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水浒传》的悲剧意义

《水浒传》“梁山”叛逆群落的悲剧性内在于“梁山”自身。蕴含于“梁山”首领宋江形象中的忠与叛逆的矛盾冲突与蕴含于“梁山”群体形象中的义与叛逆的矛盾冲突之间的同构互渗,是构成《水浒传》悲剧性质的基本根源。从整体性的高度看,《水浒传》又是统治者与叛逆者共同的悲剧,这是由二者共有的两种悲剧性内涵（悲剧的实体性内涵：社会与历史周期律之间的冲突,悲剧的观念性内涵：人性与奴性的冲突）所决定的。而从作者的观念世界与《水讲传》小说世界的内在联系看,水泊“梁山”既是作者抗上意识的行化,也是作者乌托邦理想的折射,同时也是作者忠义价值观念的投影,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水浒传》的悲剧也就是作者施耐庵观念的悲剧。     

《雷雨》宿命观问题之我见

曹禺名剧《雷雨》是否存在宿命观念?这个问题,曾有个别评论家发表过保留意见或否定见解,然而绝大多数人却一致认为:《雷雨》存在宿命观念。这似乎已成了几十年来的定论了。我以为,持肯定论者之所以有偏颇之处,在于对以下三个问题的看法存在着偏误:究竟应当怎样辨别剧中人物的思想和作者的思想?究竟应当怎样理解作者的创作自白?究竟应当怎样判断一部悲剧是否存在宿命观念?搞清了这些问题,必然会得出相反的结论:《雷雨》不存在宿命观念。     

是新生,还是悲剧?——评《静静的顿河》新译本序

《静静的顿河》写的是主人公格里高力的新生,还是他的悲剧?这是自50年代苏联国内和中国评论界一直争论的问题,焦点在于错误、罪过在人物身上,还是社会责任。本文作者力主“悲剧”说,责任在于社会,造成悲剧的原因在于沙皇政府长期对哥萨克群众灌输的那种愚昧的偏见和特权,也在于红军和苏维埃政权中某些人的错误。小说结尾处,作者抓住了激情发展顶点前的某一顷刻,最能体现作品的悲剧性。作品的开头,对格里高力祖父一桩浪漫而又悲惨故事的描写,隐寓了作品的悲剧性。“新生”说认为小说的结尾预示了主人公的新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作品的整个结构、情节都是接着塑造一个悲剧形象的需要来安排的,而结尾无法扭转整部作品的走向。     

文艺学:自然科学理论的介入(上)

一、文艺学方法论借鉴自然科学理论是否可能文艺学方法论借鉴自然科学理论是否可能?有没有这必要?与其先从理论上加以申辩,还不如先从事实上加以说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理论源泉就得力于动物学和物理学理论,《诗学》中的“种类”一词,就直接借用了动物学的概念.亚里士多德说:“(悲剧)后来逐渐发展,每出现一个新的成分,诗人们就加以促进:经过许多演变,悲剧才具有了它自身的性质.”这便类似有机体的成长过程,一如从小马到老马的成长过程.《诗学》谈到悲剧的结构要求完整,“所谓‘完整’,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这     

简论郭沫若的悲剧观——纪念郭沫若诞辰100周年

<正> 郭沫若不仅创作了不少悲剧剧作,而且对悲剧艺术也有不少理论阐述,形成了他较为明确的悲剧观。他曾在《由<虎符>说到悲剧精神》一文中说:“悲剧的教育意义比喜剧的更强,促进社会发展的方生力量尚未足够壮大,而拖延社会发展的将死力量也尚未十分衰弱,在这时候便有悲剧的诞生。悲剧的戏剧价值不是在单纯地使人悲,而是在具体地激起人们把悲剧情绪化而为力量,以拥护方生的成分而抗斗将死的成分。”对悲剧的诞生和本质,悲剧艺术的意义和价值作了一定程度的揭示。     

试论《牡丹亭》的悲剧实质

对汤显祖的《牡丹亭》传统看法认为应划归悲喜剧,而实质上《牡丹亭》是一出悲剧。我们可以看剧中的主要情节:寻梦、化魂、皇帝判决,都有着喜剧性的表象和悲剧性的实质,是典型的悲剧情节。而这些悲剧情节正说明了作者汤显祖运用喜剧手法揭示悲剧内涵的原因。深刻地分析剧中某些情节,就可以看到“乐不胜悲”,从当时具体的社会情况来看,作者是以他自己与剧作主人公都难以回避的悲剧情绪,来表现那个社会“人”的悲剧。通过对杜丽娘的行动、遭遇的描写来反映生存悲剧,并将之扩展到当时整个社会的所有“人”。     

热爱痛苦与逃避悲剧——对中国雄浑与西方崇高观念根源的思索

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在论争,中国究竟有没有悲剧?如果说有悲剧,为什么中国悲剧观与西方大不相同?如果说中国没有悲剧,那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悲剧?……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学术界。近些年来,又引起了中国有无崇高(Sublime) 范畴之争。有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古代强调的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美,没有达到近代     

构成艺术悲剧的要素

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没有关于悲剧的专著论述,但他是准确地把握了悲剧的本质的、这一句话在揭示悲剧本质方面,超过了历史上一切悲剧论述的总和。我们不必和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悲剧定义相比较,(见《诗学》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17页)我们只和近代公认的对唯物主义美学有过卓越贡献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定义相比较,就可以看到鲁迅的论断是多么精辟。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悲剧是人生中可怕的事物。’这个定义似乎把生活和艺术中一切悲剧都包括无遗了。”(《生活与美学》第33页)但是“人生中可怕的事物”,说得     

论中国古典悲剧

一、中国古代有悲剧吗? 悲剧属于美学的范畴,它是通过描写正面主人公的巨大不幸与痛苦来作出美学评价的一种戏剧样式。我国古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人压迫人的剥削制度是万恶之源。长夜漫漫、黑暗如漆的封建社会,到处是产生悲剧的土壤,不知有多少真善美的事物被扼杀掉。面对这悲剧性的现实,古代一些进步的戏剧家写出了一些可歌可泣的悲剧作品。王国维曾指出,象《窦娥冤》与《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宋     

试论芥川龙之介《地狱变》中的心灵冲突——兼与西方悲剧精神比较

本文立足于芥川龙之介<地狱变>的文本,对这篇小说蕴含的思想进行了深度分析,指出作者在小说中并不是简单地对社会的恶和不公进行批判,也不是对主人公的不道德的艺术观提出批评,而是揭示了人性中的永恒矛盾,这就是人的世俗常情和艺术的超越精神的矛盾.作者通过主人公的牺牲而使矛盾双方得到了调解,完成了一个黑格尔式的悲剧.文章最后将该小说中的悲剧意识与西方悲剧意识从古今两个层面进行了比较.     

中国古典悲剧论

中国悲剧理论的诞生,理应是在有了悲剧这种文学样式之后.宋元时期,中国戏剧产生并兴盛了起来,中国悲剧也随之产生并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只是人们还没有明确地以“悲剧”一词冠之.“悲剧”是在本世纪初才由王国维等人从西方引进的.但并不能就此说,此前中国的古代就没有悲剧这种艺术形式.乾隆58年(1793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出使中国,曾与乾隆一起观看戏剧演出.他在他的《乾隆英使觐见记》中说:“戏场所演各戏,时时更变.有喜剧,有悲剧.虽属接演不停,而情节并不连贯…….”马嘎尔尼用tragedy一词,明确指出中国戏剧中是存在着悲剧的,这说明这一时期,中国的悲剧是符合当时一个普通西方人的悲剧观念的.中国悲剧发展到清代是承继了前代悲剧的传统的.面对这一文学形式的存在,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不可能视而不见,只是他们对悲剧常冠以“怨谱”、“苦戏”、“哀弦”等名称,而且也没能形成蔚为大观的类似于西方那样的悲剧理论体系.我们只是在他们的戏剧理论著作、戏曲序跋和戏曲评点中窥见星星点点.     

胡克与生活的悲剧意义

1974年出版的胡克《实用主义与生活的悲剧意义》一书。收进了他早先发表的一些文章,也有他为出这本书特地写的文章。其中尽管包含着作者不少人所共知的思想,但仍有许多新颖之处——它推翻了对于实用主义的许多传统观念,展现了跟存在主义某些主旨接近的东西。胡克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是要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精神生活中的一个问题,即生活的悲剧意义问题。评论性的文献往往把实用主义表征为美国生活方式的乐观哲学,表征为孕育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迅猛增长、孕育许多科技成就、孕育美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影响大大加强的成功哲学。是的,至少可以说由詹姆士和杜威改构过的实用主义,不单纯是方法论学说或认识论学说。这种以“人的问题”为对     

对“历史的必然要求”旧解的质疑

一八五九年五月十八日,恩格斯在就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写给作者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提出了悲剧的实质就在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的著名论断①。这一论断,对于正确理解各种悲剧矛盾冲突的特点和人物悲剧命运的真正根源,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然而,这里所说“历     

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新探

《长恨歌》作为一个悲剧作品,它描写的是唐明皇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悲剧。本文试从它作为悲剧这一特点出发,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拭撩其主题之神秘面纱。(一)从悲剧产生的原因和矛盾冲突看,它表示一种讽谕,一种劝诫。《长恨歌》的前半部分,诗人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记述了唐明皇因“重色“而“倾国“的悲剧过程,并以此讽谕后来的君王,引以为诫。主观上,《长恨歌》悲剧是由李杨自身的过失、弱点造成的,而客观上,其又包含着浓厚的社会因素。从悲剧的矛盾冲突看,《长恨歌》揭示的是帝王的个人情感、生活与封建的社会义务、道德、职责之间的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悲剧的根源在于他只会享用皇权而忽视了皇权听赋予他的重大的社会责任。因而注定了他们的悲剧结局:当他失去权力,爱情也就随之而毁灭。这既是个人悲剧,也是社会悲剧。(二)从悲剧塑造的艺术形象看,它展示了一种     

什么是祥林嫂的悲剧根源

鲁迅小说《祝福》是悲剧,主人公祥林嫂是悲剧人物,其悲剧根源,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将祥林嫂的悲剧归结于鲁四老爷,认为他是“封建政权的化身”,“杀害祥林嫂的刽子手”,好象没有他就不会产生祥林嫂的悲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封建“四权”(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是扼杀祥林嫂的四把屠刀。笔者却认为,造成祥林嫂悲剧的最深厚,最直接,最现实的根源乃是作者一贯发露和攻打的国民劣根性,在《祝     

关汉卿的悲剧意识

关汉卿的作品中,有一些属于悲剧。突出的代表是《窦娥冤》,王国维说它“即列入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当代王季思先生等编辑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也收了它。此外象《蝴蝶梦》《鲁斋郎》等,有人认为属于悲剧,有人认为不是悲剧,看法尚不统一,但人们大都承认这些作品的内容具有悲剧的性质。关汉卿虽然没有提出悲剧的概念,没有建立悲剧的理论,但他确有悲剧创作的实践,他的作品中确实表露了明显而强烈的悲剧意识。 这里所说的悲剧意识,不是指作品客观描写的具体的悲惨事件或悲哀气氛,而是作者在悲剧创作过程中所具有的主体意识,它对作者的创作实践产生支配和指导作用。由于悲剧不仅是一种戏剧的类型,而且属于美学的范畴,因此作者的悲剧意识决定着作者的审美观点和作品的审美效果。关汉卿是古代第一流的戏曲作家之一,他的悲剧意识在戏曲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     

读萨特的《苍蝇》

〕《苍蝇》是萨特根据古希腊神话故事改编的一部存在主义悲剧。作者借用这出浓郁的古代神话悲剧的诗意,艺术地破除了人对自然之谜的惶惑感,传递出人能战胜“上帝”,自由选择生活道路的现代意识。萨特要用悲剧主人公俄瑞斯忒斯自我选择的英雄气概,扫清处于战后苦难荒诞之中人们的悲观失望情绪,号召人们积极介入现实生活     

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的历史剧《济金根》的批评

本文就一八五九年马克思、恩格斯批评拉萨尔历史剧《济金根》的两封信,分析了他们之间在历史、现实、政治、戏剧、创作方法等方面的根本分歧,从而阐述了马克思、思格斯在这些方面所展现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同时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的现实主义命题和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要求,使得这两封信在文学艺术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文中特别论及马克思、恩格斯从未使用过“革命悲剧”一语,他们所使用的“悲剧”一语,其含义也与拉萨尔不同。“革命悲剧”的说法是拉萨尔提出的。苏联学者里夫希茨编辑《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书时,曾将有关书信和文稿汇集一组,冠以“革命悲剧问题”的标题;我国的某些学者沿用此语,并颇多引用恩格斯的这句话:“……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的冲突”,以为这是“悲剧”和“革命悲剧”的马克思主义定义,这同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是大相背谬的。     

从《悲剧心理学》看朱光潜对悲剧快感的创新性论述

《悲剧心理学》是朱光潜留学欧洲期间写作的博士论文。这本著作在对各种西方悲剧快感理论批判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作者对于悲剧快感的创新性理解,在悲剧快感、悲剧精神、悲剧缘由这几个方面尤其见出作者思考的深入和见解的创新。他强调悲剧快感是由于痛苦在悲剧中被感觉到并得到表现,从而消除了因郁积的能量导致的高强度的紧张,郁积的能量在得到宣泄和缓和后,就引起了快感。在悲剧精神上,他是既悲观又乐观,但归根结底是乐观的。他看重的是悲剧中体现出来的虽然失败毁灭但依然强烈的人类的尊严以及由此而生的振奋之感。关于悲剧缘由,朱光潜由于受古希腊悲剧的影响,特别重视命运在悲剧中的决定性意义。     

论悲剧艺术中的“审美价值直觉”

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悲剧艺术的伦理传统总的看呈弱化趋势而现代悲剧艺术由于受相对主义多元文化的影响,对善恶伦理的“超越”几乎到了取消善恶判断的地步,如此一来必然导致悲剧艺术的式微为了挽救悲剧这一传统艺术,应确立“审美价值直觉”这一美学概念,以实现美与善在悲剧审美的更高层次上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