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能力的道德良知

道德良知问题在伦理学研究中意义重大,是伦理学史上讨论的重大问题之一。中西伦理学在这个问题的思考上,经常将"良知"等同于"良心",并不明确区分二者,这也反映了二者在概念内涵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是非善恶的认识与判断,从道德心理上说,是"良心";从道德认识上说,是"良知"。中西伦理思想家们在良知(良心)的起源、构成、价值判断和本质问题上提出种种不同见解。作为能力的道德良知,是主体对道德知识、原则、规范等道德现象的辨识能力;是主体以自我道德认识贯穿于行动之中的行动能力;更是主体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能坚持自我良知的同一能力。     

儒家传统“节”德的三维意蕴及检讨

从德性的视角审视,"节"在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至少涵盖了节用、节义、节欲三个维度的意蕴,这三个维度的意蕴本质上是寻求情感、价值、理性三者之间的平衡,是传统伦理规范的主体性建构,共同展示了儒家伦理的思想特质与伦理精神。历史视野中传统道德的思想逻辑、展开维度是我们认识传统、承接传统的基本思路,儒家传统的"节"德作为一种道德的负价值与正能量交织的两重性道德范畴,需多加辨识并谨慎取舍。     

“成就自身”的智慧:儒家的道德自主性和自我反思

<正>一、儒家成就自身的智慧:人的道德自主性和自我反思广义的"儒家智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区分是非、对错的道理理性;二是明辨善恶、好坏的伦理理性。《论语》中谈到的"知"和"智",包括孔子说的"智者不惑"的"智",还有后来所称的"五常"中的"智",可以说同时就包括了这两个方面。但进一步来说,儒家的道理理性和伦理理性具有紧密的联系,不能截然分开,尤其是儒家主张的智、明智、明哲主要在于追求伦     

儒家道德精神之过去、现在与未来

近年来 ,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影响到文化思考的方方面面 ,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当然也不能例外。“普遍伦理”、“全球伦理”之成为当前哲学界所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一种独立的“普遍伦理”,或者说一种对不同族群具有普适性意义的伦理系统是否存在 ,这关涉到对本土化传统道德乃至对伦理道德本性的理解问题。就中国传统道德来说 ,它便关涉到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主流的儒家道德精神是否具有现代价值的问题。与此相联系 ,我们注意到在不同的场合和形式的儒学讨论中 ,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 :即儒家道德以家族血缘关系为…     

自然之眼、社会之眼和内视之眼——论先秦儒家、道家的眼睛及五官思想

在肯定感官的自然本性方面,道家与儒家都承认"自然之眼",又主张对肉体性感官进行节制和约束.儒家的视觉思想浸润在政治道德的价值氛围中,感知外界、体认自我的自然之眼转化为提升道德、净化伦理的社会之眼.儒家的"感官伦理"强调以人格修养和礼教规范来调整、限制和引导感官欲求,使它们符合儒家伦理和社会规范.道家转向内在,将自然之眼转为内视之眼,从"道"这个处在自然现实之外的最高存在去观照肉体感官,耳目被去肉体化,获得精神性的意蕴."明"被道家用来指向内在,耳目在"自闻"、"自见"中摆脱肉体性的存在,成为指认道的意象式表述.     

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

儒家伦理是否具有超越一切历史、超越一切地域的普世价值,学界对此在认识上存在尖锐的分歧。本文不涉及有关争论,只是从正面论证儒家伦理何以具有普世价值。本文认为,儒家伦理之所以具有普世价值,是因为儒学是生命的学问。既然儒学是生命的学问,那么就人的类本质而论,人要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就不可能拒斥儒家伦理,因为儒家伦理所关涉的是人所以为人之最基本的伦理准则,一旦背离儒家伦理准则,人就会行同禽兽。本文还认为,作为人之生命价值取向的儒家伦理,具体表现为五常。五常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体用的关系,仁为体,而义、礼、智、信皆依仁以显用。而要实现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与价值,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的途径以实现普世化。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最后对现代新儒家主张通过发掘儒学的宗教性以实现儒学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的观点提出质疑,借以进一步强调儒学世俗化对于实现儒学现代意义与价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论儒家伦理的德法并用理念及其现代价值

"仁"是儒家伦理德治理念的核心,"礼"是儒家法的外在体现。儒家德法并用理念揭示了道德与法律的内在联系;延伸了道德价值;突出了立国为民思想;强调以德治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借鉴儒家伦理的德法并用理念,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从而使社会主义趋于理想的客观公正,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     

论儒家乐论的伦理政治型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中国学术始终将道德伦理与社会政治作为话语主题之核心,儒家乐论即呈现出鲜明的伦理政治型特征。儒家认为乐“与政通”,能折射出政治之得失与道德之盛衰,因而察乐可以知政。儒家认为礼和乐都具有治国经邦之功能,但礼作用于社会是别异,乐作用于社会是和同。儒家重视乐的伦理价值和政治教化功能,认为乐“通伦理”,可以培育人崇高的道德精神。儒家乐论蕴涵的文化特性对当代民族精神家园之构建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知行合一”说对当前中国价值判断与价值行为的启示

价值判断,是指人们对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做出的是非、好坏、善恶判断;价值行为,是指人们在实践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体现出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价值判断与价值行为的关系,可以理解为"知"与"行"的关系。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理论强调在人的本心和良知的指导下,在实践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因此,这一学说对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价值判断与价值行为脱节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超越相对:试析《庄子》的三个悖论

<庄子>名相的悖论揭示了名相的相对性与互易性,是非的悖论揭示出是非判断因"成心"而具有的不确定性,仁义的悖论揭示了儒家道德价值对人之存在方式的有限设定.<庄子>三个悖论的意义就在于揭示相对视野的缺陷与不足,并成为超越相对视野、朗显绝对之道的手段.     

儒家构建和谐社会的行政伦理思想及其启示

儒家行政伦理思想中包含有丰富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容。儒家行政伦理思想以确立行政伦理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原则最为重要。儒家实现行政价值目标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行政主体修养行政道德,将行政道德内养于已;二是通过对行政主体的道德要求和考核,促使其将行政道德外化于人。研究和总结儒家为构建和谐社会而进行行政伦理建设的理论经验和教训,无疑有益于当今我们党的行政伦理建设和行政能力的加强,从而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建成、共同享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儒家伦理的二维结构体系——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谈起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儒家伦理体系的纲领。这条箴言揭示了儒家伦理的二维体系结构,即精英伦理与平民伦理,或德性伦理与功利伦理的和谐共生关系。儒家伦理从孔子道德学说的源头即兼顾了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现实主义两个思想维度。孟学传统,尤其是宋明新儒家,无视孔子兼顾义、利的德性伦理主张,将义与利、理与欲视作善与恶的对立,否定逐利伦理的正当性,从而滑向道德理想主义的极端。这种绝对主义的精英德性伦理虽然提升了儒家的道德境界,但因其忽视了儒家原有的平民伦理或有限度的功利伦理,致其在高扬道德人文精神的同时,实际上失落了儒家对于"小人"或世俗社会的道德人文关怀。故这只是儒家伦理学说体系沿一个维度的偏重发展。相比之下,荀子从自然人性出发,主张"义利两有"、"以义制利",才是真正继承孔子伦理精神者。荀学传统通过道德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联姻,在道义论体系下为儒家保留了功利论的学脉。这种圆融的二维结构体系,符合现代社会理性主义的伦理选择,因此比只讲道义论的孟学理学伦理更能够适应中国社会伦理的现代转型。     

“吕—朱乡约”与儒家公共伦理的新开展——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

乡约可谓实现儒家政教合一理想的古代乡村建设运动。乡约制度变动不居,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伦理教化。作为后世乡约蓝本的“吕—朱乡约”,贯穿着儒学的仁爱精神和伦理原则,始终强调社会和家族责任,注重以礼教提升个人道德,可以视其为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理想与实践。“吕—朱乡约”以儒学价值建构道德规范,以教化的努力将儒家的伦理价值推广贯彻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促进儒学的教泽流行。其儒家社群主义理想以道德宣讲、互助相恤、伦理操练、公德培育等方式加以实践,突破了以往儒家伦理的家族局限,开辟了社群伦理的公共空间,发展出儒家伦理的公德形态,有重要的史鉴意义。     

论儒家道德伦理的内涵、特色及其现代价值

本文从分辨道德、伦理之不同涵义入手,对儒家道德伦理思想体系的内容、特色及其与东亚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作了具体探讨。作者认为,就人文意义而言,儒家的“道德”是对人的本性及其行为准则的内在自觉性的规定,儒家的“伦理”则是指人在一定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秩序性道德,即人际关系之理。儒家就本质而言是以道德为本位而非以伦理为本位的“仁本礼用”的道德形上学。儒家道德伦理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其德性原则、伦理原则、修养原则三大方面,其基本特色是以人为中心、以道德之“仁”为本位,强调道德的日新和礼制的适时变化,并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其根本精神乃是道德人文主义精神。这一根本精神及其一系列道德伦理原则具有永久性价值,已经并将继续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关系本位：前现代德性之旨趣

人类的伦理关系大体经历了三种类型:整体性伦理关系、单子式伦理关系和共生性伦理关系.先秦儒家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中道德性论都是以关系为本位,即是在人伦关系和城邦关系的场域中展开论述的.他们通过人伦关系、城邦关系确证和建构了中庸、中道德性的价值合理性.儒家将个人作为一个"依存者"、亚里士多德将个人作为城邦的一部分,这都是一种整体性伦理关系的视野.     

物联网伦理论纲

物联网伦理是人们对物联网社会的伦理认识和实践精神,并在这种认识和实践中提炼而成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规范及因此而产生的道德评价机制。物联网伦理内涵包含"物联网的伦理"和"伦理的物联网"两个方面。"属人性"是物联网伦理得以成立的逻辑起点和理论依据,物联网社会面临的诸多社会伦理问题要求加强物联网道德立法,从内在价值观和外在约束体系两个层面进行伦理规制。     

境遇与经权的不谋而合——弗莱彻境遇伦理和孔孟经权学说之比思

弗莱彻的境遇伦理与中国儒家孔子、孟子的经权学说虽有诸多差异,如前者重行善轻知善,后者则知善与行善并重;前者将良心作为未来判断的指导,后者还强调其反思作用;前者在决断时注重理智的计算与权衡而后者则注重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但是二者深刻的相像的社会景况、相似的最高准则和相近的关怀对象,却为现世带来了启迪:回归多样性生活世界、认肯道德责任中的决断自由和互动时空域中对道德原则的主动消化.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历史责任、历史理性与史学职业化

历史研究成为一门职业的学科研究之后,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价值无涉"在其中得到了彻底的贯彻。作为职业的史家,我们对自己的研究不苛求道德判断或价值判断,而只求"如实直书"。如果我们承认"人在历史之中",历史学家并非上帝一般的历史看客,同时,我们作为历史学家一旦追问自己的研究在当前的意义和价值时,都会涉及历史学家本身的历史责任与历史伦理问题。以纳粹大屠杀为例,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人类理性的诉求导向和限度,在此历史正义在历史研究中依然是一个潜在性要素。在当前,对历史学家研究合法性逻辑的考量和对历史伦理的考察成为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历史伦理和史家个体伦理是一个难以割舍的、相互关联的双向性思想过程。     

论儒家伦理优势的生成--基于历史的道德分析

内容架构的合理性、功能定位的适度性以及寄生场域的全面性,是伦理优势的确立基础.本文基于历史的道德分析,认为儒家伦理优势的生成,主要得益于先秦儒家伦理在内容上体现出的类公正与阶级公正、汉代儒家伦理从"以德主政"向"以德辅政"的功能转换、汉及其后儒家伦理在学说场域、法权场域、世俗场域的全面演进.尽管儒家伦理在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生存缺陷,但却总能通过另一继生优势加以弥补,所以儒家伦理总能立于不败之地.对儒家伦理优势生成的分析,可以为现代儒家道德的生存与发展提供路向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