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竟无“体用简别”思想下的涅槃义辨正

欧阳竟无以"体用简别"思想为依,认为无住涅槃是用,无余涅槃是体。在"即用显体"思想下,重在以无住涅槃彰显大乘佛教的特质。在"即体摄用"思想下,则重在以无余涅槃含摄无住涅槃。在"即体求体"思想下,无住涅槃的地位被不断贬落,无余涅槃则成为唯一宗趣。如果以经典为据,可知欧阳竟无所理解的涅槃义,不仅违背了唯识学教理,也不是受般若中观学或涅槃学影响而有,而是他出于一己之见的理论创说。     

欧阳竟无“体用简别”思想下的涅槃义辨正

欧阳竟无以"体用简别"思想为依,认为无住涅槃是用,无余涅槃是体。在"即用显体"思想下,重在以无住涅槃彰显大乘佛教的特质。在"即体摄用"思想下,则重在以无余涅槃含摄无住涅槃。在"即体求体"思想下,无住涅槃的地位被不断贬落,无余涅槃则成为唯一宗趣。如果以经典为据,可知欧阳竟无所理解的涅槃义,不仅违背了唯识学教理,也不是受般若中观学或涅槃学影响而有,而是他出于一己之见的理论创说。     

《华严经论》中的一乘思想

《华严经论》的一乘思想包括＂简别＂和＂融会＂两个方面,＂简别＂即对＂大乘＂与＂小乘＂以及声闻乘、辟支佛乘、菩萨乘三乘之间的差异和优劣的判析;＂融会＂则是以＂一乘＂或＂佛乘＂来统摄大小诸乘,使一切众生皆入佛道,获得究竟涅槃。《华严经论》的一乘思想受到了《十住毗婆沙论》和《涅槃经》等经论的影响,与后来的华严宗的＂别教一乘＂思想有很大差异。这种独特的一乘思想对理解中国佛教中的一乘思想的嬗变有一定意义。     

刘勰的佛学思想与价值取向

刘勰长于佛理,其对"神识"、"空"、"禅"、"涅槃"等佛教思想有着独特的阐释,这对其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有重要影响。然而,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其佛教思想实际上是玄学化了的佛学思想。刘勰以儒为主、儒佛并重的人生观和亦儒亦释的价值取向,是当时文士心态的一种典型反映。     

论欧阳竟无的佛学贡献

论欧阳竟无的佛学贡献唐江，刘冬爱欧阳竟无（１８７１．１０～１９４３．２），名渐，初字镜湖，５０岁后改字竟无，江西省宜黄县人，故人称“宜黄大师”。他自青年开始即虔心向佛，数十年如一日潜心佛教典籍的研读、整理、保存与刻印，全力弘法，苦心育人，虽多历艰难，...     

体用与性相--略论熊十力哲学对佛教唯识学的继承与改造

熊十力哲学是通过对大乘佛学的独特诠释建立起来的.这种诠释的根本特点,就是以体用解释性相.对于大乘佛学来说,性相问题是最根本的理论问题.无论是大乘的空宗还是有宗,都是从存在论的"真"、"妄"分别的立场来说明法性、法相及其相互关系的.但华夏文化传统是以体用-元为其基本思想构架,故中国佛教的主要流派往往也把这作为诠解印度大乘佛学的出发点.这种诠解必然包含了一种思想语境的转移.故空有二宗的理论在传入中国后,都被融入如来藏思想的系统之中了.熊十力哲学对佛教唯识学的阐发,也是以体用一元为出发点的.熊氏的体用论是一种生存论的体用哲学,它主要来自于<易传>,实际上是以易解佛,同时也是以佛解易.这种解释实质上是把问题从存在论转移到生存论领域.     

欧阳竟无与"人间佛教"之比较--从佛教与政治、佛教研究法两方面看

本文从近代中国佛教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了欧阳竟无与"人间佛教"的关系,主要比较了他们在佛教与政治,以及佛学研究方法论两方面的异同.这些方面,都是以往相关研究中被忽略掉的,本文希望通过选择这些议题,拓宽相关论题的研究视域.     

对熊十力哲学思想之内核“体用不二”的批导

熊十力哲学思想之内核为"体用不二"。熊先生自以为用其"体用不二"思想完美地解决了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体"与"用"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熊先生"体用不二"思想中的"体"与"用"的关系之间还存在着一些无法克服的矛盾和困难。具体来讲有以下三点:即立"体"与立"用"两不足;"体"开"用"的动力缺乏;"体"与"用"区分的不稳定等等。     

熊十力的新心体学

熊十力"体用不二"的思想是贯穿其整个哲学理论思维体系的一条主线和立宗所在。他先是对"体用不二"的体(本体、实体)的特征、性状进行描述,并通过对本心义相的界定,揭示了其所讲实体(本体)的性质。本心是其哲学理论思维形而上本体(实体)的本质,是其本体(实体)特征、性状描述的根据和所起。他进而分析"体用不二"的"用",即本心(实体、本体的性质)的作用、功用,认为体用不可分,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不二"是熊十力哲学理论思维的核心话题,并由此而开展其哲学理论思维逻辑结构。由"体用不二"的核心话题"一以贯之"到各层面的不二,构成了其哲学理论思维逻辑结构的系统性、有序性。他以这一思想为指导,为哲学评价的价值标准,认为无论是程朱以理在物、陆王以心在理,还是王夫之以理为气的条理,都是一偏,反对将理体学与心体学离而为二。熊十力作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哲学家,既有上求致广大宇宙本体的体悟,又有下索尽精微社会人生的自觉,加之其忧国忧民、救苦救难的悲愿,造就了他独树一帜的性格,敢破敢立的学风。     

佛玄合流及其理论建树——论玄学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嬗变

本文论述了玄学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嬗变,这种嬗变主要表现在佛玄合流中佛教般若学思潮的兴起,形成了所谓的"六家七宗"。僧肇的"肇论"对"六家七宗"在理论上的偏颇作了批评,他以"非有非无""不真空"的思想,理解般若空观,抓住了般若学的精髓,然而他仍然不能脱离玄学的概念和范畴,从而对玄学"有无""动静"之辩,作了最后的理论总结。并以体用不二、即体即用,即静即动推进和发展了魏晋玄学。僧肇在佛玄理论上的建树,是中国哲学辉煌的一页,也代表了当时中国哲学的最高水平。     

论僧祐佛学思想

僧祐在南北朝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佛学思想立足于其弘法护教的宗教实践,是对南北朝佛教生存、发展问题的思考与回应。僧祐的佛性观维护和巩固了佛教信仰对象的神圣性,强调了佛与众生之间的联系;其心行并重、以制心为始的律学思想已经具有了融通大小乘律学思想的萌芽;而其天竺地理中心观和夷比夏优文化观则是其弘法护教实践的反映。僧祐的佛学思想既是南北朝三教之争的缩影,也从侧面反映出魏晋以来佛教主流思潮由般若性空之学到涅槃佛性论的转变。     

晚明浙江阳明心学的儒佛会通

晚明时期,多种思潮并兴,程朱理学、阳明心学、事功之学、佛学等活跃于当时的历史舞台。各种思潮互相辩驳、影响、会通,其中阳明心学和佛学的会通尤有特色。浙中王学左派代表人物王畿、周汝登援佛入儒,以"四无句"突出了对阳明四句教中"无善无恶"侧面的强调,并将"虚""无"等概念脱敏,从佛老专有概念这一窠臼中剥离出来,突出儒家使用这些概念的优先性与合法性,并将其上升到"千圣之学脉"的高度。他们基于儒家立场,以阳明心学传人自居,但不讳言佛教,常引入佛教概念来说明儒家思想。晚明时期服膺阳明心学,同时又有佛教信仰的居士也有不少,如陶望龄、陶奭龄兄弟等既是阳明学的坚定维护者,同时对佛法又有信仰,他们极力会通儒佛,对佛教义理有较深入的理解,是阳明心学与佛学会通的另一种形式。晚明心学与佛学会通的时代特征,也交汇于"浙党"这一群体身上,他们在朝为官,在政治上参与晚明党争,同时因成长于浙江这方水土,深受阳明心学与佛学会通思潮的影响。援佛入儒、儒佛交融、亦儒亦佛,浙江阳明心学与佛学的会通呈现了儒佛关系的复杂和多面向特色,是晚明三教一致思想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安的般若思想与"毗昙"--理解佛教中国化的一个维度

汉地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与此相应的伦理观念背景,小乘佛教在汉地无法形成气候.但是,笔者认为,小乘佛学,尤其是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摩"即"毗昙"之学对中国佛学、佛教的影响至为深远,有必要对小乘佛学对中土大乘佛学的潜隐的作用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以东晋道安的般若思想与"毗昙"的关系作初步考察,指出毗昙对道安的般若思想的影响,以此为个案,作为理解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新的视角.     

"心性本觉"说与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写作——兼评《中国佛教思想史稿》

近六十年来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写作与近现代佛教史上的<起信论>之辩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吕澂先生基于民族思想的视角,对其前期提出的"心性本觉"说予以语境转化,通过梳理中国佛学源流,确认了"心性本觉"为中国佛学特质这一思想事实.潘桂明先生的<中国佛教思想史稿>则将吕澂的"心性本觉"说由一特殊性佛学命题扩展为一更普遍的哲学命题--"即体即用"的思维模式,以此展开对整个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系统性阐述,进而反思中国哲学的反知传统.     

欧阳竟无与“唯识古、今学”——20世纪汉语唯识学史探微

在20世纪唯识学史上,"唯识古、今学"之说首先是由欧阳竟无提出来的,但其论述始终局限于汉语佛学文献,且对唯识古学和今学的辨析依附于其"法相、唯识分宗"的论断。欧阳竟无的弟子吕澂对"唯识古、今学"的观念做了系统的文献学分析和教理分析,将"唯识古、今学"建立为一种全新的学术论断。吊诡的是,欧阳竟无的"唯识古、今学"本是以玄奘译籍为基础提出的,其论析处处贬斥真谛译籍及其学说,吕澂的"唯识古今学"却批判地分析了玄奘译籍及其学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吕是欧阳竟无佛学的批判的继承者。     

李白与佛教思想关系再探讨

李白为崔成甫亡儿所作铭文中的"唯佛与佛,乃能知之尔"一语,可视为李白佛学之纲领。此思想为佛教诸经所载,在净土、天台、禅宗中都有表述,是佛学的基本思想。其相同的文字表达目前可见出于慧思《诸法无诤三昧法门》。李白佛学的核心,是以实相之说来了彻生死之说,体现了其生命哲学的高度。以极乐信仰为权,以实相证悟为实,开权显实,融合仙佛,构成了李白的生命哲学。     

启蒙思潮与中国近代佛教——以支那内学院一系佛学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立足于侯外庐先生把中国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这段历史定义为＂近代启蒙思想阶段＂的观点,以＂启蒙＂作为思想文化背景,并以近代佛教重镇＂支那内学院＂一系的杨仁山、欧阳竟无、吕澂的佛学思想为主要视角,对中国近代佛教复兴这一历史现象进行总结分析。认为近代以来佛教思想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与现代文明的调适,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出现的现象,＂启蒙＂背景下宗教的现代化进路,仍然将是未来佛教的发展方向。     

略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

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是近代中国佛学思潮的前身,作为梁启超思想的一个部分,体现了他本人的思想特色.根据梁启超的思想变化,本文把他的佛学思想分为启蒙、佛理与经世思想冲突、以佛学为国教的尝试、作为学术与人生的佛教四个阶段.从佛学与经世、佛学与政治、佛学与学术、佛学与西学四个方面,分析了"应用佛学"几个基本的向度.最后把他的"应用佛学"放到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在与其它的佛学思想做比照之后,肯定了"应用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价值.     

元代绘画与体用思想

中国学问里讲究"体用",中国古典美学本身便是"即体即用"、"道器不二"的自洽系统。元代士人及画家便是从哲学本体论的层面展开对画学的思考,"体用一元,显微无间"的思想使得绘画逐渐被确立为"发明本心、陶淑心性"之工具,成为直指人心的学问。     

论司空图的佛教爱好及背景——从“储善之佑”说谈起

司空图思想行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即佛教爱好。这一爱好,以其"储善之佑"说为表征,并与其爱好道教、爱好书法、爱好诗歌等思想行为并行不悖。司空图是一个喜游佛寺,喜与佛僧交往,喜将佛教名词入诗、文,喜做佛事,喜阐释佛学的人。司空图所交往的佛僧较多,但主要是律宗中人和禅宗中人。交往大多以观景、品茶、饮酒、赋诗、谈禅、斗机心、讲因果报应等为内容。司空图所阐释的佛学,有律、禅并重,律、禅交融之特点。司空图爱好道教,兼亦爱好佛教;以及对佛教持律、禅并重,律、禅交融的看法,是道教与佛教在唐末逐渐交融,佛教不同宗派此消彼长在士人思想行为上的一种反映。司空图的佛教爱好与父亲司空舆分不开。后者的思想行为引导了前者,也为其佛教爱好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经济背景和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