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礼”会通,承扬道统——朱熹仁学思想探究

朱熹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气论、心性论为理论背景,强调"仁"是"心之德,爱之理",并融入了"生生之谓仁"的传统德性论观点,对"仁"这一概念的内涵与性质结合传统礼学进行了再诠释。他以天理为"仁"与礼乐相交通的依据和桥梁,并以"阴阳"、"动静"的辨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既回归和张扬了先秦仁学之道统,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地体现出了"经学与哲学相结合"这一中国哲学特征。     

予“敬”予“和”:朱熹的礼乐价值论

朱熹认为"敬"与"和"为礼、乐的价值主体,并在先秦哲学的基础上作了理学式的丰富与发展,将理学与礼学作了有效的融通。而"敬"主要体现为一种工具价值,"和"则为目标价值,二者不仅具有礼乐的情感伦理特性,同时还突显了礼乐实践主"敬"的价值导向。总体看来,礼乐是朱熹沟通天理与人欲、贯通上学与下达的桥梁,其情感伦理的本质属性为朱熹的思想体系增添了温润的气质。     

南宋晚期“道统”谱系再构建——以真德秀的“道统”观为中心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提出“道统”传承问题后,“道统”论述成为朱子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黄榦、陈淳、蔡沈等朱门弟子中广为流传。南宋晚期重要朱子学者真德秀,一方面从“心法”等理学内容上丰富、发展了朱熹、黄榦、蔡沈等人的“道统”论述,并从“主敬”工夫的角度肯定了二程、朱熹在“道统”传承上的重要地位;但另一方面,真德秀又试图结合“执中”“建中”“敬为修身立政之本”等内容,将国家“治道”也纳入“道统”论述中,并在其“道统谱系”的构建中形成异于朱熹的论述。总体而言,真德秀的“道统”观呈现出根源朱熹、兼顾治道的特点,反映了南宋晚期朱子学理论深化、多元融合的发展态势。     

冯友兰、唐君毅对朱子学的不同诠释

冯友兰、唐君毅对朱子学的诠释,存在着较多的分歧。对于朱熹讲"理",冯友兰较多地强调"理"与"心"的不同;唐君毅则肯定二者的不可分离。对于朱熹讲"理先气后",冯友兰认为是所谓"逻辑在先";唐君毅则用"形上之先"加以诠释。对于朱熹讲"性即理",冯友兰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唐君毅则把二者调和起来。对于朱陆异同,冯友兰强调"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并把朱陆分属理学与心学两派而对立起来;唐君毅则认为朱熹讲"性即理"与"心即理"并行不悖,朱陆的差异在于工夫论上陆九渊讲"发明其本心",朱熹讲"去其气禀物欲之杂"以及相应的一套涵养主敬之工夫,而且二者可以相互贯通。这些诸多分歧归根到底在于对朱熹"理"的不同诠释:冯友兰较多地关注"存在之理",而唐君毅则从人心之"当然之理"入手。     

宋元之际的理学诗风及其反拨

理学诗风是宋诗创作中的一种风气,但很难被称作是一个诗派。理学诗风可以溯源至邵雍《击壤集》,但是对于理学诗风真正起极大推动作用的仍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尤其是其《斋居感兴二十首》之被后学极大推崇和模仿。然而,在理学诗风盛行的时代,已起反拨的声音,其中尤以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学派诋诃最多,理论建树也最大,代表人物如刘克庄、戴表元、舒岳祥等,无论理论还是创作上,对于宋元之际诗坛都有更大的影响。到元代,以吴澄为代表,则朱熹理学内部也出现了折中拨正的言论。     

三苏道情性话题的论辩

本文主要就三苏关于道、情、性话题的论辩进行阐述,从三苏以人情为旨归而解经出发,通过六经的人情之辩、与朱熹的道性论辩以及儒释道三教融突这三个方面来凸显三苏的心性哲学。面对心性理气的时代核心话题,苏氏父子不离其中,为心性的性情之学寻求形而上的支撑;其道、性、命、情、善,融突而和合,构成了苏氏理论思维的逻辑系统;其学虽杂于道,禅两教,但仍归宗于儒家圣人之道。苏氏蜀学在理学思潮中虽居非主流,但亦为推动理学思潮的发展做出贡献。     

南宋后期理学家的政治构想及其时代意义--以《大学衍义》为中心解读

南宋理宗朝,理学成为官学,正式确立了统治地位。肩负着道德理想的传承使命,南宋后期的理学家不断完善着诠释天理、建构秩序的政治蓝图。在理学由思想领域向政治领域拓展的过程中,《大学》逐渐成为南宋理学家阐释政治构想与价值取向的承载文本,《大学衍义》的完成将这一进程推向了新的高峰。通过对大学之道的义理诠释,真德秀将理学家的治国方略以政治伦理的形式予以固定,为积弊重重的现实政治提供思想指导,也为理学思想的政治化创造了极富时代意义的经典范式。     

周敦颐礼学思想探析

周敦颐既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又是推陈出新的礼学大家。周敦颐一方面强调礼乐的社会面相,另一方面着力挖掘礼乐的哲学内涵,为新儒学的创新与拓展指明了方向。周敦颐认为,"诚"是太极和本体,也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更是圣贤的修养工夫,其以"诚"论礼的思想为宋代礼的哲学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周敦颐看来,"中"意旨天下大治,是"至善"之性的呈现,体现于礼乐制度中,其以"中"代礼的思想为宋代礼学与理学的融合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相较二程和朱熹,周敦颐礼学思想理学化程度还不够深入,致使人们容易忽略其礼学思想在宋代礼学中的地位。     

朱熹的理学思想——天理论与性论

本文着重阐述了朱熹理学思想中的天理论和性论,认为朱熹的理学是以天理为核心,以性论、格物致知论和持敬说为主干,旁及历史哲学、政治论、教育论、道统论等,建立了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在太极论、理气说、理一分殊、化育流行、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和性论等方面发展了理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同时,朱熹还将其天理论演化为三纲五常,修己治人,垂世立教,流毒于中国社会政治领域。文章还略及朱熹理学思想之源流,引深了理学的讨论和研究。     

朱熹经学之渊源

朱嘉吸取汉唐训诂注疏之学的优长 ,批评其流弊 ,将训诂注疏之学与义理之学相结合 ,使义理的阐发建立在较为可靠的材料基础上 ;他不囿于成说 ,而是大胆怀疑 ,加以创新 ,这种思维方式乃发端于唐宋之际的疑经惑传思潮 ;作为“四书”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的思想与唐宋时的“四书”之学也存在密切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 ,朱熹不仅是宋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而且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故而北宋以来的理学也是朱熹经学思想的重要渊源     

朱熹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

近年来,朱熹理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朱熹理学思想体系中的实学思想,却仍是一块空白。我所以撰写这篇文章,不仅是为了补朱子学研究的这一空白,而且是想通过解剖朱熹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具体地说明理学与实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为研究中国实学史理出一条发展线索。朱熹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多次地使用过“实学”这一概念,并且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他的实学思想。在《大学章句序》中,朱熹指出,从汉唐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他的实学思想,是在同俗儒的“无用”与佛老的“无实”的辩论中发展起来的。他的实学思想较为丰富,主要有:实理论、实性论、实功论、实践论和经世论。     

从朱熹的格致论出发——论儒家知识论传统的建构

学术界通常认为朱熹理学的出发点在于"理",而事实上,朱熹主要是继承并发挥了二程的格致论,并把格致论当作其理学的出发点.朱熹格致论是知识论的表述,也是一种融合了知识论并以其为基础的伦理学.它发挥了早期儒家"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思想,把伦理学与知识论统一起来,因而是对儒家知识论的建构.     

魏了翁与宋代蜀学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南宋著名理学家、经学家、教育家,时与真德秀齐名,并称“真魏”。以私淑张栻、朱熹为业煸迥?1199)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佥书枢密院事。一生积极确立理学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地位,清除“庆元党禁”对理学打击的影响;超越朱熹,发展理学;研治经学,著有《九经要议》等书,为发展理学、经学和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魏了翁在中国思想史上有重要     

张九成与朱熹慎独工夫的路径及分歧

慎独作为儒家重要的修养工夫,宋代理学和心学对其各有阐发。朱熹将《中庸》中的慎独和戒惧解读为两种工夫,慎独是已发之后为善去恶的工夫,戒惧是心存敬畏、主敬存养的工夫;张九成认为慎独与戒惧相同,都是对天理本心的体认,是一种直取本体的工夫路径。二人慎独思想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理学和心学对本体理解不同。朱熹之"性即理",是寂然不动的形而上本体;张九成之"心即理",是贯穿形上形下、已发未发的本体。因而朱熹的工夫论中必须要有心的思维作用,为学与主敬并重;张九成的工夫论中心即本体即工夫,以心识心。朱熹与张九成慎独思想的差异,正是心学与理学工夫论的根本分歧。     

朱熹学术思想特性论

朱熹的学术思想不能归之于新儒学或道学与理学,而是融合了儒、释、道及诸子各家之学,走的是一条杂家的路径。朱熹融合诸家所体现的“杂”,也就成为其学术思想最显著的特性。朱熹是一位超越前人的宋代新杂家。     

曹端对周子《太极图说》的理学诠释

在明代理学史上,曹端以其理学诠释学之入路被称为"明初理学之冠",针对后世学者关于理学开山大儒周敦颐重要哲学著作《太极图说》的学术渊源、地位及其哲学内涵的不同评价,他以维护理学的视野,对这部争论颇多的著作作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周子的《太极图说》是本于儒家文化价值系统的作品,是对其天道性命贯通之学的完美诠释与注脚。     

南宋徽州人文环境变迁与新安理学的形成

宋代理学导源于周敦颐,分流于张载、邵雍和二程(颢、颐),集大成于朱熹。朱熹以孔孟之道为本,援佛道入儒,综罗北宋理学诸家之说,将传统儒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哲理化高度,创建了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学体系。朱熹一生讲学不辍,门生弟子数千人,遍及闽中、两浙和江右等南方地区。他们同尊朱熹,朱子学的发明则各具特色、各有心得,形成了众多流派。徽州(旧称新安,今安徽黄山市)历史上辖歙县、黟县、休宁、祁门、婺源、绩溪六县。婺源系朱熹祖籍,徽州的朱门弟子以朱熹嫡传自誉,在发明、诠释朱子学方面独树一帜,被称为“新安理学”。新安理学在南宋形成…     

论朱熹理学体系的“源头活水”

朱熹的理学体系集北宋理学之大成,而又高于北宋理学.因为这个理学体系融儒释道三家为一体,亦即以儒学为主体,又兼采道家的"道"和佛学的"一多相容"思想.这也就是本文所讲的朱熹理学体系的"源头活水".朱熹将这些"源头活水"融合于他的理学体系之中,因而提高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提高了中国哲学的思辩水平.     

略论“朱陈之辩”——兼谈南宋理学与事功之学对立的实质

宋孝宗统治后期,发生于理学大家朱熹与浙东著名事功学者陈亮之间的大论战,在当时思想领域引起广泛反响,史称“朱陈之辩”.这场论战主要围绕对“道”的理解、“王道”与“霸道”、义理与利欲、成人之道等问题展开,不仅反映出彼此在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方面的理论分歧,也成为理学和事功之学两种思潮尖锐对立的一个缩影,其实质是双...     

朱熹童蒙文献的理学传播意义

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结撰的数篇童蒙文献,在其理学思想的建构与传播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其编撰是程朱理学体系文本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提供了理学的规范读本,摆脱了理学家思想言论散见于书信、语录、文集之弊,十分方便人们对理学的学习,有效地发挥了理学传播的功能。朱熹的童蒙文献化繁难的理学思辨为简明的诗句,将深奥的理学内容分解为朗朗上口的诗句形式教育学生,增强了记忆性和流传性。作为理学启蒙读本,朱熹的童蒙文献不惟适合儿童,而且适合于各种年龄层次文化水平低的广大民众,加强了其理学传播的广泛性。朱熹的童蒙读本理学色彩浓郁,对儿童成长熏陶甚著,加重了其理学传播的深刻性。朱熹童蒙文献对宋代及后世理学类童蒙读本的撰修影响颇大,增强了其理学传播的深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