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辨体思潮与赋学批评

元明时代出现的以赋学为引领的大量文学辨体论著,其内涵的赋学批评文献,以其丰富性与自觉性,昭示了这一时期赋学批评继汉晋以后开辟新纪的理论建树。这种文学辨体思潮与赋学复古的契合,呈示出一种特有的应用困境与理论新域,而以群体言说、创作拟效、辨体证伪与本色批评构建的"祖骚宗汉"的赋论思想,正与当时"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胜"的文学史观相融织,代表了由"破体"走向"尊体"的赋学批评新传统。     

论汉大赋“以奇为美”的审美特质──兼及汉大赋的兴盛与衰亡原因

汉大赋的兴衰是中国文学史上颇为奇特的现象，它骤然而来又倏然而去，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疑团和思考。我们认为一种文体的兴衰及其地位作用，势必与它自身独特的审美风格有关。清人程廷祥在论及诗、骚、赋关系时有一个很精彩的比喻：“骚之出于诗，犹王者之支庶封建为列侯也，赋之出于骚，犹陈完之有于姜，而因代有其国也。骚之于诗远而近，赋之于骚近而远。”（《骚赋论》上）王者支庶在血统上犹有一贯性，层次上具有包容性。而田氏代齐则是从根本上的反叛，只是袭有姜氏的统治地盘而已。汉大赋对于先秦的文学精神，正是以这种反叛者的态度出…     

汉魏六朝的“赋末附诗”及其文体学意义

当赋体文学发展到东汉时,有些赋的末尾开始出现诗歌,在体制上属于赋的一部分,学界多以"赋末附诗"称之。纵观整个汉魏六朝,涉及赋作11篇,附诗18首。赋家在赋末附诗,主要是源于抒情言志的需要;同时,五七言诗的出现,也是重要因素。这一文学现象背后,暗含的是诗歌和辞赋之间相互承续、渗透和影响的复杂关系,故"赋末附诗"也为汉魏六朝的诗歌和辞赋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依据和视角。     

何景明的一篇集外赋

《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载有何景明的一篇集外赋《石楼赋》.该赋通过对石楼山风光景物的描写,赞扬了恩师李瀚的品质、人格与修养,形式上采用主客问答体,骈散相间,用韵自由,是一篇典型的文赋.《石楼赋》的发现表明,作为“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虽然提出过明晰的复古理论,但他在创作中并没有排斥六朝以后产生的新的文学体式,是一位观念较为通达的文学思想家和赋家.     

唐人祖述屈骚探微

明代李梦阳出于复古心态反思唐代赋学而提出"唐无赋"之说,实则忽略了有唐一代辞赋的发展.宋本《文苑荚华》的《杂文·骚》类辑录骚体赋四十二篇,又《杂文·问答》亦辑录九首骚体作品.数量虽不是最多,但骚情意绪,愁思郁结,正是唐人对楚辞骚体形式的再创与延续.其中更不乏对屈原的惋惜与追念,如柳宗元作《吊屈原》、刘蜕作《吊屈原辞》均是对屈原其人的直接伤悼与追惜.     

论文徵明诗学观中法之问题

文徵明论诗重"法",强调要以博学充诗之资,追求师心自诣、神会意解,这与复古派在法度论上强调"拟议以成其化"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在对"法"的具体特征的认识上,文徵明与复古派并不相同,他所倡导的"法",从博学、荡涤庸心到师心独诣,涵盖了创作构思的整个过程;而复古派则根柢创作过程中的摹拟环节,追求在"拟议"中达到化境。     

两汉的文学观与两汉文学

①汉儒认为诗的主要价值是讽谕,这种观念禁锢了两汉诗歌的发展。②汉骚赋虽模仿屈骚,但因无屈原的“悲世”激情与批判精神,加之以理性思辨代替抒情,故缺乏屈骚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③汉大赋追求大美与形式美,标志着赋家文学自觉意识的增强。但铺陈与讽谕存在矛盾,使大赋成为病态艺术;赋中缺乏作家的真情,使大赋成为“为文造情”之作。④因司马迁的悲剧遭遇及“发愤著书”的意识都与屈原相通,故在汉代文学中,真正继承并发扬屈骚传统的是《史记》。⑤乐府诗虽对现实生活的再现与诗人主观情志的表现交融并重,但作家的主体意识却得到更大的张扬。⑥东汉后期,人们逐渐摆脱政教伦理文学观念的束缚,重视文学的抒情特征,而《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则标志着“缘情”文学的诞生。     

汉赋与"文"的自觉--基于世俗美学基础上的考察

赋体的兴盛是与汉代注重官能享乐的世俗美学追求相关的 ,其时世俗的娱乐需求是赋这种文学形式流行于时的重要动力 ,赋体在形式上的世俗化追求不仅适应着当时“赏心娱目”的要求 ,更标示着一种审美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诞生 ,是“文学的自觉”的先声 ;对赋体形式之美的尊崇加剧了六朝文学的世俗化 ,是其走向形式主义的渊源 ,也是六朝时期文学形态嬗替的关键。     

莲生何处:王勃《采莲赋》与咏物赋写作模式研究

莲花是六朝时常见的咏物赋题材,此类赋的写法在六朝也有一个基本固定的模式。而初唐作家王勃遍览前人赋作后,在其《采莲赋》中提出了"莲生何处"的疑问,并且打破了原有的宫廷化的写作模式。这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由六朝向唐宋转变的过程中,创作的主体和场域都发生了"由宫廷到江湖"的转变,因此赋体的写作手法也随之变化。     

中国辞赋流变全程考察

本文立足文体“流变”,全程考察中国辞赋文学二千余年历史,以明辨其兴于诗而亡于诗的盛衰嬗递。在演变过程中,“以诗为赋”和“以文为赋”创作现象的交叉出现,构成辞赋艺术发展史的一条重要线索。辞赋文学自战国初成,历经两汉、晋唐、两宋、元明迄清的几个阶段,恰恰形成由先秦到晋唐诗的散化到赋的诗化、汉大赋经晋唐以诗为赋到宋代以文为赋、晋唐经宋代以文为赋再到元明赋家仿骚复古的三大演进圈。而辞赋艺术自身的演进发展,又不仅契合于中国古代文学思潮,而且与辞赋所表现之文化气象,以及历史上“献赋”“考赋”制度关系甚密,并由此显示出辞赋在各个时代既相承又异趣的艺术风貌。     

唐代赋论概观

唐代赋论内容比较集中在对汉魏六朝古赋及唐代新体律赋的争议评价上面,并与当时文艺思想上不同倾向的论争相联系;而律赋理论及《赋赋》、《赋谱》等作则是具有时代特点的新成果,对宋以后律赋评论有重要影响。     

论宋赋的历史承变与文化品格

中国赋文学经战国、两汉、魏晋六朝、隋唐五代到赵宋王朝,赋家欲走出艺术困境而有所建树,势必另辟新径,宋人以文赋为标格的创作,正为此尝试。 就赋体而论,在宋以前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战国至汉初以骚体为主之阶段:二是汉魏以散体为主之阶段;三是两晋六朝以骈体为主之阶段;四是唐代兼综众体而以律赋为主之阶段。清人孙梅《四六丛话》在推崇“骚赋源出灵均,幽情藻思,一往而深”之观念下论两汉至唐、宋赋发展云: 两汉以来,斯道为盛,承学之士,专精于此。赋一物则究此物之情况,论一都则包一朝之沿革。……左陆以下,渐趋整炼,齐梁而降,益事妍华。古赋一变而为骈赋。江鲍虎步于前,金声玉润;徐庾鸿骞于后,绣错绮交;固非古音之洋洋。亦未如律赋之靡靡也。自唐迄宋,以赋造士,创为律赋,用便程式,新巧以制题,险难以立韵,课以四声之切,幅以八韵之风。 此说甚明赋体之流变。然而,赋体之变乃风气所趋,清代诗论家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云: 汉、魏诗似赋,晋诗似道德论,宋、齐以下似四六骈体,唐诗则赋骈体兼之,宋诗似策论,南宋人诗似语录。 这种论诗史发展的见解,适与赋体流变相对映。由是观之,赋体之变实为文学思潮之整体发     

明清庶吉士制度对比研究

明代的科举制度,在洪武年间定制后.在永乐、洪熙、宣德及其后来的历史时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其中对明代政治史及行政制度影响最大的则是创造性地增设翰林院庶吉士制度.考庶吉士之选,始自洪武十八年(1385年)乙丑科.但洪武年间的庶吉土,带有实习性质,尚不专属翰林院管理.当时在翰林院、承敕监、中书署等近侍衙门任职的新进士俱称为“庶吉士”;而新进士之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任职者则仍称之为“进士”,亦称“观政进士”.庶吉士之专隶翰林院培养,实始于永乐二年(1404年)甲申科.明成祖朱棣命学士解缙选才资英敏者29人就学文渊阁.由阁臣考课.“司礼监月给笔墨纸,光禄(寺)给朝暮膳,礼部月给膏烛钞人三锭,工部选匠第宅居之.且时至馆召试.五日（?）休沐,必使内臣随行,且给校尉驺从.”三年期满考试,成绩合格者留用.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成绩不合格者出为科道、知县等官.从此,明代庶吉士遂专隶翰林院管理.     

沈德潜对明代复古派理论的修正

明清文学的复古派发轫于南宋的严羽,在明代得到了全面的展开,清中期的沈德潜在继承复古派理论的同时,吸收了该派在创作中的经验教训和反对者的批评,对复古派的理论进行了修正:针对明代复古派对个人性情的偏倾和清初神韵派大行诗坛的诗歌背景,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针对复古派限隔时代、截断源流的文学史观,提出沿流讨源的主张;修正严羽的“别材”“别趣”说,给诗歌创作中学养、见识以充分的重视,提出“以虚运实”,“议论须带情韵以行”的观点;拨正明代复古派对杜甫的七言歌行、七言律诗的只及一点不及全面的批评。     

论《文选》选赋义例二则

《文选》是按文体选录各类文章佳作的诗文总集。其赋体的编排尚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文选》于全部文体中列赋体为首位,体现出萧统自身的文学见解,同时又是受前人编排体例以及大赋体所处地位的双重影响的结果;《文选》将骚、赋分体,具有重要的首创意义,前人骚赋观念混淆不分,萧统别骚于赋反映出其明确的文体辨析意识。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明代文学思想辨析——以明代文学复古问题为例

<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代文学的批评与定位,深刻影响着明代文学的研究与传播.四库馆臣对明代文学复古问题的复杂态度,凸显出清代官方学术在政治约束下的畸态.本文以<四库全书总目>批评视野下的七子派为考察起点,对该著的学术姿态、撰述方法及批评思路进行还原和再认识,通过梳理明人别集提要,解析其中的政治约束和文学观念的逻辑矛盾,以期对"四库学"及明代文学研究进程中的认识局限作具体甄别.     

试论朝鲜王朝之慕华思想

朝鲜半岛在与中国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一种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慕华思想,这种思想在朝鲜王朝得以发扬光大。朝鲜自认出身东夷,慕华政策使得朝鲜由"夷"变"华"。李成桂立国之初,请求朱元璋赐国号"朝鲜",从而奠定了双边交往的基调。而箕子崇拜更强化了这种慕华思想,制度上向明朝学习,文化上向明朝看齐,接待明朝使臣的馆驿名之为慕华馆,慕华与事大成为朝鲜王朝对待明朝的基本文化心态,使双边关系成为典型的朝贡关系。朝鲜因"慕华"也变成了"小中华"。而当明朝灭亡以后,朝鲜不认同清朝的中华正统,而自认为是中华世界中唯一的中华余脉。     

袁枚为庶吉士与外放考述

袁枚于乾隆四年中进士 ,改庶吉士 ,于翰林院学习清书。由于对清书反感 ,加之时时涉足欢场 ,乾隆七年散馆考试不及格 ,被外放江南任县令。以文章立名的理想破灭后 ,袁牧开始怀疑封建科举制度 ,这对其日后归隐有重要影响。     

论赋的特质及其与汉语和中国文化之关系

赋是中国特有的文体。它的体制与表现手法同汉语的特征和中国传统的哲学、美学思想,同中国古代的文化精神有关,故其产生仅迟于诗歌,而其创作一直延续至现代。赋的四种体式中以文赋为主体。文赋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新变或"复古",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等有关,同时也体现着超越前代的艺术追求。赋的发展史给中国文学将来的发展以深刻的启示。     

论屈骚对谢灵运诗文之影响--兼议《楚辞》在六朝的传播

家族出身、文学才情、政治理想、仕途遭际等方面与屈原相似,是谢灵运接纳屈骚精神的重要原因。《楚辞》寄托比兴、浪漫想象、铺排叙事等手法,又影响到谢灵运的具体创作。结合六朝政治局势、时代风尚、文化思潮来看,缘情绮靡的诗风,推动了文人对形式美的探索;动荡更迭的政局,加深了时人飘若转蓬的无依感。讨论屈骚与谢灵运诗文之间的关联,进而探索六朝文人对《楚辞》的接纳,对于明确谢灵运文学思想的构成,洞察谢诗用典特征,钩沉《楚辞》在六朝的传播,具有非常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