生动写照,同时也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生活情趣、审美风尚和赋学观念的一个反映。考察苏辙的赋作创作,在辞赋的形式、题材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其文赋的创作,是北宋古文家"以散言为赋"的一个典型;其骚体赋既是对屈原"发愤抒情"的精神传承,也是北宋中期经世致用思潮的反映;其四言赋,则是拟古的结果。苏辙辞赋创作的这些探索,对北宋后期苏门文人的辞赋创作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韩愈是北宋前期世风和文风重塑的重要范型

韩愈的文学作品与道统观念,深刻影响了北宋士人精神世界的构建.北宋是典型的文人社会,"庆历士风"是北宋文人士大夫创造的重要精神成果,其涵养过程既有士大夫优秀品格的历史积淀,也有自己独特的精神资源.庆历士人多以韩愈为榜样,他们通过积极的政治活动,扩大了文学创作的影响,使文学与政治呈现出一定的互动关系.庆历士风中.和而不同"、"笃于自信"的精神内核,与古文运动互为表里,使宋代散文家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宋代文凤发生转变,既是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使然,也与士风丕变有关.政治是非与人格评判的结缘、文人对自我完美人格的诉求、文人政治理想与现实斗争的冲突等,都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深刻的变化.     

心理维度下魏晋南北朝困厄文人的自我剖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困厄文人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别有特色的乱世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枝奇葩,此期文学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但是从心理维度考察分析作家作品的创作风格、创作内容形成的心理机制及其与社会时代背景的关系至今研究不多.文章以魏晋南北朝时困厄文人的人生经历及其创作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心理期待的视野下,通过困厄文人对人生价值的认识及其自我实现方式的心灵慰藉的分析,将其分为三种类型,即执着型、超越型和沉潜型,从而更好地理解文学与社会、政治、经济及作家生活经历的关系.     

论南宋前中期的词坛风尚及尊体进程

宋代是词体发展成熟期,以靖康之变为分水岭,南、北宋词创作从主题内容到艺术风格都呈现出明显不同。南渡后,金兵南侵、朝廷乐禁以及文人心态的转变,使得传统词坛创作环境发生断裂,词体在主题、功能上产生新变,词集刊刻较为丰富,以陆游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对词体的态度也有所变化。词逐渐摆脱了北宋以来的"小道"地位,明显向诗靠拢。从词体发展史来看,南宋前中期是词风嬗变以及推尊词体的重要阶段。     

大庆石油文学的创作风格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大庆石油文学,通过诗歌、话剧、小说、报告文学等多种文学形式,反映和体现了50余年来不断成长变化的大庆精神,在三个不同阶段彰显了大庆人的精神境界和人文情怀。由以工人创作为主的石油文学到以文人创作为主的石油文学是大庆石油文学风格转换的主要特征,奠定了大庆石油文学的基础。     

中唐文人词的艺术成就与词史地位

中唐文人词的作品数量与初盛唐相比 ,已有所增长 ,表明文人词的作用正在摆脱那种偶尔染指、零章单篇的偶发状态 ,逐步走向自觉与熟练。“依调填词”已经成为中唐文人的一种较自觉的创作实践。表明这个时期文人在音乐文学形式及创作方式等理论观念上已趋向明确和成熟。在内容题材方面 ,中唐文人词的创作正逐步突破宫廷娱乐的狭小范围 ,有所扩展。在艺术风貌方面 ,中唐文人词既表现出受近体诗和民间词双重影响痕迹 ,又体现出文人词特有的艺术风采和审美特征。     

试论河湟酋豪对北宋民族政策的影响

河湟区域是宋夏战争中,北宋军事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北宋在对河湟的经略中,非常重视笼络蕃族酋豪.因为,蕃族酋豪不仅影响着河湟唃厮啰政权的政治向背,而且也影响到北宋对河湟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可以说,北宋在不同时期对河湟的民族政策都有他们深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