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的军事决策及其成败

自宋神宗朝以后,北宋中央的军事决策机制得到重构。熙宁时期实行皇权与相权共同决策的机制,枢密院地位有所下降。元丰时期皇权决策逐渐走向独断。绍述时期相权有所膨胀,章惇曾以私书控制西北对夏战局。徽宗时期中央的军事决策与神宗朝颇为相似,也呈现出独断的特点。其在整体上虽保持着经略安抚使边防统兵体制,但是在具体的几场对夏战争中,中央首先任命副相主持边防战局,其后又任用宦官,转而又专任将帅,仅在哲宗时期的对夏战争中维持了传统的经略安抚使边防军事决策机制。在边防决策与执行上,从啰兀城之战到统安城之战,仅神宗后期的兰州之战及哲宗朝的洪德堡之战、平夏城之战等几场守御性质的战争获胜,其余几场主动进攻之战皆以失败告终。在进攻战中,决策者及统兵官皆存在决策失误和轻敌妄进之举,且在深入西夏腹地以后未能解决粮草不足的问题,这与战前决策的失误有重要的关系。在哲宗朝的守御之战中,统兵官则一改以往在对夏战争中轻敌妄进的传统弊病,发挥了避实击虚的持重优势。     

“倦”与“不倦”

"不倦"是古典时代的"通德"之一,也是理想的存在方式。以强大的爱敬为其基本态度,以坚定的信念与专一坚韧的意志为其基本品格,以深深扎根天地万物而不以己自限为其根基,不倦指向自我的超越与对他者的拯救。我不倦,也使民不倦,这是古典时代的理想。现代人以"个"为"体",以"己"自限,虽富虽强却注定远离不倦。甚而,欣赏倦、赞美倦成为时代品味。于是,现代人之倦意注定挥之不去。     

唐代的战争文学与战争宣传

唐代文学的重要特性之一就是与唐代的对外战争有着密切的关联,许多文人都在作品中表现快意英豪的情感倾向,或夸示王霸大略,或描述战争场景;在传播形态上,唐代歌诗往往酬唱应答,颇具良好的互动性和社交性,乐舞、变文等曲艺多具有俗文学喜闻乐见的活泼形式,在宫廷和民间广泛流行,其所承载的战争主题相应地获得了理想的传播效果。与民间相应,幕府内部的边塞诗创作与乐舞表演在媒介形式单一化的时期,起到了不可小觑的宣传作用,国家意识和民族主义也在这样的文学传播中得到极大的张扬。从传播学的角度理解唐代战争文学与宣传的关系,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唐代文学的特性,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宣传思想史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切入点。     

20世纪西方战争文学中的“毁坏”意识

在20世纪西方战争文学中,大多没有了传统的英雄叙事品格,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战争结束的和平生活中,无论是死难者还是幸存者,到处显露的是生命与灵魂的被毁坏,“毁坏”意识已然代替了英雄主义题旨.现代作家站在战争之上审视战争本身,在毁灭性经验中反恩人类理性和文明的本质,质问传统文化的价值.因此20世纪的西方战争文学实质上成为地道的“反战文学”.这是20世纪有关人类争端的新认识,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鲜明的纪念.可以说,“反战文学”已经成为20世纪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是西方文学史上沉重的伤痕之花,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西方传统文化信念和现代人的裂解痛苦.     

民生情怀——文学恒在的魅力

民生情怀或缺是文学式微的主要症结之一.文学何以复兴?民生情怀为文学恒在的魅力,当把其带入文学"重新出发"的进程.因为民生情怀是文学人民性的精髓;民生情怀是文学时代性的坐标;民生情怀是文学世界性的语境.中国文学要融入世界文学的发展,呼唤文学创作有更多真诚执着的民生情怀.     

图文“战争”背后的“温情”:文学与视觉艺术的互文

视觉文化的盛行引发了一场不可避免的图文“战争”,但“战争”的结果并没有导致文学的凄凉退场,文学的重要性从另一个角度被提出.张艺谋认为,影视艺术的繁荣与否主要取决于文学.由电影的创作可知,视觉艺术离不开文学的发展,文学艺术给电影提供了感性和精神层面的资源.通过对文学与视觉的双重超越,电影成功实现了对文学的改编.从这个角度上说,文学艺术并没有没落,它的一些光彩只不过是通过电影艺术凸显出来.而且,视觉文化也并非洪水猛兽,文学艺术的发展需要保持开放与坚守两种心态.     

“文字叙事”建构“历史记忆”：解读日本战争文学的证言书写

证言书写是战争文学的一种特殊存在,它依靠战争亲历者对自身体验的记录和回忆,“还原”碎片化的微观战争场景。因此,它具有展示真实历史片段的“实证性”。同时,对战争的反思亦反映了书写者对人类以及人类社会复杂性的深刻洞察。在日本,根据时空转换以及创作主体的不同,我们需要关注文人与庶民在战争前线、战争大后方以及战争结束后的证言书写。但无论是哪一种类型,它始终没有模糊历史与文学、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避免让读者陷入虚构化、文本化历史的境地。证言书写记录的虽然是个人的、零碎的体验或回忆,但却是宏大的、权威历史叙事的有效补充;它虽然是民间的,但既有与官方记忆相一致,也有不同或是相反的内容,而这部分“反记忆”恰恰是证言书写的最大实践价值——对国家历史编纂学科权力的挑战。     

忧患意识与闲适情怀——转型期文学研究之一

本文以九十年代进入社会转型期后的中国文坛为研究对象，评述两类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作家——忧患型作家与闲适型作家。忧患型作家以笔为旗，与物欲横流的商业化大潮进行直接的抗战。闲适型作家则以其高雅脱俗的作品与世俗社会进行另一种形式的对抗。他们的创作，不仅成了当代文坛的两道亮丽的风景线，也将成为二十一世纪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作为“反应装置”的战争和作为“认知装置”的“战后”——为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再寻坐标的尝试

逻辑预设、理论工具和认识装置之趋同,使得近年来中国的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同温层效应”。为使该领域研究能在更开阔的空间中走向深广,本文提出以下三个观念维度：其一,应以“江湖文学史”的观念重审昭和文学史的史述逻辑,以“影子研究”的方法,以德意诸国同类文学为参照系,为日本战争文学建立有效的世界坐标;其二,可将“战后”视作历史后视镜般的认知装置,以一种时间维度重新照亮战争与日本文学、思想、社会的过往,在“知其然”的基础上,反推其“所以然”,展望“将若何”;其三,有必要在同时代日本文坛内部建立起侪辈间可资参照的坐标,描绘战时文学家时局因应的多色光谱,并据此考察在极端语境下的文学家、异态时空中的人,使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在政治与文学、暴力与文明、战争与人的复杂关系层面上成为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思想资源。     

战时中国文学呈现的中外文学交流

抗战时期,中国作家的双向迁徙(出国和归国),加强了战时中国文学的对外联系,并开启了战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新方式。而战时文学翻译活动在不同的政治地区的开展,对外国文学译介质量的提升,反战层面上的中日文学交流等,都拓展着战时中国文学的世界性视野。世界战争所沟通的人类基本情感,使中外文学交流有可能进入一种更宏大也更具体性的空间;交流不仅是了解对方的传统,更在于了解富有活力的当代及其文学,这使得战时中外文学交流成为反侵略战争的一个部分;战时文学交流也是一种自觉的双向行为,中国作家由此有了向世界展示中国新文学的自信和自觉,这些都使得中外文学交流成为战时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空间之一。     

宗教情怀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悲剧意识

“悲剧意识”是对人类生存“悲剧性”的一种总体性的心灵感受和精神把握。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 ,“现代性”危机和价值意义的困惑贯穿了 2 0世纪的始终。宗教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对“彼岸”的肯定和向往来体现对“此岸”的批判和否定 ,就包含有对现实的世俗世界的否定和超越。而文学艺术在与世俗的形而下世界的分裂、对立以及否定和超越上 ,在对现代人的灵魂实施“拯救”或“救赎”上 ,与宗教的精神功能有着本质上的相通。     

战争与中国抗战文学——“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5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杂志社与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重庆联合举办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就“战争与20世纪中国文学”、“重庆文学在抗战文学中的地位”、“开拓研究中国抗战文学的新视野”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探讨。     

野间宏的战争文学批判研究

野间宏的转向体验小说和战争体验小说在日本战后文坛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他的战争文学固然有对日本军国主义专制统治和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进行批判的积极因素 ,但也存在着故意模糊战争的侵略性质 ,为日本人的侵略战争推卸责任的思想意识 ,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     

古乐想象与文学呈现：明代乐府诗的复古和新变

人们对明代乐府诗评价不高,多斥之为“模拟剽窃”。其实明代从立国之初就大力提倡古乐,在此种背景下,文人试图通过拟写乐府诗恢复汉魏古乐,以形式上的相似形成对古乐的想象,同时将目光转向民间俗曲,但最终从古歌谣中获得滋养。明人在创作乐府诗的过程中,努力寻求古题乐府诗的“本义”,继承元白新乐府、咏史乐府诗传统,加强讽喻,采用附加题目、加入诗序、固守形式、追求多元风格等方式彰显个性化。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明代乐府诗已完全脱离歌辞系统,文学性进一步增强。     

战争背景下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

战争构成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流变的重要背景,它不仅直接制约着战时作家的生活与文学面貌,多方面地影响着战时文学的主题、题材选择与文体风格及创作形式的确定,而且战时形成的社会心态与文化规范对此时此后的文学发展有重大的型范作用。     

20世纪西方战争文学中的“敌人”问题

在20世纪西方战争文学中,“敌人”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件常识,它在三个向度得到重新的考量:一是等级森严的军队建制和人的权利欲望的关系,体现出某种政治文化的利害冲突;二是人性的局限性在残忍搏杀中的变异,使得战争的残酷增加了邪恶性;三是敌对阵营士兵之间对共同命运的审视以及对生命本身的重新认识.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考量是对西方近代以来人文理性传统的特殊反思.     

全球化背景下琪客文学在中国的接受

琪客文学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英美文坛,其热度一直经久不衰。但同期在中国出现的琪客文学却历遭口诛笔伐。进入21世纪以来,英美琪客文学登陆中国,并引发了本土琪客文学的创作。实际上,英美文化输出的全球化、消费主义的全球化及后女性主义的全球化,是琪客文学在中国被接受的深层次原因。     

创伤与治疗——对读苏联作品看中国十七年战争文学

中国十七年时期,刘真、路翎、王愿坚、赵寻等人独辟蹊径,勇敢地创作了一批反思战争创伤的作品。他们惋惜战争中逝去的生命,揭示战争对美好人生的戕害,并提出修复、治疗战争创伤的良好愿望。但是借助于苏联同时期相关作品的对读,尚可发现这些作品仍有其未能或不敢触及的“伤疤”。     

当文学遭遇战争——对战争期间川端康成的一点考察

通常认为,战争期间的川端康成采取了超然的态度,沉湎于日本传统美的世界.然而,川端留下的一些未被注意的战时随笔,却显现出了他对"满洲国"、"满洲文学"的巨大热情和对战争的接受和肯定的态度.在分析了他从迷惘到接受、从屈从到肯定的流变过程后,可以发现,除了战争大背景下时代风潮的蛊惑外,川端潜在的殖民思想和他的"日本情结"才是其本源.     

“文化战争”与“反恐战争”关系辨析

国内学界过去对美国国内的文化战争和国际上发动的反恐战争分别作了一定的研究,但对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新保派发动反恐战争的国内根源却很少进行深入的考察.本文从国际政治是国内政治的延伸的角度,对这两种"战争"作了比较分析,指出尽管文化战争和反恐战争在发生的时空以及所采用的方式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新保守主义参与或发起的观念战争,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根源、思维方式.二者不仅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而且存在相互依赖和彼此促进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