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浙东学派与湖湘学派的学术交流与思想差异

浙东学派与湖湘学派,都是地域性特征很明显的学派。浙东与湖湘二学派在思想联系契合的同时,也有差异和思想冲突。浙东学派学术思想的最大特征为"尚事功""重史学"。湖湘学派最突出的思想特征是"经世致用"。胡安国重《春秋》,揭经世致用之旨,是"尚事功"和"重史学"的先声。浙东学派多人师从胡安国,或为胡安国的再传弟子,胡安国的思想内容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胡宏既注重在经史典籍中进行理论探索,又倡导经世实学,亦与浙东学派契合。湖湘学派在对待事功问题时,采取的是一种相对辩证的态度,既重视内圣成德,也不忽略外在事功,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特征。相对而言,浙东学派重视事功,朱子学派强调内圣,湖湘学派则介于二者之间。湖湘学派与浙东学派的思想差异在义利王霸和道统说两个具体问题上得到突出体现。     

闽学与湖湘学

闽学与湖湘学都是二程洛学在南宋的流衍与发展。两个理学流派从各自初创时起 ,便有着极其密切而友好的学术关系 ,他们互相切磋 ,彼此诱发 ,推动各自的发展 ,也促进了南宋理学的繁荣。但到了朱子时代 ,两个学派关系之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讲友变成了论敌。尤其在张南轩过世以后 ,闽学以老大的姿态凌驾于湖湘学之上 ,遏制了湖湘学派的发展并相当程度地造成了中国学术发展的损失。     

张栻为湖湘学的集成

张栻为湖湘学集成,系统阐述了湖湘学理论思维,以太极为核心范畴,圆融理、性、心等范畴,展开其逻辑结构,企图将道学的核心范畴加以融突和合。首先,张栻解太极为所以生生者,由太极生两仪,乾坤的开合变通而衍生万物;太极又为皇极中道,为道器有无相即不离,为体用一源,使得太极既有形而上的本根性,又有融合形而下形器的圆融性。其次,张栻解理融突万物本根之理与百姓日用之理,所以理既为万物之所以然,又万理在万物,理化私欲为天理,理为伦理道德。再次,张栻讲太极性也,认为性之本善,而气禀之性有善有恶,对于性善论有着自己的思议。最后,张栻以主于性为心,认为心既是道德主体意识,又是总摄万物的总体,以居敬主一工夫来求放心,以达到主体道德的觉解。张栻并未能建构完整的理论思维体系,其在当时思想界影响甚大,如朱熹与其讨论中和之辨,受其影响很大。     

论南宋浙学对宋代道学的批判

尽管宋代道学曾经构成南宋浙学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但南宋浙学与道学并不属于同一个思想派别,更不能说它是道学的一个分支学派。相反,它们之间存在着许多根本的差别,甚至构成了相互批判的思想对立和竞争。而南宋浙学恰恰正是在对宋代道学展开直接或间接的批判中实现了自己的发展演变和超越。它们之间这种复杂的关系反映了转型期的唐宋社会变革的许多基本特征,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同时也展示了南宋浙学作为没有严格意义上传承师从的学脉关系和门户形式的独特学派所始终追求的"自为门庭"的学术独立性和思想转型的范式创新性。     

张栻与湖湘学派——标点本《张栻集》前言

张栻以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石鼓书院为基础,奠定了湖湘学派的初步规模,也使他自己逐渐成为集湖湘学派之大成的代表性人物。朱张会讲在湖南乃至全国书院和学术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是书院与理学的一次完美结合,也可以说是书院与学术一体化机制形成的标志,更是湖湘学派终成盛大之势的标志。     

张栻的思想及湖湘学派的衰落

湖湘学派是宋代学派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其理论是在紧紧依托宋朝的时代背景下所提出来的,体现了当时的时代风貌。但湖湘学派的衰落也非常迅速,本文所探讨的是湖湘学派代表人物张栻的一些思想及湖湘学派衰落的原因。     

“二度抽离”与南宋浙东学派崛起的问题意识——以乾淳之际吕祖谦的思想动向为个案

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以"二度抽离"批评现有的宋明理学研究,在历史学界和中哲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文试图从南宋浙东学派的早期领袖吕祖谦在乾道九年至淳熙元年间,就薛季宣《墓志铭》和《伊洛渊源录》的取材问题与朱熹发生的思想碰撞,分析这一碰撞的实质就是南宋前期程学(包括朱熹)在发展中出现了"二度抽离"的动向,而南宋浙东学派则试图扭转"二度抽离",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学术实践,并与朱熹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辩论。本文尽管不认同余著对"二度抽离"始作俑者的认定,但认为"二度抽离"实为认识南宋思想分野的线索。     

论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富民强国思想

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学者们,本着重事功、讲实际的思想,立足现实,针砭时弊,反对“抑末厚本”,主张“农商并重”,鼓励发展农业和商业,鼓吹富人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强盛中的作用,提倡保护富人,倡导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呼吁施行有利于百姓利益的种种措施,从而实现藏富于民,最后达到民富而国强、国家中兴统一的目的。他们的思想主张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适应南宋两浙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至今仍有现实借鉴意义。     

南宋遗民词与佛教思想

遗民词人群体形成于宋末元初。由于与僧侣的密切交往,对佛教思想的接受和深入研究,他们的词作中,蕴含着深刻的悲苦情怀体验和＂四大皆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明显地体现出佛教的思想意蕴。     

宋代浙江佛寺与名茶

宋代浙江是佛教的重地,仅杭州一地佛寺就达四百多座,浙江全境的寺院更是不胜枚数。宋代浙江山地众多,普遍植茶,共有12州60多县种茶,产茶量居全国产茶路分前列。名茶众多,其中很多由佛寺僧侣栽培,湖州、越州、杭州、台州等地,都有寺院僧侣培植的多种名茶。佛寺之茶,因藉僧侣供佛、自饮、待客、施茶诸方面的茶活动,丰富深厚了茶文化的土壤,为在宋代达到极盛的茶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宋登科记考》补正(南宋篇)

傅璇琮主编、龚延明和祖慧编撰的近五百万字《宋登科记考》,收录宋代科举考试登科者近四万人,最大可能地弥补了宋代登科记之类文献记载的阙失。如此庞大的一项研究工程,难免有疏漏之处。本文依据宋代文献,将这些疏漏之处按年代顺序一一梳理出来,分为南北宋两篇。南宋篇一共补录、辨正175人,其中补录《宋登科记考》失载进士118人,系年舛误者30人,系年不清者8人。其余19人乃特奏名进士补录7人、辨误10人、系年不清2人。又,明清地方志所录者,《宋登科记考》虽遗漏,本文亦暂不补录辨正。     

名流印可、文人干谒与南宋诗歌风貌

文人印可延誉、干谒请托等行为与南宋诗歌风貌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杨万里品题延誉之高妙技法,成就了其独特风格的诚斋体;陆游注重社交酬唱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应酬之作在其集中占有很大比例,呈现出放翁之大家气象;姜夔为迎合名流的审美趣味而创作,其诗词展示了江湖谒客的人格精神、命运遭际和复杂心理。名流印可、文人干谒,客观上对当时诗歌风貌之形成起到了强有力推动作用,促成了整个时代诗歌风貌的嬗变。     

碰撞、交流、融合--论战争媒介与辽金宋的文学交流

辽金文学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学,而是在与两宋文学为代表的汉族主流文学的碰撞、交流之中发展起来的。辽金文学的特殊性不仅是语言的差别,而在于其民族文化融合方式,不妨看做是汉语文学的重要支流。民族之间的战争无疑是严重的灾难,但客观上也是文化传播的途径之一。     

论“南孔文化”对南宋书院的影响

"南孔文化"传承了洙泗遗风,对南宋书院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南宗族人在教育方面的作为对书院的影响是外在的,衢州孔氏家庙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对书院的影响是内在的。"南孔文化"影响了江南世人的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使南宋学者在思想上逼近儒学原点,并使南宋出现重教兴学之风,从而推动了南宋书院的发展。南宋书院的时空分布也受到了"南孔文化"的影响,在空间上主要分布在以衢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在时间上则先后形成了孝宗朝和理宗朝的两次发展高峰。     

清代浙江宋诗选本及其野逸倾向

清代宋诗选本的编撰以浙人成就为高,表现在文献取材广、规模大、质量高、影响深远,奠定了清代宋诗文献的基本版图。浙江文化传统中深厚的民族底蕴、浓浓的乡邦情结、浓厚的宋诗风气、经济发达人文阜盛是浙人热衷整理宋诗并取得高度成就的主要原因。受历史形势和地域学术传统的影响,清代浙江宋诗选本在诗学上体现出浓重的野逸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