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及我们的对策

一、全球化包括经济、文化、生态和政治等多方面内容，它为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但同时也使发展中国家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多方面的巨大风险，所以，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积极、稳妥的策略迎接全球化。     

中国经济崛起的全球意义

作为拥有世界 1 / 5以上人口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经济崛起有利于缓解世界贫困问题、优化世界经济格局和稳定世界经济增长 ,这本身就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同时 ,中国的经济崛起还通过提供市场贡献、利润贡献、结构转换贡献、成本贡献和资本贡献 ,直接促进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另外 ,中国在经济体制、对外开放和发展战略等方面都突破了许多束缚发展中国家发展思路的传统教条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模式意义     

安理会的麻烦

在批评家们看来,最大的时代错误就是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了,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来自非洲或拉美,除了中国外,也没有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同南亚和拉美对维和力量的贡献相一致,这些地区对代表席位的需求加强了印度和巴西要求入常的份量。     

巴西告诉我们:如何护住自己的“软肋”,攻击别人的‘软肋”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经济贸易规范的具体代表,成立於1947年,而巴西,这个发展中的大国,於该年10月28日在协定上郑重签字,成为它的31个原始缔约国之一,时光茬苒,修尔30多年过去了,巴西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中获得了多少好处？关税总协定对巴西经济的作用到底如何？让我们首先看看这几十年来巴西经济的发展概况。巴西是一个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从1930年资产阶级开始上台执政,实行工业革命,尤其从二战以後,巴西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从…     

巴西城市化的问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兼与中国城市化相比较

巴西是世界上经济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相当高.它的城市化先于工业化,属于过度城市化模式.在其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诸如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明显、城市贫困等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工业化滞后于城市化,属于滞后型城市化模式.纵观巴西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促进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要注重城乡统筹,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并且走生态城市化之路.     

论巴西在中巴经贸合作关系中的战略地位

巴西是拉美地区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拥有巨大的市场容量、资源体量以及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长期稳定的中巴经济合作关系是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两国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巴西是中国全面实施拉美战略的重要合作伙伴,是中国产品及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目标市场,也是重构国际经济秩序及全球产业链的重要支持力量,与巴西在农产品、资源及能源领域合作对中国未来增长尤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经济全球化角度来看,中国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应该高度重视并积极发展与巴西的经贸合作关系。继续巩固和加强中巴经贸合作关系是中巴两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内生需求。     

中国对安理会扩大的立场分析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安理会改革中，既要维护本国利益，也要维护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对于安理会改革中的焦点问题---安理会扩大，中国主张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性。对于积极“争常”的四国：德国、日本、印度和巴西，中国主要是根据双边关系的不同采取区别对待政策。中国不支持日本“入常”；对巴西、德国“入常”持消极态度；对印度“入常”持灵活立场。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对于四国“入常”的立场并非一成不变，可能会随着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的改变而改变。     

主旋律与变奏曲: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与营造周边环境相关性分析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条件下,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与营造周边具有紧密的相关性,建立国际新秩序取得的任何进展,都有利于营造周边环境,反之亦然。冷战后,北美、欧盟并立和亚洲加速组合所反映出的地区一体化趋势,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其背后的真正动机是以国家集团为单位巩固和扩展势力范围。中国积极参与地区一体化进程,不仅有利于参与区域秩序建设,而且有利于建立国际新秩序。     

TRIPS协议下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基准及实施策略

在TRIPS体制下,发展中国家丧失了根据本国经济成长阶段制定最合适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的自主权。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并不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追赶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TRIPS协定下强化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是个两难选择,中国需要游走在TRIPS协定外生给定的发展路径的边缘,尽力选择与其自身内生化的发展路径相切的交汇点。     

巴西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及其启示

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巴西虽然属发展中国家,但国有企业具有悠久的历史,其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对我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巴西国有企业的发展及其组织形式     

跨国粮商控制下巴西大豆在中国进口市场上的竞争潜力

中国是世界大豆进口大国,美国、巴西和阿根廷形成了向中国出口大豆的寡头垄断格局。但由于跨国粮商对大豆产业链的控制,中国在国际大豆市场缺乏定价权,卖方寡头垄断也被弱化。追求出口利益诱使巴西与美国在中国大豆市场竞争。从巴西大豆对中国的出口潜力、定价能力和政策动向3个维度考察了在跨国粮商控制下的中国大豆进口市场上巴西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关系。研究发现：长期内巴西对中国出口的大豆数量替代美国,短期内巴西出口旺季垄断能力加强且旺季持续时间延长;巴西积极调整大豆生产和贸易政策既提高了大豆出口自主定价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又有利于拓展中国大豆进口政策选择空间,改善中国从大豆进口中的贸易获益。最后,简要阐述了该结论蕴含的政策意义。     

巴墨高校高层次人才选拔培养的做法及启示

随着社会对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需求不断向高层次迈进,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高校作为高层次人才选拔培养的重要基地,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如何选拔培养更多更好的高层次人才,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加油助力,是高校目前面临的重要课题。文章作者在赴巴墨高校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介绍了巴墨高校高层次人才选拔培养的做法,分析了其对我国高校高层次人才选拔培养可资借鉴的地方,以期为改进和完善我国高校高层次人才选拔培养工作提供借鉴。     

WTO规则在我国适用的法律问题简析

“入世”对我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其中冲击最大的就是 WTO的规则在我国的适用问题。为此试从我国目前实践做法入手 ,并结合国内学界对此的理论研究 ,提出 WTO在我国适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可行性的建议 ,以期政府和实践机关作为理论参考 ,从而为我国在 WTO的竞争机制中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     

从东亚朝贡秩序到近代国际秩序的转变——中法战争后之中越关系透视

19世纪末爆发的中法战争,使得越南继琉球之后,成为第二个正式与中国断绝宗藩关系的重要朝贡国。它预示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传统关系,开始从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域性国际关系向资本主义列强主导下的全球性的近代国际关系转变。在此影响下,中越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交往模式,一种新型的中越关系自此开始。     

螺旋静态混合器内气泡破碎的数值研究

基于CEPII-BACI数据库2002—2017年的HS6分位数据,以“一带一路”国家为样本,从贸易关系生存的视角,通过将美国、德国、印度和巴西作为参照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进行了二元边际分析。结果表明:与其他主要出口国相比,在扩展边际方面,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出口的关系数量迅速增长,出口关系利用率增速较高,但同时也伴随着大量已有关系的中断和新关系的进入;在集约边际方面,德国出口关系的生存情况优于中国,而印度的深化情况好于中国。二元边际分解结果显示,集约边际对出口增长贡献更大,而出口关系中断带来的损失不可忽视。在二元边际分解的基础上进行反事实分析,发现出口关系生存率的提高不仅可以促进出口额的增长,还可以提高出口增长的稳定性。     

日本拟停止对华经济援助的思考

日本对华ODA始于1979年大平正芳任首相的时期。20多年来日本一直是中国大的援助国,日本对华ODA,特别是其中的日元贷款,支持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自2000年以来,日本大幅度削减对华援助,同时,外援重点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其中的原因以及对中日关系未来走向产生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成就、问题与对策

行政问责制度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实施行政问责制有赖于建构较为完善的制度基础。但从全国各地的实施情况看,建立真正长效的行政问责机制仍然任重道远,行政问责制的推行还面临着诸多困境。当前,完善行政问责制度,迫切需要解决问责意识淡薄、权责关系不清、问责程序缺失等问题。     

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因素分析

近20多年来,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双边贸易高速发展,两国都视对方为十分重要贸易合作伙伴.但些年来,双方贸易摩擦明显增多,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两国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包括非经济因素以及经济因素影响着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美国全球化战略、次贷危机、人民币升值等问题构成了中美经贸关系中摩擦加剧的焦点问题.本文剖析了造成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原因,最后提出若干针对性建议.     

中国民主同盟人权思想探析

中国民主同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成立的爱国民主党派。它从产生之日起就以保障人权、实行宪政为己任,其人权思想最初萌芽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纲领中,随着统一建国同志会发展为民主政团同盟,以及后来的中国民主同盟,其人权思想也不断地丰富发展。中国民主同盟认为,中国人权的最大障碍是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因此,必须制定以人权为价值取向的宪法,并以宪法为基础重新建构国家机构,由人民直接或间接的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国家以法律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